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多诺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从信念伦理学谈起

阿多诺曾把康德的道德哲学视作信念伦理学,并对之展开了批判。他的批判直指康德道德哲学的两个理论前提,即理性是目的自身、理性存在者是"本真的自我"。阿多诺一方面指出理性并非目的自身,并试图解决它与感性自然的矛盾,从而消解道德哲学在理论上面临的行为难题;另一方面强调在错误的社会中没有正确的生活,并试图嫁接社会批判与道德哲学,从而希望道德哲学的诉求能够被真正实现。不过,由于阿多诺没有注意到信念伦理学"强"与"弱"的差别,因而他的"强的信念伦理学"的判定存在不足。尽管如此,阿多诺的批判还是击中了康德道德哲学的要害,并提供了这样的启示:若要真正过上正确的生活,既不能夸大抽象自由的重要性,也不能放弃对权力统治的批判。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识哲学蕴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丰富的意识哲学蕴涵。这表现在意识形式与商品形式的同一性中。直面笛卡尔以降作为现代性原则性框架的"意识的内在性",马克思超越了这一框架所先行设定的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之间的虚假对立。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把握,笛卡尔以来思维的概念形式可以选出意识的内在性,追溯到资本主义的交换抽象。商品生产塑造了社会意识形式,作为现实抽象的商品形式构造出一种与体力劳动分离的、具有独立外观的纯粹智力。而正是它掩盖了作为物质形态"人格化"的意识形态幻象。     

何谓批判理论?——阿多诺《关于批判理论的要点说明》解读

除霍克海默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外,阿多诺1969年去世前几个月写下的《关于批判理论的要点说明》是少有的对批判理论进行全面、具体定义的文献。冷战格局之下西方资本主义的全新形式以及现实社会主义所带来的问题是阿多诺写作这篇文章的深层现实背景,而"六八"运动带来的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思考则是直接原因。在这篇说明中,阿多诺论述了批判理论的逻辑结构,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非体系性和开放性,揭示了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根本区别,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突出了内在批判和理论独立性。阿多诺对批判理论范式所做的厘定,特别是它对于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系的强调,对理解法兰克福学派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阿多诺对斯特拉文斯基的三个批判

本文以斯特拉文斯基和勋伯格的音乐观念为契机,分析了阿多诺批判斯特拉文斯基的三个方面：“伪装”的现代音乐、反主体性以及基于本体时间基础的音乐作曲问题;文章进一步分析了阿多诺批判斯特拉文斯基的出发点并指出其不足之处,同时指出阿多诺音乐哲学的社会意义。     

阿多诺对“艺术介入”的批判

艺术自律与介入的关系,亦即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是阿多诺"否定美学"的核心。阿多诺认为任何艺术都具有二重性,即自律性和社会性;自律艺术也具有二重性,即兼具真理性和意识形态性。然而,艺术要真正发挥社会批判作用,就必须是自律的,即艺术自律是艺术介入社会的前提。阿多诺提倡艺术自律,批判艺术介入。他认为具有整一性的审美形式是艺术介入社会的最佳中介。阿多诺这种艺术社会学思想的形成与他的"实践"观念密切相关。     

内在性的重构与唯物主义的政治意蕴——重思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来源与特质

自启蒙运动以降,政治哲学的逻辑支点从超验性转移到内在性。内在性奠基于近代意识哲学,但被马克思予以唯物论地改造,形成了内在性唯物主义。内在性唯物主义不以任何形而上学的"一般实体"为对象,而是旨在揭示"存在"(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的先验结构。正是基于唯物主义的内在性,马克思不仅以物化批判揭示出意识同一性的社会基础、更新了认识论批判的传统模式,并且发现"存在"之真实、具体的面相是"非同一性"。从"存在"的"非同一性"可见,不仅劳动的内在剩余本性塑造了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的整个结构,并且资本主义从其内部孕育着变革现存社会关系的"新社会的因素"。这种"新社会的因素"作为资本同一化统治中的剩余空间,是实现解放的现实起点。     

资本时代“心理一般”的方法论批判

本文致力于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出发,内在性地把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在心理学研究及批判中如何可能,以加深对传统心理学及其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理解:心理存在不是直观的作为自然对象的物(Ding),而是作为客观抽象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die gesellschaftliche Beziehung der Personen)。在心理学中它表现为作为现代发明的"心理一般"。心理一般只有沉降到历史关系的具体层面,才能完成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论跃迁,以此勘破心理一般带来的双重幻象。对心理一般事物化颠倒及其物化错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需要与其虚假的同路人区分开来,这个同路人就是从抽象的主体价值出发进行批判的抽象人本主义逻辑。     

