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章太炎向唯心主义转变的原因

章太炎是辛亥革命风云一时的革命家,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他的一生经历是复杂而曲折的,其哲学思想曾发生过许多变化,前期和后期的观点尤其有着性质的区别。 1896年,章太炎走出诂经精舍,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他拥护西方近代科学,宣传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直到1903年5月,他在写《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时候,还高呼“竞争”、“公理”、“进化”的口号,表现了蓬勃上进的革命精神。斗转星移,三年过去了,1906年6月,当他从与世隔绝的上海西牢来到革命思潮风起云涌的东京中国留学生和革命者中间的时     

宗仰:一代奇僧与辛亥革命

宗仰(1861-1921年),江苏常熟人,俗姓黄,原名浩舜,又名用仁。1880年入常熟清凉寺为僧,1884年至镇江金山寺依大定法师受具足戒,法名印楞,别号乌目山僧。辛亥革命前后,我国佛教界有一位被誉为天下奇僧的爱国志士。他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爱国教育和推翻清朝为宗旨的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他组织出版邹容的《革命军》     

从挣脱名相到随顺名相：论章太炎革命主体的话语实践

本文以革命主体对名相的挣脱与随顺为主线，探讨章太炎“转俗成真”与“回真向俗”不同时期对革命主体话语实践的思考。在“转俗成真”的《民报》时期，章太炎从两方面要求主体挣脱名相的束缚；其一是祛除宗教的“表象之病”,使革命主体免于“依他”之有神论的束缚，其二是要实现一种超越“遍计所执”名相分别的主体化模式，建立“依自不依他”的革命道德。在“回真向俗”后，章太炎强调革命主体要随顺名相，回归语言运作之中，将众生之“成心”作为思想革命的生产性要素，通过“观其会通”使“成心”向“真如”“正智”所昭示的批判性维度和解放性维度敞开，实现革命主体“以众生为我”的最终旨趣，这也是章太炎的思想革命得以存续的根本方法。     

章太炎的相对主义真理观探索

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是以革命家现身的。他在1906年6月出狱东渡日本之后,撰写了许多文章,阐扬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思想;同改良派、立宪派论战,斗志高昂,文字犀利,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鲁迅全集》第6卷,第546页)。在革命潮流汹涌澎湃的形势下,章太炎提出了一整套以佛教法相唯识宗为基础和主干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作为革命的思想     

“以百姓心为心”:章太炎《齐物论释》阐微

本文以《齐物论释》为研究对象,聚焦于章太炎在《齐物论释》中对于“俗情”、“俗谛”的肯定性阐释,分析了章太炎如何运用佛学的“中道”义来导引其阐释;进而分析了章太炎如何以对“俗情”的肯定来抒发其志在救世的“菩萨一阐提”精神;进而分析了章太炎如何以“两行”之道来绾合“丧我”之义与对“俗情”的肯定,并区分了这种新的“两行”之道...     

孙中山学说与儒家思想

孙中山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同时,也没有忽视中国优良传统思想文化的价值,重视继承、弘扬,其中儒家学说中有不少观点就是他所乐道的。 一 继承与吸收,无论是对一个思想家、一个学派的形成发展,还是对一个民族(或国家)具有时代气息、民族特色的新思想新文化的创立,都是不可少的,从近代中国来看,有成就的思想家大都重视继承和吸收,只不过其侧重点不同。孙中山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人。 孙中山的理论、学说,是在“新旧潮流相冲突”中逐渐形成、不断完善的。他认为中西文化各有其特点、短长,“各有各的文明”(《在桂林学界欢迎会的演说》)。立足于这一点,从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需要出发,他说:“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学问也。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革命之知识及能力者,余皆用以研究之原料,而组成余之‘革命学’也。”(《与邵元冲的谈话》)“一切学术”,当然包括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让我们看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如何做的。     

龚自珍和他的《发大心文》

中国近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其间各种政治主张、派别此起彼伏,政治革新的浪潮愈演愈烈。伴随着这样一个时代,在中国知识界,除了“中学为体”、“通经致用”与“采西学”、“借法自强”这两大主流思潮外,还出现了一个独特又影响甚深的文化现象,即佛教文化的复兴。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明确指出：“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特别是“‘今文学家’多兼治佛学”。事实上,无论是龚自珍、魏源,还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以及章太炎等,都曾认真研修,积极倡导佛学。他们一致认为“佛教济世之方”可与“世间法…     

