论马克思的道德黄金律

马克思不是非道德论者,马克思提出了道德黄金律:即在自由人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条件是影响人的存在与发展的物质经济与与精神道德因素。马克思金律是经济金律与道德金律的统一。经济金律在"帕累托最佳"那里被应用了,而道德金律却被悬隔。马克思道德金律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善的价值,而不是恶的障碍、危害。它是儒家与《圣经》、功利主义、康德金律等的扬弃。马克思道德金律,既有普遍必然性,也具有规范性,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原则。     

对抗价值虚无主义——别尔嘉耶夫宗教本体论的当代意义

价值虚无主义表现为宗教的衰微、信仰的丧失,否定一切绝对价值的功利主义、以及相伴而生的道德主义、反文化倾向的广泛潮流.别尔嘉耶夫作为俄罗斯精神的守护者,坚持一种完整的、包容一切的、具体的总体性,以及对终极价值与基础的意向追求,诉诸于最高的、神秘的"绝对存在"--精神的实在性,通过神秘的宗教体验、非理性的直觉主义,将宗教本体主义贯彻到底.同时还延续了黑格尔宗教本体主义的内在超越路向,在宗教本体主义的层面上使被遮蔽的"精神实在性",即人的最高价值和绝对自由显现出来.     

斯洛特移情关怀伦理学的价值内涵及其局限

斯洛特试图超越女性主义关怀伦理立足性别差异的道德视界,从英国情感主义道德传统和近年来道德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中汲取灵感,发展出一种基于人类普遍"移情"的关怀伦理,由此探索一种可兼具解释个体道德与公共道德的总体伦理学方法。他确立起"移情"在人类道德生活中的普遍价值,试图证明无论行为者的道德义务或公共道德事务均应以"移情"为基础。基于此,斯洛特将移情关怀伦理视为一种较之理性主义更适合道德领域的新道德情感主义。尽管这种移情关怀伦理的确在道德领域具有普遍性,但本文认为,这种普遍性并不表示它可以解释所有的道德问题,亦难以兼及所有行为规范,更不足以取代理性成为人类道德生活的全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属性

尽管学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理论框架等进行了富有成果的讨论,但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属性仍然存在模糊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属性应体现在三个方面:普遍性与民族性、单元性与复合性、保护性与扩展性.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具有普遍价值理念,民族精神的精华,道德单元构成,道德单元与道德意识、实践的复合,保护性"硬核",自我完善与不断创新等属性.     

“美好生活”的自由逻辑

"美好生活"概念凸显了生活的真、善、美及其统一,蕴涵内在的"自由"逻辑。"美好生活"的自由逻辑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日常性和自在性,美好生活是人的一种感性的自我享受的"常态自在"生活,即一种"受动中能动"的日常生活;二是精神性和超越性,美好生活是人的一种灵性的自我价值实现的"积极自由"生活,即一种不断充实和拓展精神生活空间的道德生活。新时代"美好生活"构想,体现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思想,反映当代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基本诉求及其自由面向,标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和道德愿景。     

全球化视域中的生态主义伦理精神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现代人类文明最稀缺的价值资源是"精神"与"伦理精神"。当全球性的生态难题开始挑战人类的生存底线,当全球化的浪潮甚至思潮妄图主宰生态时代的价值判断,生态主义"伦理精神"的回归成为共同的时代期待。如果说,"精神"的本性是"自由","伦理精神"是超越了个体的道德精神与人格精神而形成的"共同体精神"与"实体精神",那么,生态主义伦理精神则是重要的"伦理生态人"精神、"道德实践人"精神和"人类人"精神。在国际局势错综复杂的当今时代,应当构建生态主义伦理精神与民族精神,消解"经济中心"与"科技至上"的价值霸权、避免文化殖民主义的侵略扩张并扬弃文化相对主义,在异质文明的生态对话、生态融通与生态合作的基础上促成生态发展,唯有如此,生态主义"伦理精神"才能融入"民族精神",并最终成为"民族精神"。     

以赛亚·伯林“共通人性”视阈下的“基本道德范畴”

