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太极图说解义》及其与朱子解义之比较

从南宋道学总体发展来看,朱子的《太极解义》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朱子、张栻、吕祖谦经讨论后形成的共识,而张栻的《太极图说解义》则可视为朱子《太极解义》的补充。两者学术宗旨相同,但诠释表述有异,毕竟朱、张、吕在共识之外还有其个人的认识特点。在以"无极而太极"为宇宙的根源、以太极为理等问题的理解上,朱张略同。但张栻以孟子"莫之为而为之"解"无极而太极",以"两端相感"论太极动静,以人心即天地之心,以未发已发中和问题论"五性感动",以中仁为体、正义为用,以及在"诚通诚复""太极体用"的诠释上,这些方面都显示了其与朱子不同的思想特色。总体来看,朱子《太极解义》注重义理的哲学分析与综合,在本体论上具有优势,张栻《太极图说解义》注重功夫界定,是朱子解义有所忽略之处。朱子所争者多在义理之铺陈,故张栻解义为朱子解义之补充,二者相结合乃构成道学在南宋中期的主流认识。"朱子学"的成立包含了东南三贤的共同参与,"朱子学"的概念可以有丰富的含义,这是我们今天论及张南轩和朱子学时不可不注意的。     

朱子“生理”思想研究

朱子哲学中的"理",从静态的层次,可以分为"生理"和"原理";从动态的层次,则"生理"又可进一步分殊为天理、性理、伦理、物理,而朱子所说的"生理"具有本体义、发用义、流行义和主宰义。在本体的意义上,"生理"和"原理"是直接同一的。"生理"和"原理"也不是两个"理",而是同一"理"的两个面向。本文主要是为了突出朱子哲学中"理"的"生理"的面向及其本体、发用、流行的含义。"原理"不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纯逻辑的"原理",而且是作为存在论和价值论本原的本体。后世儒者之所以对朱子的"理"有各种争论,主要原因是没有突出其"生理"的面向,以及没有对"生理"进一步分殊,同时对"生理"所具有的本体义、发用义、流行义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和重视,更多强调了认识论意义上的"原理"的层次以及"形而上"的含义,所以对朱子哲学有各种曲解。     

谨人心之“几”:诚意视角下的朱子慎独工夫论

朱子视诚意为"自修之首",以"心中实有天理"释"诚",以"心之所发"释"意",强调人之道德行为要真实无妄地发自人心本有的善性,不能夹杂任何恶欲的成分。人在心体未发时戒谨欲念、涵养天理本体、以静制动相对较为容易,而在介于心体已发未发、欲念萌动的人心之"几"阶段,此时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具有很大的隐蔽性,是人心最容易堕入欲望泥潭的危险时段,亦是道德修养中最难且最需要戒谨的时段。朱子在诚意视角下,以"审其几"为慎独功夫之要,防人欲于未然,存天理之本然,对传统空间意义上的"慎独处、独居之所为"外向型修养工夫进行了由外向内的纠偏,对我们正确认识儒学的慎独工夫具有重要意义。     

“四端”“七情”:东亚儒家情感哲学的内在演进

"四端""七情"是儒家情感哲学的核心内容,分别代表道德情感与自然情感。先秦儒学对自然情感做了初步归纳,最为完备的表述是"七情"说。孔子对道德情感多有指点,孟子进一步总结为"四端"说。朱熹正式探讨"四端"与"七情"的关系问题,《朱子语录》中提及"四端理发、七情气发",但在其"心统性情"的架构中却将两者同归于属气之"情"。朱子思想内部关于"四七分合"的矛盾对东亚朱子学产生深远影响,在朝鲜儒学史上形成了持续日久的"四端七情论辩",其中以李退溪为代表的岭南学派主张"四七分理气",以李栗谷为代表的畿湖学派主张"四七气发理乘一途"。从孟子到朱子再到退溪,儒家情感哲学关于四七关系的理解经历了"正—反—合"的发展过程。     

朱子“全体大用”观及其发展演变

"全体大用"思想是朱子哲学的基本精神,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一般意义上,"全体大用"指"明德",指"心具众理而应万事"。"全体"指"心具众理","大用"指"应万事",这是朱子明确写进《大学章句》的晚年定论。朱子"全体大用"的精神不仅体现在朱子的政治实践之中,也体现在其书院教化、《家礼》实践、社仓制度的社会关怀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之中。经历了宋元明清的思想交锋和承传与创新,"全体大用"思想也渐渐从注重内在道德的提升不断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还走向东亚,成为世界性的儒学资源。     

