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伦理转型

当前治理伦理的转型,更加倡导价值理性的复归。作为基层社会基本单元的村级、乡镇、县域也要遵循这样的治理逻辑,才能实现实现社会的良序运行。村级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关键一环,由汲取到服务这一村级治理逻辑变迁的过程,体现了广大农民平等公民权的回归,展现了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和依赖关系。作为国家行政权力体制的末梢,伴随乡镇机构改革推进,乡镇政权的运作逻辑发生了新的变化,强制行政管理逐渐退去,多元治理模式逐步确立。作为国家力量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县域治理伦理由动员型向回应型的转变,促使基层政府与社会关系不断完善,实现基层政府回应与民众反馈有效结合。     

中国乡土伦理的转型——评王露璐著《新乡土伦理——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乡村伦理问题研究》

<正>中国现代化所实现的社会转型,不仅是社会体制、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的重大转变,在根本上,更是社会价值观念的嬗变。由之,中国乡土伦理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我国社会全面转型的最终实现。社会转型期乡村伦理问题的研究,理应是伦理学关注当下社会、反思当代伦理问题的重要课题,然则,在伦理学的学科视域中,对乡村伦理进行理论思考与实证研究的论著并不多见,甚或说在某     

乡村传播的社会治理功能探析

传播与治理具有天然的联系,传播是治理权力的来源,是治理过程的本质,也是有效治理的保障。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传播发挥了政治认同功能、社区整合功能和乡村社会的发展功能。乡村社会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分别有助于村民对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的政治认同,同时,乡村传播有利于乡村社会关联的建立、增进和调动,也有效地促进了乡村经济发展、个人的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尤其是税费改革以来,国家对乡村治理的方式正由行政型迈向传播型,传播型治理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及信息担负治理媒介等特征。     

乡村经济伦理的转型与发展

传统乡村经济伦理表现出务本重农、勤勉耕作,信任熟人、互帮互助,勤俭节约、量入为出等特征。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变迁,传统乡村经济伦理在现代中国也发生了一定变化。传统乡村经济伦理思想的转型主要表现为:勤劳致富、物质利益为先;等价交换、注重公平交易;享受生活、适度超前消费。转型的原因主要在于乡村经济活动基础的变化、乡土社会基本特征的变化、乡村社会文化的多元发展等。新时期,在现代乡村经济伦理建设中,我们应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乡村经济治理;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增强经济道德观念;加强乡村诚信建设,树立市场契约意识;推动"礼""法"共治,重构乡村经济秩序。     

“国家治理与现代伦理丛书”出版

<正>2018年11月,"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当代湖湘伦理学文库·国家治理与现代伦理丛书"在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丛书包括《国家治理与政治伦理》(李建华著)、《国家治理与经济伦理》(向玉乔,周琳著)、《国家治理与文化伦理》(彭继红,向汉庆著)、《国家治理与生态伦理》(廖小平,孙欢著)、《国家治理与社会伦理》(周谨平著)和《国家治理与网络伦理》(李伦著)共6册。丛书立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当代中国的宏大主题,紧扣国家治理的主要方面和重大伦理需求,深入分析国家治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以及在转型中遇到的主要政治伦理、经济伦理、文化伦理、生态伦理、社会伦理与网络伦理问题,全景呈现了国家治理的伦理图式。     

韩国伦理委员会建制与功能及对我国的启示

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法治等制度治理基础上,充分发挥德治等资源力量,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思路。让各类伦理委员会成为社会治理中的有效力量,是当今较发达国家比较多见的做法。韩国伦理委员会的建制与效果经验,值得评介与借鉴。伦理委员会是韩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机构组成部分。它是国家各部门领域依法行使权力的一种组织形式,又是依法维护行业伦理规范,成为促进行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接受民众监督和投诉的直接渠道,是维系行业、民众、政府三者关系的重要媒介和通道。"伦理委员会"作为韩国政府机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专业性、伦理性和权威性等效能,韩国各类伦理委员会,在提高政府及行业决策和执行中的"应然"秩序和效率,增强政治公信力,促进行业及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提升社会文明与公民道德素质程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效用。如何使我国治理资源和力量多元整合,多维治理,实现社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韩国及世界他国的伦理委员会建制可为我们提供启示和可资借鉴的经验方式。     