作为一个价值多元主义者,伯林对人类生活中的决定论理念的反对与他对道德生活的观点之间存在着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凸显为伯林根据选择活动来认识人性的构成。伯林认为价值虽然受文化所限,但反映人类基本需求的价值通常是具有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这种能够满足人类需求的"基本道德范畴"并非倚仗形而上学的庇护,而是体现在欧洲文明共同的历史和语言以及思想之中。自由作为人类所需的"基本道德范畴",伯林并没有简单地在自然层面和传统层面予以区分,而是在这两种层面之间设定一种价值缓冲的范畴——亦即在大多数文化中,人们生存所必需的价值并不具有永恒性或与基本价值相类似。同时,伯林也意识到对人性的研究离不开对一些基本道德概念的用法的理解,对伯林而言,一种合适的以基本道德为基础的理念通常被认为是和需要基本道德规则支撑的"共通人性"相类似。     

先秦儒家伦理精神的现代价值之考量

先秦儒家伦理思想与道德原则体系呈现出三层结构的样态,是一个完整而严密的人文伦理价值体系。而贯穿其中的先秦儒家伦理精神可以概括为对"自我完善"及"兼善天下"的自由、平等、理性与完满的价值追求,具体包含七个方面的内容。其实质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也是自律价值与他律价值的统一。这种先秦儒家伦理精神对现代中国的伦理价值系统既具有补充与匡正的意义,又具有向现代伦理精神转化和创生的内在机制。     

究竟如何理解道德原则的历史性?——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论述的分析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论述表明,"道德原则的历史性"意指道德原则的特殊性和相对性中蕴含着普遍性和绝对性,道德原则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承认道德原则的普遍性和绝对性,是克服相对主义道德观唯一有效的路径。强调道德原则的历史性,其要旨不在于否定道德原则的普遍性和绝对性,而在于反对空谈道德的道德主义。运用历史性的道德原则"改变社会",要求在物质生产领域探究社会现象的道德属性,揭示并消除非道德的根源。     

《论语》的道德自由精神探析

儒家德性伦理中不乏道德自由精神.《论语》天命观念下主体的意志自由,礼乐行为规范下的主体道德行为自由,社会等级秩序下的道德境界自由,充分体现了主体在道德活动中看似被压制实则具有丰富的道德自由精神.道德自由精神反过来又折射出儒家的德性精神,以及人生、社会的理想建构.     

道德教化模式的转换

本文认为,我们以往所遵从的道德教化模式是制度化结构与精神价值系统严格"同构"的,这种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新的社会历史格局.要使我们能够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道德困惑中解脱出来,就必须实现道德教化模式的转换,即实现制度化结构和精神价值系统在方法论层面上的相对"分立".     

程颐经权观对道德准则普遍性的维护

程颐反对汉儒"反经合道为权"的经权观,提出了"权即是经"的理论。他将"经"视为必须普遍遵循的道德准则,而从"权衡"的意义上来理解"权"。他认为,"权"是内在于"经"的,通过"权"的方式来实现行为合理化的过程,正是具有普遍性的"经"在现实道德生活中落实和展开的过程,"经"的普遍性是不容置疑的、绝对的。这样,道德准则不但在抽象的形而上的层面上具有了普遍性,而且在现实的道德生活中也成了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标准。尽管程颐的经权观在理论上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他通过经权问题对道德准则的普遍性的强调,反映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发展的必然,对于道德准则约束力的提升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湖湘学派道德理想主义探论

宋代新儒学从周敦颐的"以诚论性"到张载的"民胞物与",再到程颢的"万物一体",都带有强烈的人文情怀和道德理想,而湖湘学派的"求仁""成性"理论更是将其发挥到极致,最终将儒家的道德理想精神演变成为天道性命之学,构建出对人生、对社会的道德理想主义。湖湘儒学的"性气合一""以诚论性""明体致用"将新儒学的道德性命之学与经世致用之功有机结合,赋予经学之术深厚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基础。在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复杂曲折过程中,湖湘学人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既重道德之体又重经世之用,是儒家的历史使命感与民族责任感融合的具体体现,这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着重要的作用。     

作为自由的法则：康德与“自律”观念的演绎

作为与纯然实践理性相结合的意志能力,康德的自律观念不仅具有独立于感性偏好的消极意旨,而且更强调确立普遍法则保障平等自由的积极取向,从而展现出独特的思想内涵。同时,在其具有普遍性、形式性特征的定言命令表述中,康德亦基于自律及其表征的人性目的使其呈现出规范性的价值旨趣,此阐释方式乃是回应相关论证以及指责的重要思想资源。此外,该方式还促使自律观念在行动中与道德法则相互契合一致,并通过其对自由的绝对价值以及道德人格理想的彰显,使定言命令论证的有效性得以可能。     

