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正当性解释范式的演化历程

政治的正当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在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关于政治正当性的解释范式,主要经历了从政治正当性的伦理学解释范式、政治正当性的社会学解释范式,到价值与制度安排相统一的正当性解释范式的演化历程.价值与制度安排相统一的政治正当性解释范式,是现代人类社会安排政治生活秩序的文明趋势与方向,其真正确立的根本标志是宪政制度的建立.因此,所谓现代政治文明,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在现代宪政制度基础上的一整套政治哲学、政治理念、政治文化和制度安排的集成.究政是现代政治正当性的制度创制.     

近世思想传统中的政治正当性理论及其启示:以儒学"洪范模式"为视角

本文以儒学"洪范模式"为视角,考察了近世思想传统中的政治正当性理论.这个思想范型以大法意识为根本基础,其内转趋向使道德精神成为政治秩序的正当性前提.其中包含的两个基本动向--人极意识中的理想人格与守制性则为政治权威提供了直接的正当性理据.这些观念层层转化,互相支持而又存在张力,构成了正当性论述的意义网络.上述模式代表的正当性观念在现代思想演变中仍然有其广泛影响力,特别是道德精神与人极意识的理据,为了解正当性论述的范式转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与启示.     

国家正当性与国家证成 ——对西蒙斯政治正当性理论的一个检讨

在西蒙斯的政治正当性理论中,国家证成与国家正当性的区分是其核心内容。这一区分代表着对政治正当性基础的某种理解。按照这种理解,国家的正当性只能来自于个人真实的同意;国家所具备的客观道德成就无关于其正当性。这种理解过分强调了政治正当性基础的主观面向,忽视了客观面向的重要性。事实上,政治正当性必定同时存在主观与客观两个评价维度。主观维度指向的是民众真实的态度和意向,而客观维度指的是政治组织和机构呈现的客观道德业绩。正因此,国家正当性与国家证成的区分并不完全合理。国家正当性与国家证成并非两个全然独立的变量,确立国家正当性的道德根据包含了证成国家的道德根据。     

企业、经济伦理创新的依据:从“为什么”到“如何”的思考

对企业、经济伦理创新依据的完整思考,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为什么"和"如何",而且两者应该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为什么"强调的是认识理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描述:"外在的压力和挑战"以及"内在的正当性证明"。就前者而言,包括全球化、可持续发展和金融化三个元素,这也可以看作是事实依据;而内在的正当性证明同样可以从另外三个方面得到解释: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经济行为与道德情操的相互支撑关系;综合意义上的财富创造,这些可看作是理论依据。"如何"强调的是操作意义上的实践理性"应该怎么做",这涉及五个伦理原则:尊重、平衡、公正、开放、共享。     

国家、市场想象与政治义务——互动义务理论再考察

以同意理论和公平游戏理论为代表的互动义务理论对于国家的理解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市场想象"倾向,这导致该理论将商业机构与国家进行了简单的同一化处理。本文通过引入"局外人/局内人"视角进行分析可以表明,互动义务理论主要适用于准市场领域,高度强调个体与自愿性组织间的自愿互动关系;相比之下,在家庭、国家这类非自愿组织内,人们基于与生俱来的成员身份而负有道德义务。进而,在现代社会中,个体自主性可以分为强自主性与弱自主性两种。不同于互动义务理论所蕴含的强自主性,弱自主性主张人们可以在负有身份义务的同时进行相对自由的"反思性评价",并通过呼吁和退出这两种机制表现出来。就此而论,一个能够将公民的呼吁权和退出权全面制度化并加以有效实施的国家,往往是具有最高程度正当性的国家,而某种"弱自主性"版本的团体性义务理论有望成功解决政治义务问题。     

政治伦理的现代建构

政治伦理作为一门研究人类政治正当性及其操作规范和方法论的价值哲学。时政治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导向、规范和终极价值关怀的意义。政治的正当性在于谋取人类“优良的生活”。在人类政治生活中具有优先性。围绕政治的正当性问题而展开的人类政治的价值选择和伦理结构是政治伦理的主体内容。人类生活在由政治支撑着的社会框架中,政治价值理念、政治制度伦理、政治组织伦理以及政治行为主体伦理,是现代政治伦理构成的基本框架。     

回归自然与超越自然:重思“自然历史过程”

