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现象学视野下的公民教育的目的和实践

政治现象学把政治看作人存在的一种基本样式,倡导一种回归生活世界的政治,一种协商民主的政治.这对理解公民教育很有启发意义.从政治现象学的角度看,公民教育意味着通过协商民主的教育生活,培养具有参与、享受和推进社会民主能力及品德的现代公民.     

欧盟电子参与及其价值审视

欧盟存在"民主赤字",在消弭民主赤字的尝试中,欧盟机构实现了对公民价值的重新发现。2000年以来,欧盟机构一方面制定了各个阶段的立法文件,为公民电子参与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尤其是欧盟公民动议权开创了地区层面直接民主的先河;另一方面,发起了在线讨论活动,各种网站和在线协商论坛推动了双向互动、泛欧洲的话语交流。电子参与的价值在于能够改善代议制民主政体的合法性,提高政府公务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提升政府的责任性,有助于实现伟大政治思想家的民主理想。但民主政治改革最重大的挑战不是技术性的,而是社会性的,电子技术成不了民主的救世主,它只是工具。     

重合利益中的工具性:城市基层协商民主的导向研究

协商民主在城市基层得到了大范围的实践,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良的协商样态,影响协商民主的可持续发展。既往的研究大多从"功能论"层面解读协商民主的优势,本文尝试引入"利益论"的分析框架,寻求基层政府推行协商实践的动机。在对12个案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当前城市的基层协商尽管有公共利益和自身利益的"重合性动机",但是解决当下治理难题的工具性倾向明显,对把握和落实协商民主价值性的动力则相对缺乏。由此,在城市基层协商结构和过程展现出"领导-服从关系"和全程把控的特征。     

政治民主的学理思考与现实意义

政治民主是指所有公共事务的最终决策意志应该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内的全体公民.政治民主是个体公共人格的展现,是一种协商过程,是政治正义的题中应有之意.政治民主的功能在于:它是政治自由的坚实保障,与政治平等相互支撑,可以促进社群分合.其价值局限性在于:它容易导致非理性的集体行动并侵犯个人价值,忽略商谈缺位者的利益,偏离社会的整体价值导向.在当前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中,政治民主可以巩固民众本体的意识,鼓舞和引导人们的政治和公共参与,促进良性政治的形成.     

公民参与与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一般指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先进政治成果的总和,如先进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先进的政治文化等。现代政治文明一般表现为:政治运行制度化、法制化;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政治参与广泛化;政治稳定等等。其中,广泛的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因此,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必须扩大有序的公民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公民参与的功能和价值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在本质上是大众的…     

政策协商原则及实施保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民主理论呈现出一种"协商民主转向"的趋势。从实践和运作的层次看,协商民主可分为宏观层面的政治协商、中观层面的政策协商、微观层面的社会协商。中国的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与世界几乎保持同步,而协商民主的中国实践在国家制度层面、政府政策层面、基层社会治理层面都有开展。本文集中论述政策协商的主体、范围、程序和效力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旨在明晰政策协商的参与人群主体、协商的内容、协商开展和运行的过程和程序、协商的落实和实施环节,说明政策协商的改进应该将协商民主原则引入政府决策、执行、反馈和评估的各个环节,建设协商主体明确、协商内容清晰、协商程序法定、协商效力切实的政策协商民主机制。本文认为,政策协商有助于推进中国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中观层面的政策协商如果进展良好,能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产生延展性影响——在宏观层面有助于形成国家层面的民主建设的良好的基础条件和氛围;在微观层面有助于一个现代社会的成长,塑造现代公民,培育公民文化。     

社会管理创新与民主参与的法制建构

社会管理创新的本质是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扩大民主参与、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的本质要求和基本实现路径.扩大民主参与以协商民主理论为理论基础,以民主管理为施政方式,以规范有序为基本原则,以理性自律为行动保障,以协商沟通为实现机制,以程序规范为制度前提.当前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扩大公民有序民主参与,应当着力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将公民参政议政和民主参与纳入法治轨道,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议事法》.     

言语、行动与共识:协商民主的三重面向

协商民主既是西方学术界的新宠,也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形式与未来走向.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与实践运转,必须以协商民主的规范性理论为前提基础.从言语、行动和共识三重规范性层面来看,协商民主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政治意涵:从语言视角来看,协商民主诉诸于语言构建“以言行事”的语言政治:从行动视角来看,协商民主体现了“以对话为中心”的对话(交往)政治,即以公民直接参与、公共讨论、说理论证、相互理解、修正观点等具体的行动步骤,构筑公共协商机制,丰富了民主政治的过程；从社会文化背景视角来看,协商民主是面对社会群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差异性的“社会事实”,实现政治合法性和政策正当性的宏伟抱负,体现了新的共识政治观.     

论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的差别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当代西方协商民主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别:二者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不同,植根于大相径庭的思想文化土壤和政治实践基础之中;二者赖以支撑的制度保障不同,中国协商民主得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等多层制度保障,而西方协商民主受资本主义私有制制约,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二者的协商主体不同,中国协商民主具有政党、民族、社会团体、基层组织、公民等多层次主体,而西方协商民主着重强调公民个体的主体地位,缺乏政党之间、社会团体之间的有效协商;二者的表现形式不同,中国协商民主正在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立体协商体系,而西方协商民主则主要表现为个体协商。     

统一战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政治基础

统一战线作为共产党的重要法宝,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政治价值,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发展的政治基础。首先,它以其团结、联合的本质和凝聚人心、汇集力量的政治优势,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人民性。其次,统一战线的各革命阶级联盟性质奠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形态,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政治制度基础。第三,统一战线发展的实践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政治平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拓展了统一战线的发展空间,使统一战线的政治平台向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论析