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法哲学的批判及其理论效应——自由主义批判视域下的重理与检视

晚近以来西方学界对黑格尔国家法哲学的自由主义定位,使得我们有理由重理和检视马克思有关黑格尔国家法哲学批判的理论效应。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法哲学的批判,展开为市民社会与国家主义的双重批判,进而确定了唯物史观及其社会政治理论的起点。对市民社会及其有限性的历史批判,使得无产阶级被抽象和规定为世界历史主体,而市民社会的质料方面,则被规定为历史生产的首要的和决定性的方面,由此建构起唯物史观。但是,自由主义视域下的黑格尔国家法哲学解读,则完全无视这一历史视界。马克思对国家主义的批判集中于揭露王权及其基督教国家的封建主义本质,并导向人民民主,由市民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意义上的政治解放以及政治革命,转向社会解放与社会革命,由此,马克思的社会政治理论同无政府主义及其民粹主义区分开来。但是,对黑格尔国家法哲学的自由主义定位,依然只是将马克思的社会政治理论看成左翼激进主义,从而也不可能真正理解现代社会主义传统。     

人的解放与内在批判——再思早期批判理论的“活遗产”

尽管早期批判理论的个别时代诊断可能会显得陈旧了,但是它独特的批判方法仍可被视作"活遗产"。这种独特的批判方法就是内在批判。早期批判理论所阐述的内在批判,仍然是追求人的解放最为恰当的方法。遵循内在批判就是要在社会现实中挖掘解放的潜力。不可否认,早期批判理论对于时代的某些诊断具有一定的"副作用",最为致命的副作用就是使得内在批判不再可能。为了继续推进批判理论的发展,就必须要修正早期批判理论的某些时代诊断,以使得内在批判重新成为可能。这既是贯穿第二代、第三代批判理论家的核心任务之一,也是当代诸多批判理论家努力的方向。借助一种关于规范的矛盾的思想,内在批判所面临的棘手问题能够得到很好的解答。     

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市民-公民”观念及其批判意蕴

"市民-公民"是西方近代社会变革中由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而赋予个体的双重身份,呈现了现代人的存在及其本质的二重化,也是分析现代社会的重要理论范式。批判地汲取西方近代"市民-公民"观念,并据此提出和阐明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及其关系问题,是马克思早期思想革命性变革的重要内容。梳理和阐明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市民-公民"观念及其批判意蕴,对于解析当代中国"市民-公民"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汉末批判思潮与人文主义哲学的重建

东汉末年出现的批判思潮,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批判思潮,它既是一次现实的政治批判,又是一次文化思想运动。关于前者,人们说了很多,主要是对政治腐败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弊端和衰败所作的揭露和批判。这种批判表现了知识份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忧患意识,代表了当时的社会良心。当时出现的一批思想家,敢于面对现实,指陈时政,无所顾忌。他们对各种     

黑格尔的法权哲学和马克思的批判——两种政治哲学观念的交锋

本文把黑格尔对法权制度的历史经验阐述从辩证逻辑体系中抽象出来,展开了黑格尔对现代社会国家合理性的哲学论证,并为理解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笔记准备条件。本文分析出马克思的笔记中逻辑学批判、政治批判和经验批判的三重要素,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冲突集中于"中介"是否能够调和矛盾的问题。本文在强调马克思对革命民主主义论证的同时,也分析了他当时不成熟的思想带来的误解,并指出马克思通过黑格尔最终发现了私有制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基础,由此开始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     

青年马克思与启蒙自由观:承继与批判

众所周知,启蒙所塑造的现代性的社会图景构成马克思时代的问题域。青年马克思与启蒙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一关系大体上呈现为三个阶段:继承、反思和批判。青年马克思从启蒙的核心——自由问题,展开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博士论文和《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在启蒙哲学的影响下,经历了从本体自由到现实自由的承继阶段;在克罗茨纳赫和《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实现了对启蒙自由观的彻底批判。这一过程具有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一,通过对启蒙塑造的"抽象政治自由"的批判,实现了对启蒙自由观的初次反思;其二,进一步揭示和扬弃了启蒙的形而上学根基——形式化的原子个体自由,完成了对启蒙自由观的深层批判。     

