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逻辑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之所在。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要求每一门人文社会科学都要直接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研究的对象或主要内容 ,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却规定着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如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和理解出现了偏差 ,那么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就难免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角度上看 ,在目前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存在着两个相互联系方面的问题尚需作进一步的探讨 :其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

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既是时代提出的重要课题,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构建这一时代课题,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基础,着重探讨现代化进程中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问题。一是要从理论上回答现代化进程中当代中国如何摆脱"挨骂"的问题;二是要从理论上回答何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如何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对中国与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有何重要作用与意义等问题。在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过程中,还要防止走入无视问题以及有关方法论和价值观等方面的误区,才有可能在国际上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及启示——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例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围绕开展什么样的革命、怎样取得革命胜利的主题,强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全党做出了示范。他创造了不唯书、不唯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革命理论,科学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和政治结构,实事求是地制定阶级政策,形成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统一战线,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建立了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革命军队;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弄清了在一个农民大国如何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性与人民性、社会性与先进性的关系,建立了一支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了党和人民事业的领导核心。     

意识形态整合与马克思主义优势话语权的建构——以新中国初期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和灵魂。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以破"旧"立"新"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整合,推动以党政干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认真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借此成功建构起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优势话语权,既巩固了党自身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也为顺利推进当时的社会变革创造了良好的思想文化条件。但是,由于缺乏执政经验,没有及时从革命党思维转变为执政党思维,在思想文化领域过分求纯和急于求成,在尊重人们思想意识的差异、尊重文化发展的规律、文化的功能定位等方面都出现一定的偏差,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讨论综述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近期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现将讨论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以期引起更深入的思考。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     

佛教节日的中国化转变——以盂兰盆会为例

传入中国之初,盂兰盆会只是寺院的节日,内容是“斋僧众”后来在民间广为流传,逐渐融入了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教文化,这样的中国化转变,是佛教中国化历程的折射。一“盂兰盆会”是汉语系佛教地区在每年农历七月十五举行的超度历代宗亲的佛教仪式。“盂兰”是梵音,义为“倒悬”;“盆”是华言,指供僧的器皿。(唐·宗密:《盂兰盆经疏》)盂兰盆会是根据西晋时期竺法护译出的《佛说盂兰盆经》而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儒学重估——以嵇文甫为中心的探讨

全面抗战时期,嵇文甫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线下,对儒学传统做了大量阐释工作,弘扬儒学的正面价值,希望能使儒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他在坚持党的政治与文化路线的基础上,主张发扬民族文化,着力于阐释儒学传统中的实践性与人民性,同时着眼于祛除长期附加在儒学之上的玄虚风气与士绅影响,使这种经过改造之后的新儒学能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接榫,成为构建中华民族新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新资源。嵇文甫的儒学论述,对于今天思考中国传统的价值极有理论参考意义。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再探讨——“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热点直击

2011年11月21-22日,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由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和广州大学共同举办了"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百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代表中既有从事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的大家,也有不少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他们坚持思想开放、学术争鸣的原则,对会议主题进行了多维度、深层次的理论交锋和思想碰撞,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毛泽东思想和生平研究的现状。期间,会议还组织了部分专家与媒体的见面会,对毛泽东研究的一些困惑和热点问题进行了集中的交流。编者在录音整理及与会者提交论文的基础上选取了部分专家对学界和社会上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的回应,以飨读者。     

问题导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动力

<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而理论结合实际,就是要发现和解决实际中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一个直面、应对各种重大现实问题和严峻考验的实践过程。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根本的动力,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具体化和载体。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若干基本问题

任何一种传入中国的学说、主义,如果想在中国扎根、发芽,都存在中国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亦然。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有其特有的问题域,即我们是在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及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引导作用的前提下,来谈其中国化的。从这个问题域出发,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的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中流砥柱,以及怎样承担起引领中国前进步伐的使命的问题。正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出于这样的考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成为10多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讨中,…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几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是当前我国宗教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它既表现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宗教问题的实际,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宗教问题的道路的过程,也表现为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标志,它是科学认识我国现阶段宗教问题的指南。这其中,我国宗教学界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文殊信仰的中国化表达——以山西五台山为例

文殊菩萨成为广泛信仰的对象,是伴随着大乘佛法在印度的兴起、传播而形成的。文殊菩萨的生命境界便是般若空慧之体用的充分展现,其突出特征是圆融无碍、平等不二、悲智一体、神通方便,这一特征构成了文殊信仰的基本内涵。中国的文殊信仰呈现出极大的圆融性、深入性、普遍性,不仅焕发出强烈的宗教感召力,而且产生了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文化影响力。在东西方文化大交融的全球化时代,文殊信仰所代表的东方智慧、佛教心文化,对西方文化可提供重要的价值反思,对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现代文明模式,尤其能发挥智慧导向的作用。     

从寺院兴衰看佛教中国化的地域性问题——以庐山东林寺为例

<正>学界一般认为,宗教只有在政治、文化、社会三个层面实现中国化,才真正称得上卓有成效。[1]我国外来宗教的实践与发展又离不开所处的具体地域,因而分析其地域性问题,有助于透视现象,寻绎规律。早在上个世纪,著名学者胡适先生就曾提出,历史上庐山东林寺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范例。[2]寺院是佛教中国化的物质载体,庐山东林寺一千六百多年的兴衰史不啻为佛教中国化进程的晴雨表,既可见时代变迁,也可窥见地域的影响。     

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完全解决中国问题”说起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解决中国问题”,相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不会过时。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运用这些原理分析具体问题得出的具体结论区分开来,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是解决具体实际问题的现成答案的堆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子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要把两者对立起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

江泽民同志在论述迎接党的十六大的思想理论准备工作时指出,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强调十六大报告要“对党和国家的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对一些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进一步作出回答,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无疑,十六大报告完成了这一任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双重向度——评《现代化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正赵士发教授新近出版的佳作《现代化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以下简称《新著》),可以说是他数年前出版的《世界历史与和谐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研究》的续编,或者说是其中基本论点的深化和具体化。故《新著》最鲜明的创新点,是依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以现代化新视野、新方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这里既彰显了著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拓展,更显示了著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的新思想、新方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兼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在通常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是两个相互分离的研究领域.本文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领域中,人们一般注重的是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化的研究领域中,人们一般注重的则是同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本文主张,只有把这两个研究领域综合成一个研究领域,才有可能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化这两个主题的认识.与此同时,在当代中国社会追求现代性这一普遍性价值的实现时,也必须充分兼顾到当代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尤其表现在传统的亚细亚牛产方式、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错位和启蒙的缺失上.只有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努力在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才能创造性地推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发展,并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佛教中国化实践与思考——以北京延庆区佛教为例

坚持宗教中国化是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高举爱国爱教旗帜的前提下,我国宗教的发展方向。坚持宗教中国化是党的宗教政策在管理与落实中的具体体现。佛教中国化是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一部分。佛教中国化是坚持以戒为师、以法为依、正信正行、清净庄严的佛教本色,是在适应时代进步的过程中全面加强和创新佛教自身建设,持续推动中国佛教现代转型,不断增强佛教界坚持中国化方向的理论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佛教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