朱子“中和旧说”探析

朱子在四十岁之前有两次关于中和问题的契悟。其内容学界一般称为"中和旧说"与"中和新说"。有关朱子的"中和新说",学界基本没有争议。但是对于朱子"中和旧说"产生的时间、过程、内容以及"中和旧说"与延平思想的关系,学界却未获得一致意见。特别是对于朱子"中和旧说"与其早期思想的关联,学界尚缺乏充分讨论。本文在详细参考《延平答问》及朱子其他书信、文本的基础上,指出朱子在早年从学延平时,接受了延平在日用处下工夫的教导,但对延平所说的体验未发并没有真正契入。延平去世后,朱子谨记延平的这一教导,持续不断地对其进行探索,终于在乾道丙戌获得了第一次重要契悟。从《延平答问》到"中和旧说",朱子始终关注如何通过日用工夫去追求延平所谓的"未发之中",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探索,才导致了"中和旧说"的产生。     

"理"能否活动? --李退溪对朱子理气论的诠释

李退溪是朝鲜性理学之巨擘,其学以朱子学为宗。他曾撰文严厉批评王阳明。在李退溪与奇高峰关于“四端七情”的辩论中,双方均援引朱子的文献作为论据,且自认为忠于朱子的观点。然究其实,李退溪对孟子“四端”说的诠释预设了一套与朱子性理学系统不同的义理架构,虽然合乎孟子的文本,但却脱离了朱子的基本立场。这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理”能否活动?在朱子的性理学中,理是气之所以然,只存有而不活动。本文根据相关文献证明：李退溪在诠释朱子的理气论时有意无意地赋予理一种活动性,而逸出了朱子性理学的架构。     

主宰谓之帝——朱子哲学中“理”的主宰作用

在朱子思想中,"理"是"气"的主宰。朱子对于理之主宰作用,从诸多方面予以了说明,而朱子所说的理之主宰分别体现于本体和流行两方面。在本体上,主宰体现为天地生物之心,在流行上,主宰体现为理则和理序。     

"仁义之根"与"万善之原"——关于李二曲"性论"的几个问题

作为明清之际理学大家,李二曲融摄了朱子理学和阳明心学.其关于"性"之论述既有朱子"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义涵,又与阳明"心之本体即是性"、"心即性"的思想相契.其"性"之思想表述内容丰富,既有道德本体之义,又有宇宙论事实叙述.作为道德本体之"性",未发之时它无善无恶,湛然虚明;已发之时便产生情.为保证性情同一,李二...     

从“理同气异”到“一本万殊”——论朱熹与黄宗羲对佛教“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回应

在佛教"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思想的影响下,对于人物之性,朱子提出了"理同气异"和"气异理异"的说法,一方面来回应佛教,另一方面则维护孟子的"人禽之辨"。但"理同气异"与孟子的人性论有着本质区别,从而使儒家的性善论走向泛性善论。黄宗羲则根本否定了朱子的说法,他从"天人一气"的角度出发,指出人物之性是"一本万殊"的,即人物之性都来源于一气,但人之所禀是"有理之气",而物之所禀则是"无理之气",故惟有人具有仁义礼智的道德属性,而草木禽兽只有知觉运动,从而使理学的人性论又回到孟子的性善论中去。     

"气"在朱子理学美学中的意义

在朱子理学中,"理"这个本体范畴是个存而不有的虚体,表述宇宙实体构成的是"气"这个实体范畴.与此相应,在朱子理学美学审美客体的逻辑结构中,气是表达实体和实存性质的实体范畴.在逻辑本体上决定一切的是理,而在审美客体实存上构成一切的都是气,乃至实际左右一切,形成一切的乃是气、是阴阳的流动变化.因此,气及其阴阳变化在朱子理学美学中具有重要的构成论和形态论意义.     

仁术与仁心——以朱子的解释为中心

本文以《孟子集注》为中心,呈现朱子对孟子哲学中"仁术"与"仁心"等核心概念的思考与理解。在朱子的注解中,有关"仁心"的讨论聚焦于"仁心"发用的差序问题。朱子通过对人物生成本质同一与差异的揭示还为此差序奠定了生成论上的根据。在此基础之上,"仁术"成为了直面现实、积极措置从而实现"仁心"的必要行动。朱子在生成论层面的这一推进,不仅是对孟子以来儒家哲学的重要发展,同时也表明了朱子道德哲学的自然基础。     

朱熹与“四端亦有不中节”问题——兼论恻隐之心、情境与两种伦理学的分野

自孟子以来,四端纯善就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晚年朱子挑战了这种观点,从而提出了"四端亦有不中节"的问题。在孟子的著名例子的基础之上,笔者构造了一个新案例,该案例的核心就是把儿童替换为一个恶贯满盈的成年人,并假设目击者中有的人知道这个事实,有的人不知道这个事实。于是,本文就以恻隐之心为例,辅以是否具有某种知识的条件,以及是否中节的道德判断,对认知主义与非认知主义两种伦理学的分野,予以了初步的分析。从而认为朱熹的道德哲学是认知主义的,具有敏于情境的特点;而孟子的道德哲学则是非认知主义的,具有钝于情境的特点。     

