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论法治与政治权威的互动

船山学研究史上,关于船山是“人治论者”还是“法治论者”一直聚讼不已,其中的关键在于没有把握理解船山法治思想的钥匙,即法治与政治权威的互动。船山法治思想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在于船山认识到了法治与政治权威之间互动的关系。这一认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船山声称“任人任法,皆言治”,揭示了政治权威与法治的辩证联接;第二,船山主张“法者非必治,治者其人也”,强调了政治权威在法治中的重要作用;第三,船山宣扬“法善以待人,则人之失者鲜矣”,凸显了良法对于制约政治权威的重要性。全面、完整、准确地把握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才是正确理解船山的法治思想的关键,而不应该各执一端、莫衷一是。     

论政治合法性的意义和实现途径

政治合法性因为关系到政权和政治秩序的稳定性而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在总结政治学关于政治合法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系统探讨政治合法性的意义 ,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和原则 ,不同国家可能面临的主要政治合法性危机 ,以及政治合法性的实现途径 ,期望给读者以相关问题的完整概念     

现代化与国家治理

"治理"是近年来国际学术讨论的热点概念,中国新一届政府领导人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国家治理"概念更成为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文以"现代化研究"为背景,引用国家理论和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讨论"现代国家"的概念,试图说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含义,并从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问题出发,阐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本文认为,"现代国家"包含两重含义:一是国际政治意义上实现领土和治权统一的国家;二是政治发展意义上确立法治和民主问责制度的国家。中国在第一种意义上很早就成为了"现代国家",但在第二种意义上,仍然面临艰巨任务。为了更好地完成第二种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建设,贯彻国家治理的统一性和均等化原则,着力于国家基础制度建设是必要的。     

论意会知识、编码知识与中国现代化

编码知识是关于事实和原理的知识, 可以通过逻辑工具表达,可以交流、共享。意会知识可以区分为主观与客观部分,不能通过逻辑工具交流与共享。编码知识与意会知识都具有层次并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在历史上先有意会知识,然后在继续创造意会知识的同时将意会知识逐步转化为编码知识,并不断提高后者的普遍化程度。在这一过程中,主观的意会知识渐次生成,并在编码知识高度共享之时起到主导的作用。一方面客观意会知识是编码知识的源泉,另一方面编码知识又成为主观意会知识的原料,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意会知识,形成某种循环。在意会知识与编码知识之间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线。认识意会知识、编码知识及二者的关系不仅具有重大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实践意义。当代中国的东西部处于知识发展的不同阶段,东部地区应重于创造特别是发展主现意会知识,中西部地区应重于推广、应用编码知识。要看到编码知识的层次,各地区在普遍的编码知识的基础上创造有自己特色的编码知识。在社会转型之时,要看到编码知识处于变化发展之中     

法治一元与中国法律传统

法治是一元的,法律是多元的。中国传统法律形式多样,不乏善法的存在,但是缺乏法的统治,所具有的善法只是人治的l工具,中国法律传统中更多的是非法治因素。法治多元理论偏离对法治正确认识,引起理论混乱。抛弃法治多元理论,正确认识中国的法律传统,对建设法治中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略论东周时期的民本与法治思潮

“民”字初意为神视，并非奴隶，由此方可理解何为民本。先秦血缘政治决定其政体形式带有民族特色，以此观“礼”其法律文化特征不言自明。春秋民本思潮的高扬，为后来战国改革法治提供了立法重要的借鉴参照系，从而使得地缘政治——中央与郡县制对立统一的新政体模式得以确立，自此中国历史上明确的国家形态、体制得以矗立。     

中国法治评估的困惑与出路

市场化、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是法治评估生成的重要土壤。在一国同一政治框架范围内,法治更多地表现为同质化特征。因此,一国范围内的法治评估尤其是地方法治评估并无太多意义。只有在不同政治框架下的国家或地区之间,法治评估才更能凸显其价值。法治评估更多是晚近时期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比较法治评价活动。由于市场化和法治化程度不高等因素,中国的法治评估缺乏内在生成性,更多具有外部嵌入式特点和中国特色,面临着评估机构、评估对象、社会转型期法治评估等一系列困惑。在现有发展阶段,中国不宜过多关注法治评估。应当全面深化改革,从而为法治评估创造适宜的生成土壤。     

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浅探

中国古代基本上实行的是“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而这一治国方略经历了一个从“为政以德”到“任法而治”,再到“德主刑辅”、德刑并举的发展演变过程。     

现代性、法治国家与意识形态

本文通过辨析现代性的蕴含为梳理法治国家与意识形态问题提供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视野,在此视野下具体分析了法治国家的内涵与社会政治秩序的关系,并指出意识形态问题不仅是一种功能性的分析,而且应该放到国家意识形态与法治秩序的辩证关系中予以考察。本文认为现代法治既是意识形态的制度基础,也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效组成部分,只有处理好法治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才能避免意识形态激进主义的片面性。     

建设中国特色政府法治的新航标——杨海坤、章志远著:《中国特色政府法治论研究》

<中国特色政府法治论研究>抓住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法治政府建设飞速进步的历史契机,结合学界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之争的最新研究成果,深化了其所一贯坚持的"政府法治论",从而为我国建设中国特色政府法治的事业提供了新航标.该书专业性和理论性共举,继承性和发展性互现,广度和深度并重,反映了我国行政法理论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也使"政府法治论"成为继"平衡论"之后又一家以专著形式系统阐发的行政法理论基础学说.     