论马克思的宗教批判——重读《论犹太人问题》

《论犹太人问题》在政治国家确立、市民社会解放的新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宗教问题。与基督教超越尘世的性质一致,政治国家超越于市民社会之上,实现了作为抽象的普遍性的基督教精神,并使现实的个人提升为抽象的类存在即公民。马克思认为,与此相反,自私自利的犹太教精神在失去了普遍性的市民社会中得到实现,而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并沦为缺陷定在的私人则成为犹太人。市民社会作为犹太精神的实现,只有在基督教世界,即实现了基督教的政治国家中才能得到实现,因为基督教、政治国家的实质是抽象的普遍性即二重性:普遍性从现实中分离出来并成为抽象,使现实变成缺乏自身普遍性的缺陷定在,同时作为一种现存的东西与缺陷性定在相并列,在现实生活和个体身上完成二重性。扬弃宗教的根本,是扬弃二重性。     

“主谓颠倒”的颠倒——论马克思对语言形而上学的批判

西方语言哲学的主流传统是"主谓颠倒",主词在整个语法结构和存在结构中具有决定地位,谓词从属和依附于主词,这是形而上学的语言根源。马克思对黑格尔"主谓颠倒"的批判可视为对语言形而上学的批判,把"现实的人类个体"作为主词,抽象范畴作为谓词来言说和述说主词,才能颠覆"主谓颠倒"的语言形而上学。马克思对"主谓颠倒"的批判是为了构建其唯物史观,取消"自我意识"的主词地位,代之以"现实的人类个体",才能奠定唯物史观的哲学根基。     

对物化的批判为何反而成为物化?——评阿多诺对海德格尔反主体理论的批判

海德格尔在否定主客体框架的基础上来批判物化,在进行这样的批判的时候,他弱化了主体,把最基本的生存结构内化到人自身,使人顺从现代社会的物化结构。由于他弱化了主体的作用,所以他只能采用现象学直观的方法来把握存在,于是存在就变成了直观的对象,具有了存在者的特征。这样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就有了一种客观主义的倾向,即用资本主义社会所普遍出现的功能关系来代替实体,从表面上看,这避免了物化,但是这个东西类似于无形式的质料,是不能用概念表达的东西,是"X"。在阿多诺看来,海德格尔之所以需要这个最终的"X",是因为他要虚假地满足社会对稳定性的需要。虽然海德格尔批判了物化,但是他只是否定了物化的外在条件。阿多诺对海德格尔的批判的核心是,海德格尔虽然把存在和存在者区分开来,但是他还是让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存在者的特征。     

近代社会契约论中的个人主义及其前提批判

古典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并非科学实证研究的产物,而是一种批判化的规范模式。它所表达的自然权利诉求为自由主义的工具性国家观提供了根据,从而成功地改变了现存政治制度的基础,但其非历史的抽象哲学论证和个人主义的前提假设备受质疑。马克思以现实的个人来批判那种抽象的、超历史的个人,认为近代思想家的抽象人性论把资产阶级本性误以为是亘古不变的人类本性。本文认为,作为一种政治寓言,古典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是被用来对政治权力施加限制或证明政治权威的合法性的,其中的政治主张参与了资本主义文明进程,但与资产阶级的利益追求没有必然的关系。     

“非正义”的批判概念

本文涉及"非正义"的批判观念问题,主要通过着眼于社会批判理论的三个基本要素(批判、阐释和规范性)来关注非正义问题。首先,它澄清了批判的社会批评具有内在性的必要。其次,它关注了上述三分法各要素间的关系,并强调了这种分析对批判的社会理论所带来的结果。它表明,只有在三个要素相互建构关系的链接中才能勾勒出非正义/正义的批判概念。     

《剩余价值学说史》中的资本逻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前提性批判

通过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现存社会关系是在历史运动中,通过人们的感性交往活动被创生、并且不断改变着的。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剩余价值的秘密,马克思进而指出,资本是私有财产运动的感性表现,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其生成是历史的;作为抽象劳动的积累,其生命力就在于不断的自我增殖和扩张。进入21世纪,普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即晚期资本主义、消费社会莅临了,马克思的生产决定论不能自圆其说。因此,澄清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进行批判的要义,对于重新阐释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是非常必要的。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这一要著中,通过对"物质生产"这一经济学范畴之规定的前提性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物质生产是被生产性所规定的,其存在的前提是资本作为一种抽象的社会权力统治具体活劳动,劳动力和劳动条件发生分离,而国民经济学家逻辑的、抽象的表达了现实中真实发生的关系,把具有社会-历史规定的现实变成了永恒的自然规律。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了,整个资本主义现存关系是如何落入生产强制的"支架"中,资本主义生产强制、需求强制和消费强制又是如何内在勾连的。     

马克思恩格斯对抽象人道主义、抽象人性论的第一次系统批判(下)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完成了对抽象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的系统批判。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共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1)现实的个人理论;(2)对抽象人道主义及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3)革命的现实的人道主义与抽象人道主义的对立和分歧;(4)结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革命专政。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从科学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