“中和新说”后朱子工夫思想的发展

用"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来概括朱子的工夫思想并不十分精准。"中和新说"后,朱子通过引入小学工夫和知行工夫两个理论,厘清了工夫次第问题,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工夫思想。最终,朱子构建起了一套"知之在先,行之在后;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交融共进,敬贯通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的工夫思想体系。     

朱子文献中的“太极说”所指考论

在朱子的文献中,"太极说"一词的使用较为含混,其具体所指有四:其一,是指朱子自己所作的《太极解义》;其二,是指《朱子文集》卷六十七中所收录的《太极说》一文;其三,是指张栻所作的《太极图说解义》;其四,是指周敦颐所作的《太极图说》。此外,在张栻、吕祖谦、汪应辰等人与朱子之间的书信中,也有把他们对于周敦颐作品的注释之作笼统称为"太极说"或是"太极解"的例子。我们认为,朱子等人对于"太极说"的这种含混用法,只是一种"方便之举",而他们后来在刊刻其相关的著作时,则又为其取了不同的名称,以示区别。     

朱子“意”的诠释及工夫——兼论朱子对工夫的贯通

"意"与"心"、"知"、"性"、"情"一样,都是朱子心性理学中的重要概念,朱子对"意"的概念的阐发以及对其与"心、知、情、欲、志"等关系的讨论,也是朱子对《大学》"诚意"诠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朱子通过对以上概念的诠释和关系的梳理又成为朱子对"诚意"与"正心"、"致知"、"克己"、"立志"等各项工夫关系定位的理论基础,由此观摩了朱子整个工夫论的架构。目前学者对朱子"诚意"思想的研究多局限于其工夫本身的境域,且把诠释的重点放在"诚"上,较少单独对"意"作哲学上的探讨和概念上的分疏。有鉴于此,本文尝试突破"诚意"之"意"的单向度,审视"意"这个概念本身,探讨朱子对"意"与"心、知、情、欲、志"的关系的把握,试图在以"意"为中心的探讨中重新认识朱子"诚意"的工夫和境界。     

船山对朱子、阳明“亲新之辨”二元对立模式的解构

朱子与阳明的"亲新之辨",从根本而言是"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在实践功夫论上"向外"和"向内"的二元对立。朱子从《大学》"三纲领"之"经"出发,训"亲"为"新",丢弃了"新民"中"亲近、亲爱"百姓之意蕴;阳明从《大学》之"传"出发,舍弃了外在"新民"之手段。船山解构了朱子单一的"向外"的"有言"之教的新民,主张自身明德以感召他人的"无言"之教的新民;船山也解构了阳明单一的"向内""自新"新民,主张"自新"与"新他"二者结合的新民。船山新民观从内容与形式上都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一条别样的路径,彰显出亲新之辨的和合建构特质。     

互藏交发说的困境及出路——王船山的人心道心思想新探

王船山的人心道心思想存在前后两说。前说为互藏交发说,其文本基础为《尚书引义》;后说为人心通孔说,其文献依据为《读四书大全说》。互藏交发说有两个支柱,即互藏与交发,而交发要求四端与四情数量完全一致。该说面临着性情不分的困境,解决出路在于回归朱子的人心通孔说。在后说的人心道心思想中,船山既回归朱子,又区别于朱子。其基本差异在于:朱子认为道心是情,船山则规定道心是性。     

“中和旧说”与朱子早期思想的关系及其理论困境

朱子的“中和旧说”是对其早期思想的延续和深化。在“中和旧说”中,朱子以生生不息的变化和心灵的不息活动为已发,以使得这一活动得以不息的本原为未发。为了通过已发把握未发,朱子将工夫指向了把握不息之流的一念、瞬间,但这一工夫方向却带来了支离、急迫的难题。为了克服这一困难,朱子调整了对生生变化的理解,在生生变化中确立了本原的相对稳定的完足的呈现形态,这一调整体现在心性关系上就是心灵在未发时节呈现自身具足的天命之性。这一转向既是朱子对延平静中体验未发之教的安顿,更是他本人致思生生变化的思想结果。     

仁的工夫论诠释——以朱子“克己复礼”章解为中心

学界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章的解读多从仁之名义、仁礼关系入手,朱子则基于工夫论立场对本章作了前所未有的深度阐发。朱子的工夫论诠释首先体现于对"克"、"为"、"一日"、"归"等词数易其说的曲折解读,导致后世议论纷纭;其次为凸显工夫的心性和事为两面,以"本心之全德"、"天理之节文"对"仁、礼"作出了独特揭示。由此,朱子创造性揭示了克复工夫笃实、亲切、健勇、精细、彻上彻下的"切要"特点,尤其对"理"与"礼"、"克己"与"复礼"、彻上与彻下等问题反复其说,诱发了后世极多争议、误读。总之,朱子本章之解,体现了其致广大、尽精微的学术特质,显现了经典诠释的工夫论目的和现实教化的使命意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朱子思想由依傍程门到走向独立的过程。这同时也启示我们,朱子"不用某底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之说,实为准确理解其思想之密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