本文认为,不能仅仅在实践主体性意义上贬低自然,也要肯定作为正当性和合理性意义上的两种"自然":作为社会历史前提与基础的"自然"和现代人类实践塑造的社会历史的"自然"。由此,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只能是以现代文明的诞生、发展和前途为核心的"历史",没有尼采"永恒轮回"说超越现代文明史的意义,更没有恩格斯"永恒循环"说的天体运行史意义。从自然正当论视角看,绝对的自由、完满的利益和谐,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想象。马克思类似语汇的表达只具修辞学意义,没有实质性意义。所以,回归正当性意义上的"自然"与超越意识形态塑造以及历史累积意义上的"自然"是一致的。     

论政治的正当性

政治的正当性问题,是政治伦理和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自古以来,人类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从不同视角对政治正当性进行探索和实践的历程,就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程,是人类政治同"善的生活"逐渐统一的历程.政治与"善的生活"的联系,在历史、法律和价值三个方面得到不断揭示和深化.政治的正当性,作为一种政治秩序应该获得其成员承认的价值根本,在人类政治生活中具有优先性:它是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国家与社会、政治家与公民有效结合的基础;是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对谋取"善的生活"的不同方法和途径,决定了人类政治生活的变更和形式.     

政治生活如何走进伦理学

政治生活走进伦理学涉及"应当"与"能够"两个方面。政治生活"应当"走进伦理学的正当性基础在于政治生活的本质和伦理学的目的。政治是有关公民之根本利益分配的所有方面,政治的首要任务是提供"公共秩序",这是使社会良序运转的直接基础;政治应为每个公民提供平等的政治权利、公平的经济权利和多样化的精神产品。伦理学作为关于善与正当性问题的学问,除了规定个体行动者之行动的正当性之外,还必须规定集体行动者(企业、行政机关、国家)之行动的正当性。因制度性缺陷和权力滥用造成的损失有可能比个体因不遵守伦理规范造成的损失更大。政治生活接受公民的伦理反思、批判与规定乃是公民的正当性要求,在伦理学中应有重要位置。政治生活"能够"走进伦理学的现实条件取决于伦理约束权力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其必要性在于权力拥有者可能有利己动机;其可能性在于执政者因有德性而产生的自律以及社会舆论的强大监督。     

“合法律性的正当性”何以可能——哈贝马斯对哈特法哲学的批判与修缮

实证主义法学的代表哈特力主道德与法律在概念上无必然联系的分离命题,持"合法律性的正当性"模式,把正当性萎缩成形式程序的合法律性。在哈贝马斯看来,法律实证主义意义上的"合法律性的正当性"取消了对法律正当性之理性基础的考量。他遵循商谈模式的程序路向来重建法律的正当性,从基本立场、论证模式、权利审视及认可方式这四个向度来批判与修缮哈特的法律正当性理论,其"重建式的法律正当性"理论为我们研究法律正当性问题开拓了新的视野。     

中世纪“和平的保卫者”——马西略的“教俗”权力斗争思想

提要:13—14世纪,马西略作为欧洲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倡导"皇权至上"和限制教皇与教会权力,致力于教权与世俗君主权力之间的斗争。他开创了全新的"君主至上论"和限制教皇权力的政治模式。在其重要著作《和平的保卫者》中,马西略提出以基督教全体大公会议为教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来替代教皇的权威;人民选举的"立法者"代表———皇帝,作为世俗社会真正意义上"和平的保卫者"和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构想。其君主权力至上、代表制会议等观念都为后世民族国家形成与近代议会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个人观念、正义及其证成 ——论罗尔斯个人观念的嬗变

近代以来,政治正当性的证成越来越依赖于一种政治的个人观念。罗尔斯自觉地承接这一传统,将政治的个人观念作为公共证成的基础。罗尔斯的政治个人观念经历了从寓于宗教共同体的存在者、平等的道德代表到自由而平等的公民的发展脉络。这一观念的嬗变是随着罗尔斯关注点的变化而发生的,个人作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是由特定的政治目的——政治正义的公共证成所决定的。政治的个人观念并不旨在精确地描述"我之所是",而只是挑选出个人与政治正当性证成最为相关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的政治个人观念是功能性的。     

论现代政治伦理的发展潮流

人类社会政治伦理思想的发展,经历了由以宇宙论为基础的伦理学、高级宗教和哲学来完成的不同阶段,法理正当性的确立,使人类政治真正同人的生活统一了起来。政治的"价值正当性"给予了政治以正当的理由,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具有优先性。与现代政治的重大伦理关系相对应,现代政治伦理体现出从统治政治到生活政治、从等级政治到平等政治、从全能政治到权限政治、从人治政治到民治政治、从集权政治到分权政治、从强权政治到联合政治等六大发展潮流。     