政治伦理学研究的新贡献——读《现代政治视域中的"法治"与"德治"》

探寻政治生活的道德合理性与正当性,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持,是政治伦理学研究的主旨和核心,也是当代政治伦理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从现代化的视角看中国近代史

在中国近代史中,由洋务派领导的“洋务运动”、维新派为代表的“戊戌变法”、革命派发动的“辛亥革命”以及激进派引领的“新文化运动”构成的四大运动紧密联系、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共同推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可见,中国现代化与近代史曲折并进。     

民初政治权威的危机与孙中山"党治"思想的形成

以辛亥革命的爆发和中华民国的成立为标志 ,中国开始了政治权威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民国初年 ,虽然建立了中央政权 ,但没有真正建立起中央政治权威。相反 ,由于权威合法性延续的中断导致政治权威的断裂与危机 ,社会走向严重的失序状态 ,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试图用不同的方式重建政治权威 ,其中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强人政治”和以宋教仁为代表的民主政治两种途径较为典型。在袁、宋所主张的方式均遭失败的情况下 ,孙中山提出了“以党治国”的第三种权威模式。作为一种替代性和过渡性模式 ,孙中山探索的“党治”模式回应了社会政治心理需求 ,为解决迷失已久的社会政治权威提供了一种现实的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进程和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尊重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但要从中国国情出发,既要体现社会主义的要求,也要反映中国进入新时代的经济特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本文从现代化的目标、进程和道路三个方面,在阐述现代化一般规律的基础上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表现在高品质生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促进人的现代化等三个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分阶段推进现代化;二是将现代化概括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并创造了四化同步的经验。进入新阶段,四化同步的进程有了新内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信息化、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立足新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实现不断创新和拓展,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现代化之路,其内容包括：新发展格局的构建、高水平科技的自立自强、高水平对外开放。     

法治中国化、治理现代化与儒家治道

我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治理秩序史和法治中国化两个领域。传统中国国宪、宋代司法传统和近代行政法史是我在第一个领域关注的话题,三者分别回应了华夏先贤如何通过发明和运用治理智慧为共同体实现宪法意义上的"安身立命",宋代治理者集团如何通过建章立制和断狱听讼因应"人心政俗之变"进而重建社会,民初平政院法政人如何通过裁决行政诉讼案件在"帝制走向共和"之际建构国家治理秩序等问题。我也通过对生育国家干预和夫妻财产制的历史、法理与伦理省思,初步切入了法治中国化的论域。基于这些研究,我提出"法治中国化是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的论断。所谓"法治中国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当被解释进而推动为"回向华夏治理正道,重述传统治理秩序"。作为当代大陆新儒家的主要思想阵地之一,今后《原道》可以在坚持"中国"与"儒家"之立场与情怀的前提下,进一步主动而积极地参与前述解释和推动。     

简论自传与中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

我们今天谈“三自”这个问题时，恐怕要明确两点：一是要注意已经不仅仅是五十年代、“三自”运动之初那样一个单纯的政治表态问题了。从“三自”到“三好”已提出好几年了，丁主教也讲过“三自”已完成了她第一阶段的历史任务。爱国爱教、独立自主的精神仍当坚持，现在的重点是落实“自好”。在纪念“三自”运动成立五十周年之际，意在强化独立自主的办教方针，也重在看我们办好了多少；二是基于第一点原因，     

先秦儒家、法家政治哲学比较研究

在先秦政治哲学中,体现着德治与法治两条截然不同的治国路线。前者的主力军是儒家,后者则以法家为旗帜。本文从不同视角多维度地透视了儒家与法家的德治与法治之争,进而揭示儒法两家的治国方略产生的各不相同的社会功效和客观效果,最后通过对儒法相互态度及历史命运的回溯,领悟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的相互促进、互济互补。     

张君劢论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的复兴

张君劢从现代与古代是不能完全割裂的以及在现代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人的心知或思想方法这两点认识出发 ,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不仅不是现代化的障碍 ,相反可以导致一种新的思想方法 ,这种新的方法能成为现代化的基础。因此 ,我们今天要在中国实现现代化 ,就必须从复兴儒家思想入手。换言之 ,复兴儒家思想是中国现代化的途径 ,而儒家思想的复兴又主要是宋代新儒学的复兴。复兴儒家思想的道路是“自力更生中之多形结构” ,亦即“以儒家为本 ,而沟通东西思想”     

国学现代化与中国哲学史——几个方法论问题

在“国学”现代化的课题中,“国学”与中国哲学史的关系,是应该予以深入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国学以经典文本“六艺”和诸子文献为基础与前提。不断用新的时代精神和学术眼光,吸收综合新的学术思想资源,对“文本”进行新诠释,是“国学”能具有生命力的必备条件。历代的“国学”都是如此作的。这些诠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史,一种是如章太炎及钱穆的《国学概论》。两者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比较两者的长短得失,能使新“国学”从中吸取教益。就时代精神言,新“国学”应具体、深入地突显中国文化或哲学的四点根本精神,即:唤起士的人格自尊和社会担当的精神,认为人的本质在于文化、在于礼乐的人文精神,崇尚创新的精神,创新坚持人类精神。以认识论为中心的中哲史,不能具体活现地宣扬中国文化的上述精神,这是新“国学”可以大加努力的。     

伊斯兰教与中国穆斯林社会现代化的理论探索

中国穆斯林社会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共同复兴与奔向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扯到中国穆斯林社会的各个层面,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民族的、宗教的,以及不同地区的差别等多个方面,较之其他民族或地区的现代化显得更为艰巨。因此,解决好伊斯兰教与中国穆斯林社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是十分必要而又非常迫切的。本文从中国穆斯林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基础,思想理论基础、基础教育与人才基础和政治基础等四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