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向现代转型视域下的公共道德的辨析及构建

近代以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我国思想界展开了公德与私德的争论。梁启超认为,无论公德、私德,本质都在于为公共利益服务,他试图以构建公德来促使个人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献身,而将公德的培育又纳入私德范围,强调个体的道德实践。梁启超的公德观以日本的公德思想为中介,有其西方思想的渊源。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边沁首次提出私人伦理与公共伦理的区分,密尔进一步将之发展为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公共道德是不同于私人道德的外在规范,主要由社会制裁加以维护,其培育则依靠国家引导。中国古代的公共道德理论是强调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应用哲学,把公共道德看作是一种指导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活艺术。在这一视野下,由于商业在当代经济活动中居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必须以商业中的契约原则为核心,通过社会监督和国家引导,在上层建筑的领域中构建公共道德。     

论“个体品德”及其培育的当代意义

所谓"个体品德",是指在内容上多涉及个人应具的品格而不涉及人际、群己交往的品质、人格、人品,它与"私德"概念是一种交叉重合但不完全相同的概念。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逐步重视"个体品德"或者私德建设,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了"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重要论述,中共中央、国务院2019年10月27日发布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且加以规定的"个体品德",是指党和国家对个人私德提出的基本道德要求:"推动践行以爱国奉献、明礼遵规、勤劳善良、宽厚正直、自强自律为主要内容的个人品德,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好品行。"提出并养成培育个体品德的当代意义在于:注重个体品德培育符合古今中外人类道德生活的内在规律;注重培育个体品德是对现代中国道德建设偏颇的纠正;注重培育个体品德有利于提升中华民族特别是干部的道德素质。     

走向公德养成论——以梁启超的《新民说》为起点

梁任公以公私分判道德的理论运思,旨在推动群体与个体的双重转化以建立民族国家和国族认同.《新民说》以道德关系的性质为判准区分“公德”与“私德”,其中《论公德》一文力主“公德发明论”,《论私德》一文力主“私德推衍论”,二者代表着转化个体和群体的两条迥异路径,其前后转变表明粱氏对于中西新旧的认识从对抗走向了融贯.但由于以道德关系的性质区分“公德”“私德”存在缺陷,导致了人们对传统道德伦理的诸多误解,也潜在使得百年来公私道德的讨论始终跳不出文化决定论的窠臼.当前,基于社会结构变迁、时代任务转变、文化出现断层等原因,走向“公德养成论”可能才是保证社会公德建设理想效果的明智选择.     

个体道德态度与道德行为关系分析

道德态度与道德行为的关系是道德实践中的重要关系。二者在实践中是可逆的双向影响关系,在不同条件下影响方向不同。道德态度影响道德行为是由内而外的一般过程,在实践中面临的是"何以实现"的问题;道德行为影响道德态度是由外而内的特殊过程,依赖于一系列的条件以及个体艰难的自我说服和改变,在实践中面临的是"何以可能"的问题。这两种影响路径性质不同,影响力也不对等,但同为提升个体道德品质的重要路径,在道德建设的实践中要善于根据不同情境和目的创造必要条件,做出恰当的路径选择。     

公德与私德概念的辨析与厘定

公德与私德是当代公民道德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大课题.然而,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公德与私德概念却未能形成一个较为一致的定义.本文在回顾与总结国内外学者有代表性定义的基础上,把道德行为必然具有的行为主体身份、行为目的的利益指向和行为发生的场域三个要素作为向度来划分公德与私德.指出公德主要是个人以社会成员身份与他人的交往中体现的德性,个人在公共场域的行为中体现的德性,个人在利他行为中体现的德性.私德主要是个人以私人身份与他人的交往中体现的德性,在私人领域行为中体现的德性,在利己行为中体现的德性.     