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的历史过渡:从圣经的观点看

众所周知,17—18世纪政治哲学的主要派别是"社会契约论",其主要版本依次为霍布斯的、斯宾诺莎的、洛克的以及卢梭的。所有这些版本都设定了"自然状态"、"自然人"、"自然法"或"自然权利"等概念的优先性,从这些概念的意义出发来推导论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威的正当性和合法     

现代化与国家治理

"治理"是近年来国际学术讨论的热点概念,中国新一届政府领导人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国家治理"概念更成为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文以"现代化研究"为背景,引用国家理论和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讨论"现代国家"的概念,试图说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含义,并从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问题出发,阐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本文认为,"现代国家"包含两重含义:一是国际政治意义上实现领土和治权统一的国家;二是政治发展意义上确立法治和民主问责制度的国家。中国在第一种意义上很早就成为了"现代国家",但在第二种意义上,仍然面临艰巨任务。为了更好地完成第二种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建设,贯彻国家治理的统一性和均等化原则,着力于国家基础制度建设是必要的。     

现代性之后:福柯哲学与当代性的提问法

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三个概念因为现代文明的消极反思而紧密关联,古代性、现代性和当代性三个范畴则分别对应于三个时代的积极描述。有别于笛卡尔哲学所代表的早期现代"普遍精神"和梅洛-庞蒂哲学所代表的后期现代"个体精神",福柯哲学集中展示了当代哲学、尤其是当代法国哲学为我们所描述的"精神失落"这一"时代精神"。在围绕现代与古典之区分而展开的现代性反思的基础上,福柯哲学正面描述了当代文化的"现时性"和"物质性"维度,现代与传统之分的当代转化或者说现代性与古代性之别的当代性变迁由此获得了完美的表达。     

从两宋儒学的内在紧张看儒学的现代转向

从儒学现代转向的维度看,两宋儒学不仅是传统儒学的完备形态,而且也是儒学现代转向的发端,兼具守成与开新之两面性。两宋儒学内部的紧张正是其两面性的集中反映:在形上层面,体现为以"理"驭"心"与以"心"融"理"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前者强调"理"的至上权威而日趋"守成",后者突显"心"的自主性而导向"开新";在形下层面,既存在"人极"与"皇极"的政治博弈,也存在理欲、义利的伦理对峙。这在加强维护帝制纲常的同时,也高扬了个人价值,由是在客观上开启着一种现代转向的可能。当前,我们有必要认清两宋儒学的两面性及其时代效用,推进儒学的现代转型。     

近代中国政治正当性之历史转型

在晚清和民国,中国的政治正当性发生过重大的历史转型.在经历传统正当性危机的同时,近代中国的思想家们逐步重建新的政治正当性轴心.新的政治正当性以"去道德化"为时代标志,以世俗化的历史主义目的论为知识背景,确立了三个重要的正当性轴心:自由之正当性、民主之正当性和富强之正当性,并分别形成了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国家主义这三种近代中国重要的政治思潮.从天理到公理,再到潮流,近代中国的政治正当性逐步失去了超越的和客观的性质,走向历史的和心理的主观意向.与此同时,政治正当性的基础也有一个从善(德性)到权利(自由)的转型过程.     

“素王”:对“哲人王”的一种可能解释

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指出,城邦正义的实现有赖于"哲人王"的出现,但无论在现实还是在理论中,政治和哲学的对立都使得"哲人王"成为不可能。施特劳斯认为哲学家回到洞穴中参与政治生活只能是"外在的强迫",而安德鲁则认为这是出于对哲学"内在的爱",但由于他们共享了关于"政治"的狭义理解,政治和哲学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在两种解释中都更为凸显。笔者认为,如果援引《高尔吉亚篇》中对宽泛的"政治"的论述,强调政治包括政治治理和人文教化两个方面,将"哲人王"限定在教化意义上的"素王",则"哲人王"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需。     

“道治”的正当性及其悖论

"道治"理论的政治正当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道"体虚无、"道"性"无为"所昭示的"虚己无为"、"以不治为至治"的治理理念;二是针对世俗"有为"政治所彰显出来的"柔弱"之治、"无知"之治、"少私寡欲"之治、素朴纯真之治和好静无事之治;三是治理目标上的"无不为"境界,核心是百姓"自为"。但"道治"也隐涵着三个基本的悖论:"蔽于天而不知人"、"蔽于道而无以论术"、"蔽于君(无为)而少论民(自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