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治理的策略选择与实践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它的乡村社会治理策略具有其独有的特征。在社会治理力量有效性不足的历史情境下，面对边区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共产党极力协调各种力量和要素进行乡村治理模式的转换和重建，一方面充分发挥基层核心领导下村民自治作用，激发乡村社会治理的内生力量；另一方面颁布实施一系列社会治理政策，为社会治理提供制度支持和制度保障；加之利用民间公约及习俗等，发挥德治力量，采取自治、法治和德治相互融合的策略，全面提升了边区乡村社会治理的效能，稳固了陕甘宁边区基层社会基础，使陕甘宁边区乡村治理顺利地实现了由原有的治理模式向新民主主义治理模式的转型。研究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策略选择及其实践，不仅对加强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推进当代我党现代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治术变革与治道重建:资源流变背景下乡村治理困境及出路

国家资源的不断输入与地方资源资本化使乡村社会因此成为新的"利益场",干群之间的矛盾再次爆发。农民的机会主义与基层组织的策略主义相互型塑,使得基层治理陷入博弈困境。这一困境主要源于国家通过弱化乡村治权推动乡村治理从整体支配向技术治理转型的意外结果。技术治理虽在乡村社会中建立了密集的制度网络,但在对接多元、复杂乡村社会时,却遭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重结构性治理困境,造成乡村治理的有"术"无"道"。如此一来,基层组织便以引进更多的地方社会势力来维持一个脆弱的、病态的秩序平衡,并在资源流变的背景下形成分利秩序。当前,国家政权建设应当将基层治理的"治道"这一"软件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上日程,并以"治道"为基础通过政治社会化和人心秩序的重建,进而达成"道"与"术"的契合,形成有灵魂、有规则的乡村秩序。     

论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的行动者网络及其优化策略

我国当前的乡村环境治理体系和运行模式难以适应乡村振兴要求。一是国家力量进场虽然强化了科层治理能力,但是深层的体制性障碍仍然存在;二是由于缺乏完备高效的制度激励,市场行动者的参与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三是农村空心化和自治组织软体化趋势,造成市场与社会力量参与水平不高。基于此,乡村环境治理模式转型,必须嵌入基层社会空间的行动者网络之中,通过重构和优化行动者关系结构,将科层、市场和社会自组织力量结合起来,构建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的新模式。     

推进基层治理的社会改革——基于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制度分析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是一个社会改革问题,涉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等领域的改革。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主要是对传统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巩固和强化,也就是说,在传统的社会管控逻辑和思维主导下,基层政府还处在不断的加强单中心行政权威治理和社会管控能力的实践中。这样的实践,与社会发展脱节,与社会需求脱节,不具有从现行旧体制走向未来新体制的社会改革意义。因此,推进基层治理的现代转型,就是要明确当前基层治理的社会改革核心议题所在,亦即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涉及政府治理的公共性建构、改革社会组织体制、建构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我国邪教治理方式的历史变迁和当下建构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反邪教工作必须创新体制机制,促进方式方法的转型升级。这需要在认真梳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分析邪教孳生的历史、文化、社会根源,以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引导和培育社会力量有效参与,寻求社区反邪教应对机制的新突破。同时,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引导民众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从根本上消除邪教孳生的文化土壤,压缩其存在的社会空间。     

