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病变——对作为“启蒙的虚假意识”的犬儒主义的批判

犬儒主义原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流派,这一流派主张摆脱外在物质的束缚,回归自然和德性的生活,摆脱习俗和偏见的羁绊,发扬理性,追求真理,超越对权力的恐惧,实现人的自主性和自由。但是,今天犬儒主义却走向古代犬儒主义的反面,成了玩世不恭、消极无为的代名词,颓废主义的意识形态。斯洛特戴克把犬儒主义定义为"启蒙的虚假意识",这一概念抓住了犬儒主义的核心特征。当代犬儒主义意味着启蒙的病变,通过理性的工具化,犬儒主义的讽刺和批判已经被中立化为明哲保身的工具,或金钱和权力游戏的合法化观念。"启蒙的虚假意识"这一概念不仅可以用于对西方资本主义、集权主义现象的批判分析,也可以用于当今中国流行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分析和批判。     

马克思与犬儒主义批判

现代犬儒主义对启蒙秩序与价值理想的伤害，还有其定义自19世纪以来无甚根本变化的事实，使得马克思对犬儒主义的批判性分析更显重要。马克思对“犬儒主义”一词的使用，既有古典的意味，更具现代的意涵。自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犬儒主义经历了从率真到伪善，从声称看透真相到声称看透一切真相并拒斥一切真与善，从德性自足到理性的工具化，从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从蔑视快乐并追求灵魂之善到以物化敉平一切价值，从自然欲望的简单满足到以文饰形式遮掩世俗欲望，从知行合一到知行分裂等转变。这些转变充分展现了现代犬儒主义已被虚无主义吞噬的特征。现代犬儒主义者为了避免虚无而执著于物化，又在物化追求中进一步虚无化。现代犬儒主义是启蒙的怪胎、病变和异化。现代启蒙必须克服这种病变，才能确保走向正轨。     

犬儒主义为什么是一种意识形态?

本文梳理了犬儒主义概念从古希腊到后现代社会的演变逻辑,即从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进而演变为后现代式的一种犬儒理性主义。现代犬儒主义的特征表现为:人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旧坦然为之。所以,现代犬儒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处于某种清醒意识之下的反讽和玩世不恭的行为。相反,齐泽克所谓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拉康精神分析的基础上,它服从于拉康幻想公式逻辑,它不是偏见,而是具有崇高对象的无意识的幻想建构;它遵循的是"穿越幻想,认同症兆"的逻辑。因此,我们的结论是:精神分析维度下的意识形态并不是犬儒主义式的,而现代犬儒主义仅仅是建立在无意识基础上的现代意识形态的一个变种,我们切不可将两者混为一谈。     

公共理性及其道德意义:康德与罗尔斯的诠释

公共理性是康德和罗尔斯都关注的论题之一.康德把公共理性与包括道德启蒙在内的人类启蒙相勾连,以实践理性为根据,揭示了公共理性与人格、道德律令、正义等的可能性联系.罗尔斯力图在人的一种深度自我道德启蒙的意义上,进一步阐明公共理性与自我、正义、道德感等的关系.康德和罗尔斯对公共理性及其道德意义的诠释,本质上是对现代公民道德的存在根据与根本特征的阐明.     

自我保存理性与反犹主义——论《启蒙辩证法》的犹太人问题之思

《启蒙辩证法》延续马克思将犹太人问题视作普遍性问题的思路,将法西斯主义式的反犹主义问题同样视作具有普遍性根源的普遍性问题。这一普遍性根源是指: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转型,形式主义化了的自我保存理性彻底沦为社会统治的工具。这首先可以解释犹太人为何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被强权者视作需要清除的对象:在认定犹太人具有威胁到统治秩序的原始拟态特质的基础上,强权者在调用自我保存理性进行虚假投射活动时,特别地将犹太人视作投射对象。其次,这一分析更深层的用意在于提示我们: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当资本主义出现危机之时,像法西斯主义式的反犹主义那样的社会灾难可能以非反犹主义的面目再度出现。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陷入危机、西方右翼民粹主义复起的时代背景下,《启蒙辩证法》的提示愈加显示出深刻的预见性与批判性。     

齐泽克意识形态批判的文化逻辑及其启示

齐泽克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犬儒主义意识形态展开了深刻的文化批判。齐泽克认为,意识形态不仅仅是社会意识,而且是社会存在,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犬儒主义是意识形态的新形式,意识形态主体已经被启蒙,只是他们毋宁追随虚假的意识形态幻象,与符指化的能指绑在一起,践行外在化的物质化的信仰而乐此不疲。齐泽克对意识形态的文化批判所呈现出的理论意旨深刻警醒和启示我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意识形态并没有消失或者"终结",它只是发生了微观化的转向和斗争方式的转变,被抽象地浓缩为了一些空洞的符号能指,从而加强了在日常生活领域的渗透和文化领域的扩张。我们必须正确引导符号消费,警惕社会信仰的物化和虚无化,遏制"淡化意识形态"的不良倾向。     

理性与异化,审美与平庸:孔子人性教育的双重悖论

对孔子人性教育本体的伦理一元论观点提出质疑,阐释孔子人性教育本体中伦理之维和审美之维,由此造成的人性教育中启蒙理性与审美自由的表层悖论,进而指出在伦理维度与审美维度的内部,又分别裂变为理性与异化、审美与平庸的深层悖论.其内在矛盾折射了中国传统人性教育模式在现代教育理念下的焦虑.     