道德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指向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道德引领既植根于意识形态建设的一般规律和相关历史经验,又回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任务要求,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要求,构成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道德建设的三大维度,即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价值目标的道德引领维度,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价值取向的道德引领维度,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价值准则的道德引领维度。     

重思先秦儒家的仁义内外之辨

仁义内外之辨是先秦儒家道德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其一,区分了私德、公德。对此,先秦儒家普遍认同仁内义外。其二,分析了道德准则的根源。礼学派和告子认为仁内义外,孟子则认为仁义内在。其三,揭示了道德实践的基础。告子坚持仁内义外,孟子则认为仁义内在。其四,阐释了治理法则的来源。孟子承继仁义内在的理路,荀子则取仁内义外之说。仁义内外之辨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余波一直延续至宋明理学。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道德建设新指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要求实现道德建设"由圣入凡"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新指向是:以日常生活批判实现从传统道德向现代道德的转化,把以人为本与现代性"平民化人格"联系起来,以生态和谐观念寻求公德与私德的统一.     

公民道德建设的法治保障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第一部分"总体要求"中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将国家、社会、个人层面的价值要求贯穿到道德建设各方面,以主流价值建构道德规范、强化道德认同、指引道德实践,引导人们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在"总体要求"中还指出:坚持发挥社会主义法治的促进和保障作用,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鲜明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把社会主义道德要求体现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之中,以法治的力量引导人们向上向善。     

组织道德践履,培养道德行为习惯

学生的道德行为习惯,是他们在道德规范的调节下在行动上对他人、对社会作出的反应。就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来说,道德认识或知识是前提,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是两个内在的条件和力量,道德信念是核心和主导,这些因素都以道德实践活动为基础并由道德实践联系和统一起来;学生通过道德实践中的反复行动,加深认识,增强情感、意志和信念,从而养成更高一级的道德行为。     

心与成德:早期儒家心论模式的探索

"心"是理解儒家成德成人思想的关键概念.承接商周以来对人的身体和礼仪(社会性)的基本认识,早期儒者在认识"性"进而论辩"心"的思想进程中不断探求人的道德本质,逐渐形成了孟子以"心"论"性"以及荀子"心"以知"道"的成德进路.传统关于孟荀性善—恶之论与他们各自论"心"的立场关系密切,并且由于对心的功能的定位不同,带来二人理论主体中成德路径的不同.从"心"及其与"性""德"三者交互的视角观看早期儒家在人性理论及成德路径上的差异,对于更加系统地把握儒家早期伦理思想及其对于儒家后学发展路向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价值.     

论王充的“韩学”研究

王充未能充分理解韩非子"非儒"的复杂性,批评韩非子"非儒"不当,认为儒者体现了一种无可取代的人文价值,并非无用。其实韩非子并未彻底否定儒者的社会价值,也未彻底否定道德,只不过强调在现实政治领域,儒者的德化措施效果有限,治国应该权衡利弊,用众而舍寡,务法而不务德。王充认定韩非子有"无德之患",正确指出韩非子思想中隐含着滥杀无辜的危险倾向,但同时也忽略了韩非子"法术之士"的人格以及法治理想国所蕴含的道德因素。王充非难韩非子"求奸"过分强调口问而耳闻,与"术意""法意"相违,其实是割裂了"法"与"术"的内在逻辑联系,未能深入理解韩非子的"法治"与"术治"思想。王充思想驳杂,不主一家,具有"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的特征,其"非韩"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批驳韩非子的思想,同时也是想借此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     

养成训练:未成年公民品德塑造的新路径

重灌输轻养成、重理论教育轻行为训练是青少年道德建设成效不高的重要原因,而养成训练则被证明是未成年公民道德素质生成的有效路径.这是由品德生成的客观规律、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点以及体验教育、实践育人的任务决定的.要切实提高道德行为习惯养成的实际效果,德目指标应易记易循,行为准则须明确具体;活动方案设计应贴紧未成年人实际,训练活动要注重可操作性,强化情感体验环节,抓好"小处"、"小事",注意训练活动的持续性和家校(园)之间的良性互动,不断巩固养成成果.实践证明,从基本道德行为习惯养成训练入手正是促进未成年人道德建设取得实效的关键所在.     