乡村治理目标的伦理缺失与理性重建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理性的治理目标指引。然而,在当前乡村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目标的宰制性地位导致乡村治理目标中经济指标的决定性、经济评价的优先性及人际关系的功利化等问题。在乡村治理的目标建构及实践中,应当以保障农民生存要求的"安全第一"原则作为底线伦理,以公平正义作为当前乡村治理最为迫切的现实要求,并以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乡村治理的价值旨归。     

传统乡村伦理文化的式微与转型——基于乡村治理的视角

本文从现代性的冲击与内生机制僵化两方面因素分析了传统乡村伦理文化式微的原因,从农民生活、农村稳定、农业发展三方面阐述了传统乡村伦理文化在现代乡村治理中的传承意义,并提出在现代乡村治理中,传统乡村伦理文化的创新路径应当建立在与现代乡村结构的区域差异相适应、与现代乡村代际关系更迭变化相适应的基础之上。     

中国乡村治理的伦理审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乡村治理以村庄干部为主力,以政策法规为主导,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但村民主体价值彰显不足,"地方性道德知识"难以凸显,伦理道德约束不断弱化.从"个体—社会—国家"三维视角分析,这些现象主要受小农伦理的延续、村庄伦理共同体的式微、现代国家建构的伦理诉求等因素影响.为此,要从主体、机制、目标三个方面着手,构建村庄公共道德平台、提升乡村德治水平、追求村民美好生活,以此增强村庄内生动力,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村庄善治.     

农村社区治理的伦理路径

农村社区的治理意味着人情的"在场"和伦理作用的不可或缺。因此,在农村社区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应切实发挥村规民约、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等传统伦理的作用,利用村民求荣避辱的道德心理,调动乡村精英与广大村民的积极性,依托道德评议会等乡村民间组织,努力实现乡村善治,努力实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与村民幸福的互动多赢。     

试论民主政治的伦理意蕴与道德追求

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种文化形态,内在于人们的民主理念和伦理观念。民主的伦理意蕴在范畴上体现为个体与社会、个体与国家之间的一种政治与伦理关系。在个体与社会维度蕴含于平等、自由、自主、尊重、参与、包容等民主的前提和价值追求之中;在国家层面和行政层面体现在回应、责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探究民主的伦理意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民主政治的认识,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促进社会和谐。     

角色伦理治理的理论前提和实践基础

角色伦理与社会治理的内在契合是角色伦理治理的理论前提,角色伦理治理的现实吁求和实践路径是角色伦理的实践基础。在角色伦理治理实践过程中,角色伦理治理要求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及公民等角色主体要明确自身角色定位和权责关系,遵守角色道德规范,提升角色自治能力和自治水平,通过角色伦理治理实践实现社会的善治。     

抗争政治视阈下乡村社会的治理危机

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促进了＂三农＂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也深刻改变了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和基层管理体制,催生了诸多新矛盾,使农民与乡村政权组织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改变传统的治理方式,切实加强不同层面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形成长效机制。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伦理秩序建构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伦理秩序既是"生成"的,也是"建构"的。强化"伦理秩序"意在拓展和挖掘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动力机制和价值深意。建构或提供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和民族精神的发展相适应的、满足人民幸福生活需要的社会伦理秩序,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发挥蕴含于国家治理中的基本伦理关系、主流价值诉求及其善恶研判标准的伦理秩序功能,以聚合国家治理秩序的复线图景,则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机制;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德治与法治的协同共治,以形成伦理秩序的价值共识,将成为建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伦理秩序的方法论原则和践行性路径。     

中国共产党早期乡村制度建设与伦理秩序重建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由顺从压迫、不自觉反抗侵略到自觉为民族独立而奋起抗争的伦理觉醒过程。在此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土地改革奠定乡村社会伦理新秩序的经济基础,以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保障乡村社会伦理新秩序的运行,以文化制度建设推动乡村社会伦理新秩序的发展,成为近代中国伦理秩序重建与转型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在对社会伦理秩序的重建中,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合理与优秀成分得以保存,伦理的延续性使其在新的乡村生活中仍继续发挥着维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