衰落之后:后期批判理论中的理性之光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宣称,理性在自我清算中已终结自身,因此置批判理论于困境之中。哈贝马斯背离传统理性观,通过合理重建为理性寻找新的基础,以挽救启蒙传统中的批判能量,激起了广泛的批评。在超越了"理性启蒙"和"理性他者的反启蒙"时代而进入"理由"的时代后,哈贝马斯召回与慎思纠缠的认知主义时刻,诉诸"理性评判"和"给出理由",从而达成合理共识,彰显了交往合理性的价值;但将合理化扩展至社会领域时,对理性的社会功能,依然需要保持警惕。     

启蒙及其理性的边界问题

启蒙运动所追求的启蒙理性实际上导向了诸多悖论,并在现代性的多个层面走向了启蒙的反面。启蒙理性设定了"理"对"情"的约束,并见之于哲学人类学的兴起及其延迟,亦见之于美学的创立及其尴尬处境。启蒙理性的实质是利益与权力,而这为近代政治哲学及其功利主义所认同,也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核心。启蒙的历史表明,在社会结构中,"利"的主体与"力"的主体不能重合,这本身又是对人的自我启蒙的持续挑战。     

资本逻辑与理性的自我分裂

对于现代性的矛盾,西方许多思想家都把其根源归结为理性的自我分裂。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把握现代性的理性分裂,重要的一点,是透过马克思所发现的资本逻辑来审视理性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生成与蜕变。启蒙理性从自我解放、自我实现走向自我逆转、自我毁灭的辩证法根植于资本的矛盾逻辑。资本逻辑在推动理性化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埋下了理性自我分裂的种子,诱发了理性化进程的全面逆转。在资本逻辑的要求下,理性发生自我分裂,片面发展为"工具理性",蜕化为"经济理性",并进一步逆转为"反理性",最终蜕变为对人类自身进行支配的"权力"。由此,理性的自我分裂便构成了现代性矛盾的重要因素。     

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反启蒙与启蒙——以“自我”概念为契机

诺瓦利斯在《费希特研究》中系统地梳理了费希特早期知识学,在接受自由“自我”概念的同时,他质疑“本原行动”的原初性,强调“感情”和“想象力”在自我概念中的重要性.自我(或自身)概念提供了考察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哲学理路,提供了浪漫主义对启蒙的接受与批判的根由所在.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浪漫主义批评启蒙理性中隐含的暴力因素,以及工具理性对世界的合理化祛魅,对人的感情和想象力的销蚀.但是浪漫主义并不是反理性的,他们与批判和反思启蒙者一样强调启蒙主体间的对话性,视自由为使命,试图通过内在自治的教育(Bildung)达到真正的启蒙.从而论证,有关浪漫主义反理性、反个人主义、是保守主义和极权代言者的说法是草率而错误的.     

信仰理性·认知理性·反思理性--理性"天然合法性"的根据何在

人类文明的发展,经过了"信仰理性"、"认知理性"的支配阶段后,将进入一个"人性自主一反思理性"的时代.在已往的历史中,理性并没有真正握有自主权,它更多地充当了一种工具化的角色.信仰理性是"本性在外"的理解方式,理智理性是"本性对外"的理解方式,二者均未达到人性的自主.反思理性作为理性的自我反省,是向生成自身的那个人性根基的回归.理性的"天然合法性"的根据即在理性自身.反思理性使"理性自洁"的功能得以发挥,它一定能够解决理性自身造成的问题."反思理性"将成为新世纪人类文明的主导理性.     