陈寅恪、贺麟论“三纲”的现代意义及其反思

陈寅恪与贺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三纲"之于中国现代道德建设的意义。陈寅恪通过对王国维自杀原因的文化学分析,高度肯定王国维为旧道德殉难的精神意义,认为王氏自杀恰恰体现了他"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而且,陈氏认为,《白虎通德论》中的"三纲六纪"的道德伦理思想是中华文化精神所在。贺麟先生认为,"三纲"是"五常"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比五常更具有道德伦理的约束力。如果经过自由意志的过滤,"三纲"的绝对伦理要求恰恰与康德讲的"绝对命令"有相通之处。陈、贺二先生对"三纲"现代意义的阐发,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反思。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道德观三问

通过对唯物史观与人本主义的关系、唯物史观是否拒斥道德精神、唯物史观是何种道德价值立场的逻辑追问,可以发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蕴含着深厚的人本主义精神,这种人本主义精神是实践人道主义,它不满足于一般的道义批判,它主张将道义批判化为现实行动,在创造新生活世界的积极行动过程中使人自身获得自由解放.     

人权进入道德语境的合理性——第六届“全国人权与伦理学论坛”综述

正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六届"全国人权与伦理学论坛"于2017年10月21-22日在深圳举行。论坛中,"人权进入道德语境的合理性"这一议题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关注,专家学者从人权的普遍性范式、人权的现实目的以及人权与道德关系的理论困境等三个层面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一、人权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范式与会者为人权进入道德语境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的一个方面,即在于证明人权同道德话语在性质     

论孟子伦理思想中的自由理念

西方自由主义者强调人在法律限度内的不受干涉的自由状态,而孟子则以自由自觉的道德本心和德性品质为基础提出了人在道德层面上不受干涉的自由状态,形成了独具儒家特色的自由理念。孟子的自由理念涵盖了四个维度的要义,从道德发生学和道德哲学的维度,孟子认为道德善性内含于人的本心,而人的本心是道德主体与道德本体的合一,因而人的行为只要是基于本心就无往而不是自由的;从道德修养的维度,孟子主张道德修养是"反求诸己"的内省和自修,它是对道德本心的自由自觉地扩充和发扬,体现出道德修养的主体自由状态;从道德行为的维度,孟子认为道德行为的自由并不是一种恣意放任的自由,而是一种以德和法为基础的自由,人在实现自身的自由的过程中要接受德与法的双重约束;从道德人格境界的维度,孟子摈弃了圣人人格的至上性、神秘性等特征,主张圣凡同一的普遍平等性,倡导"人皆可以为尧舜"的道德自由理念,从而构筑了更加自由自觉的道德理想境界,赋予人更多的自由选择空间。     

论道德自由的三个基本向度

自由是人类永恒的价值目标。人类有无道德自由?道德自由是什么?这些道德形上问题一直困扰着思想家们,也关涉到现实道德生活的质量。道德自由不仅是一种意志自由,也是一种自由境界;同时还应该包括道德自由权,亦即道德自由在道德权利上的表述,它是衔接意志自由和道德自由境界的桥梁。道德自由的这三个向度相互联系,共同构成道德自由的丰富内涵。一、道德意志自由向度意志自由最先从伦理角度提出,后发展成在哲学意义上对自由与必然、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探讨。在伦理学范畴里,意志自由是“……指人在行动时对善与恶,道德与不道德的一种选择自由(…     

道德本性谋划的儒家进路——以樊浩先生“‘德’—‘得’相通”论为中心的讨论

樊浩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德"、"得"相通是中国伦理精神的价值原理。其要义在于:中国伦理同时具有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并由此形成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实用主义互为依托的特质;此种特质解决了"德""得"之间的张力,并指向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统一。以儒家经典为分析文本展开思考,"德者,得也"中存在着道德本性谋划的两种进路:主流儒家以道德为目的性之存在,事功学派以道德为工具性之存在,而"德""得"之张力则在大众文化中得以消弭。因之,樊先生虽然准确把握了中国伦理精神的特殊旨趣,却没有具体解答这两种儒家进路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线索与实际影响。儒家伦理形态能否成为当下的道德救穷之途,或可从其中得到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