新时代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则是其中一个重要部署。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是中国协商民主的重要开拓者。毛泽东对中国协商民主发展道路的思考及探索，主要体现在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群众工作与政党政治等四个方面。这是协商民主由(党)内而(党)外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思路，具体化为党内协商民主、军事协商民主、党群协商民主、党际协商民主四个实践形态，最终形成“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的深刻认识，对于新时代中国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协商民主影响公共政策的若干思考

制定公共政策需要发扬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对公共政策制定的作用在于可以优化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完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以及促进公众参与和诉求表达,最终形成政策共识。创新协商民主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方法,必须加强政策制定过程中公共议题提出和形成的民主协商;努力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兼顾协商民主各种诉求表达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强化公共政策制定中协商过程的公开性和协商意见的透明化;树立公共政策制定中决策型协商的理念。     

公民行政参与的逻辑与实现

行政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体现着公共行政的民主化和有效性的程度,也是衡量民主发展的尺度。行政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核心,是民主宪政对新时期行政发展的特殊要求,代议制民主为行政参与提供了实践基础和动力;代议制民主所蕴涵的公共权力在公民和政府之间存在委托与被委托关系这一价值理念为行政参与提供了逻辑起点。行政参与实现需要满足公民的知情权,行政公开对此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建立健全政务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民对政务的知情权,以使公民真正具备参与的前提条件至关重要。     

协商民主的路径——公共权力制约的民主选择

协商民主理论主张以沟通、交往的理性实践观来实现公民主体与权力主体的平等交流,强调通过讨论、交流、对话等方式培养交往主体的公共理性精神,实现政治民主.协商民主以理性对话的柔性机制,创新了对公共权力制约的民主形式,符合当代中国政治民主化转型时期社会稳定的需要,可以作为政治民主化改革的重要路径.     

协商民主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价值导向与对策思考

化解社会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当前社会矛盾呈现从隐性走向显性,从单一走向叠加,从温和走向对抗的状态,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并做到矛盾不累积、不蔓延、不激化是当前社会建设领域的一个关键性任务。而协商民主倡导理性表达和有序参与,主张通过对话、沟通、协商来凝聚共识,被实践证明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一种较好形式。要充分认识协商民主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价值与作用。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协商机制、创新协商平台,建立完善协商的法治保障,切实提升公民的协商意识和协商能力,从而提升协商民主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作用。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内涵——基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考察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标识性概念,与政治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关系紧密。全过程人民民主立足于中国历史实践,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自由主义民主”的历史逻辑,它内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紧扣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体现在对民主价值的追求过程中,是一种融合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自治民主的民主形式。全过程人民民主立足于解决实践问题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在学理上回应了民主与治理,中央与地方,政党、国家和社会间关系的问题。     

“企业型政府”理论顾客导向理念的伦理分析

企业型政府理论倡导的顾客导向理念,是对现代民主政治生活中的公民主体性地位的确认,构建了以公民为中心的新型的伦理关系.但这是将复杂的公民角色简单化经济视角的顾客,否认了公民的多样化的需求,导致对公民角色定位的偏差,在确认公民的主体地位同时又降低了公民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角色定位的偏差,导致将政府与公民间的政治关系片面地理解为市场机制下的企业和顾客之间的经济关系,走向了将公民置于政府与公民关系中的被动的接受地位；也模糊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逐渐压缩公共领域的存在.顾客导向理念带来很难使公共服务做到公平、公共利益难以保证、公务员的伦理责任不断弱化等伦理问题.因此必须根据对公共利益的准确理解,将政府服务对象由顾客重新回归公民,由顾客导向走向公众参与.     

公民有序参与简论

在当代,公共治理主体由政府变成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参与的多元治理模式。公民民主意识正在觉醒,政府与公民关系开始悄然重构,传统行政文化的官本位倾向遏制了公民参与热情;公共空间不畅,政府公信力不强,法治引领缺位,制度化程序的缺失,导致了参与无序。实现公民有序参与的路径探索有五个方面:实现政府职能根本转变,建设公正社会;建立健全合理的参与制度保障体系;保证参与的合法性、程序性、可操作性;培养提升公民参与管理意识,公民角色地位得到厘清;引导公民的公共理性参与,保证社会管理的有序性。     

政治伦理文化与社会治理

任何一种社会运行的模式都受到所处政治文化语境的深刻影响,又刻画、改变着政治文化。要准确把握我国社会治理的政治哲学内涵,就必须细致考察社会治理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人们在社会治理中角色定位的重要标志,深刻影响着社会治理价值目标的设定,引导着社会治理参与,牵引着人们治理参与的行为选择,是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有助于改变政治权威文化,有益于公民文化的构建,有利于凝练新型民主文化。把握社会治理机遇,发展政治文化的要点在于以社会治理为抓手引领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以社会治理为切入点建构现代政治文化话语体系,以社会治理为平台拓展政治文化的现代视野。     

政治妥协的伦理价值如何实现

政治妥协是现代民主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也是政治文明程度检验的重要表征。它是以公共理性为前提,政治正义为基础,协商民主为关键的伦理价值实现。政治妥协是一种理性策略,这种策略是和平政治秩序的价值保障,公共理性蕴含政治妥协的伦理前提,同时也散发政治妥协的伦理智慧。政治正义不仅能为政治妥协提供良好有序的政治环境,同时也奠定了合理性、公正性、道义性的基础。而协商民主其实也是一种政治妥协的达成,政治妥协贯穿整个民主协商的过程。协商民主为政治妥协的实现营造和平的氛围和环境,提供平等对话的平台,促使"适度"平衡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