启蒙辩证法与理性批判的潜能

哈贝马斯将工具理性批判置于韦伯合理性理论语境中来评判,此策略无异于将启蒙辩证法预先限制在一个意义贫乏的框架之内,从而过滤掉了其丰富内涵和批判潜能。一旦走出韦伯的理论框架,启蒙辩证法便可以在知性文化批判和绝对理性的元批判等层面上与近代以来的理性批判传统展开对话,并借此呈现其本来的立体结构。工具理性批判的使命在于立足于一个适当的主体性概念,克服近代理性批判的分裂,建立批判的理性与主体自我持存的统一。     

大学生犬儒态度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采用问卷法考察了454名大学生对学校抱有的犬儒态度与其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并探讨了社会支持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大学生犬儒态度与其生活满意度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2)政策犬儒、学习犬儒和环境犬儒对学生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以政策犬儒的影响效果较为突出;学校犬儒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没有达到显著水平.(3)家庭支持、老师和同学的支持以及朋友支持对大学生犬儒态度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均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启蒙重思的四个维度

伴随着启蒙探究从唱衰到重审的转变，为了更好地推进启蒙，需要在四个维度上对启蒙进行反思总结：第一，启蒙的关注中心从理性的运用转向建构一种人的科学，这种新的科学是以哲学为根基并跨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群；第二，区分启蒙与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往往是对启蒙的运动化推广，“启蒙”或是未经历政治-经济-社会推广、局限于人文范围内的思考，或是对运动化启蒙的反思(分积极推进与否定性地重归人文思考两种路向);第三，启蒙的本土化与世界化，通过比较鉴别探寻启蒙的世界境遇和中国境遇，确立中国新启蒙的目标和任务；第四，把启蒙视为批判与建构的统一、理性启蒙与德性启蒙的统一，自斯密经康德到马克思一直如此，启蒙不但求真也求善，不仅力求确立合理科学的崇高价值，更保持对基本价值的确信。启蒙事业不可否定，只能审慎地反思、总结、推进和完善。     

论伪善：从“宗教罪”到“道德恶”

康德通过对亚当和夏娃偷吃智慧果圣经故事的深入解读,发现人性不仅天然有向善或向恶的倾向,而且还有天然以善掩恶甚或以恶(搏)取善的倾向。虽然这是无善恶的选择,是知善恶前的先行行为;但是当我们以理性反思道德的人性前提之时,除却或善或恶的情形外,伪善理应成为情形之一。因而,在道德理性启蒙之下,回溯本源的道德经验,宗教的神秘化的罪转化为世俗社会中的道德恶。并且随着人类从自然秩序进入伦理秩序、自然世界过渡到伦理世界的理性化过程,伪善这种个体性的人性之恶转变为总体性的世界之恶。     

犬儒主义病态道德文化剖析

古代犬儒主义不相信存在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原则,主张随遇而安的、抛却个人各种欲望的生活方式。当代犬儒主义既表现为愤世嫉俗、玩世不恭,也表现为委曲求全、接受现实。当代社会的犬儒主义显现出大众化、普遍化的趋向。犬儒主义在现实道德生活中的主要表现是放弃道德价值、互不信任和精致的利己主义。当代犬儒主义的本质是道德相对主义,犬儒主义病态道德文化的盛行将导致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     

理性与信仰相融共生——美利坚启蒙运动时期神学思想的历史嬗变

美利坚启蒙运动的重要特质之一是宗教热忱与世俗学识的结合,以及理性、科学和宗教在美利坚社会中的共存与相融。这一历史时期启蒙理性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联互动具有复杂性和生产性,由此形成了自然神论、惟一神论、普救论等神学观念和信仰形态。这些融合理性和启示的理性宗教反对加尔文主义的教义信条,包含了对神性、人性和人类福祉的乐观信念。启蒙运动影响下的神学思想和宗教实践同时也为美国早期的社会变革、道德思考以及共和政体的构建提供了助力。     

论康德的启蒙观对福柯哲学的影响

康德对"何为启蒙?"的回答在西方思想史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他把启蒙视为批判性的"出口",并将其置于人类通过自身努力迈向成熟理性的历史进程之中。福柯承继这种历史批判态度,从伦理与政治两个面向对康德的启蒙观加以解读,进而把启蒙视为一种关联于"现实性"的反身态度和"不被如此统治"的批判艺术,并以此为基础确立起启蒙的新任务:在"治理自己"与"治理他人"之间进行重新分配,以确保我们既能自主地使用理性,又能为理性的政治权力划界。     

“从欲”与“思义”——论孔子人生哲学的逻辑矛盾

人性论是孔子人生哲学的逻辑起点,相近之性与不移之性的设置使其人性观出现分裂并为其人生哲学体系的自相矛盾埋下伏笔.人性学说中的对立致使孔子对现实生活的看法与态度出现两重倾向,他有时肯定利欲,认为利欲合于礼义,有时又割裂利欲与礼义.当肯定两者的统一时,他便主张通过学、习消解矛盾,使其统一;当割裂两者时,学、习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学、习的目标是理想境界.境界是自我人性的充分展开的理想状态,当承认统一性时,孔子认为境界体现了自我理性的自明与情感上的自得,体现了理性与欲望的统一,体现了真、善、美的统一.当割裂两者时,境界只是一个抽象的理性假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