“正人心”:道德文化建设的理论真义与实践正题——本真伦理视阈下民众优良心灵秩序的养成

道德自身的特质从而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使命,在于其必须直指人心。从当下的道德生活情境及道德建设之前瞻性目标着眼,最为核心、紧迫、直接的主题当是"匡扶时弊"的同时,花大气力"拯救人心"。"正人心"作为一项系统、浩大同时又艰难无比的社会工程,意义重大而深远。其关乎做人的道德理性与成人的道德立场的坚守,关乎淳朴的伦理风尚与优良道德风习的培育与维护,关乎民族整体性意义上高标的大国民风范和个体之健全、高尚的道德人格之养成。     

“义辱”与“势辱”:荀子耻辱观的两种面向

耻辱感作为一种道德潜能,与人的尊严和人格有着内在关联。它一方面具有否定的谴责性作用,即对不道德行为的羞恶之情,另一方面又具有肯定的解放性建构作用,提撕行为主体以非凡的道德勇气由低层次的价值序列超拔挺进至高层次的价值序列,促就儒家君子式道德人格的养成。荀子将耻辱区分为"义辱"与"势辱",以"义辱"为标识的耻辱产生于对完善的内在道德人格的侵害,这种耻辱可以通过修身得到清除。"势辱"则是外在的、社会性的不可抗力加之于个人的伤害,没有办法通过个人修养得到清除。耻辱感是以否定的谴责性作用与肯定的建构性作用通向"仁",荀子的"仁学"为其耻辱观奠定了道德形而上学基础。     

荀子的“礼乐”教化思想与现代道德传播

<正>"礼乐"教化思想是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主张以礼乐育人并以礼乐治国。作为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的"礼乐"教化思想建立在其基于"对心言性"逻辑前提而确立的"性恶论"、"性伪分"哲学基础上,他提出的"礼"之规范性与"乐"之情感性相统一的道德实践方式,对改进公民道德建设中道德传播的方式和路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不道德行为的自我服务性辩解研究现状

自我服务性辩解是指通过给问题行为提供理由,减少人们内心的道德失调感。自我服务性辩解有"由内而外"与"由外而内"的不同表现形式,而计划行为和自我验证分别是其认知和动机解释。解释水平、自我控制、个体差异可能会影响自我服务性辩解的发生。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完善自我服务性辩解的理论;探讨未来导向、道德脱离等个人因素对自我服务性辩解的影响;拓展自我服务性辩解的应用领域。     

梁漱溟新乡村组织的伦理探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探寻中国社会新出路的过程中,梁漱溟等新知识分子倡导乡村建设运动。他从对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本位"的认识出发,将"伦理情谊"融入团体组织,依新礼俗为规范,从义务本位确立"团体-个人"中的新关系,以相对论的伦理主义原则培育"团体-个人"中的新观念,以"人生向上"为目标建设中国乡村的团体生活。这种坚持以民族传统资源构建新社会的伦理精神,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但因过度倚重传统伦理道德的力量而忽视其在经济社会变迁中应有的现代转换,梁漱溟的新乡村组织陷入伦理本位主义的理论困境,在"私德"向"公德"的伦理转换和培育中出现了种种矛盾。     

中国语境中的社会公德建构

在中国语境中,公德概念是宏观国家之德和微观公民之德的有机统一,立足于实践以国家之德"引渡"公众之德是实现两者统一的逻辑路径。宏观公德体现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微观公德体现出社会的文明程度,两者的关系经历了"混沌一体""分化发展""有机统一"三个发展阶段,公德的内容由强调"齐一性"向注重"层次性"转变。真正落实公德两层面内容的有机统一是未来中国语境中公德研究的重点问题,也是中国公德建设方案形成的关键之笔。     

差等、度量分界与权利——荀子义概念中的正义观

荀子"义"概念的一项主要意涵是"上下有差"。礼义建构并维持了此种差等社会,也确定了社会成员的"分义",亦即他们的位阶、角色和职业等及其义务与相应之权利。荀子虽然认为"上下有差"乃天下通义,但上下位阶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流通升降,其原则在于礼义、道德、贤能等,而这是每个人凭其天赋之人性能力与后天之修为皆能成就的。这实际上是对宗法制的革命性颠覆,使得公职向所有人开放成为可能,也使得依系于这些公职的社会资源得以较为公正地被分配。荀子的礼义差等社会实际上蕴含有一定程度的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