《周易》——国外研究者点滴信息简介

引言: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经历四百余年,国外从事周易研究者甚多,先后均有专著发表。先君沈祖緜(1878—1969),字瓞民,浙江钱塘人,系北宋《梦溪笔谈》作者沈括的后裔。著名辛亥革命老人、《易》学名家。早年与章太炎、陶成章等创建光复会,并主编《胡天》杂志,倡言革命,并宣讲周易易理,奔赴于日本、东南亚沿海各地,进行反清活动。因遭清政府通缉,九次流亡日本等地,改名“高山独立郎”,在流     

从“六经皆史”到“古史皆经”——章太炎经史互释的思想史内涵

经史变奏、经史互释内在于漫长的经学史之中,章学诚、章太炎等所主张的“六经皆史”是清代以来经史问题的一部分。章太炎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的继承与发展,以及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对于经、史的分歧集中地体现为对“事”的不同态度。章太炎多重的经史互释不仅是为了确立六经的信史地位,也旨在将创造性和典范性开放给六经之后的时代,更是为了沟通当时激烈变革与传统之间的关系,这是章太炎关于革命问题的一个回答。     

论焦循易学

<正> 焦循是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他花费几十年的时间,写出《易学三书》。焦循的《易》学研究颇有自己的特色,为清代阮元、王引之等学者推崇,被誉为“石破天惊”之作,引起了当时学术界的震动。此后,皮锡瑞、章太炎也认为其书“独僻畦町”而“足以名其家”。焦循的《易》学究竟独特在哪里?前人往往语焉不详。本文旨在就焦循的《易》学体系和特色,作一些初浅的探讨。     

试论章太炎哲学思想的演变

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章太炎是一位具有相当影响而又争议较多的人物。他从1896年参加《时务报》投身维新运动,直到1936年抗日战争前夕去世,前后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时期,在以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近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潮流中,他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他曲折复杂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在动荡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风浪中起伏发展、不断变化。他一生变动不居的思想,庞杂繁多的议论和索解为难的文字,常常使人在研究过程中感到迷离恍惚,不易把握。本文试图勾画他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     

国族关系与文野之辨——杨度与章太炎思想比较研究

在“预备立宪”的背景下，杨度与章太炎就民族与建国问题展开了论辩。杨度的《金铁主义说》和章太炎的《〈社会通诠〉商兑》《中华民国解》三篇文章所构成的对话，反映了二人对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与国家关系的不同理解。杨度与章太炎民族思想的差别不止于“联满”与“排满”,亦非“文化民族”与“历史民族”。在杨度看来，建立国家是绝对的前提和目的，民族主义只会阻碍统一国家的建立，他意图从根本上去民族化，以公民身份消解民族身份，以均质的国民主体构成新的国家；对章太炎来说，民族是先于国家存在的，因而乃是建立国家的根基，他主张将历史性存在的汉族重塑为政治民族，既将民族主义作为建立国家的动员手段，也将民族视作国家的主体和实质。杨度的民族主张试图斩断历史，具有鲜明的进化主义和文明论色彩，是普遍主义的；章太炎则将历史作为正当性的来源，对普遍主义的制度和价值心怀警惕，更强调民族所蕴含的特殊性和具体性。     

“自贵其心”与“依自不依他”——章太炎革命情怀的禅宗无神论思想底蕴

章太炎平生将其革命理想奠基于传统文化的思想根脉上，尤为偏重于佛学，历来论者多重视其所称之“法相之理，华严之行”,也就是佛教的唯识学与华严学。但实际上，章氏于《答铁铮》文中强调的“自贵其心”与“依自不依他”无神论精神信念，直接来源于中国禅宗思想，章太炎基于禅宗无神论的立场对正统唯识学思想产生了善意误读。“中国化佛教”禅宗在一定程度上扬弃了宗教信仰的思想枷锁，汲取了中国文化精神，成为一种高扬人的主体性，实现了“祛魅”的认识论和人生观。但元明清以来，由于禅宗作为“制度化宗教”而存在，又逐渐失去了无神论的思想锋芒，此其局限。     

《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导读

此文为T.S.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发表50周年之际,加拿大哲学家I.哈金(Ian Hacking)为其第4版撰写的《导读》,旨在既介绍当年此书发表时所引发的效应和争论,也对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如何看待它所提出的问题和存在的影响作出评论.因此,这一“导读”兼具导读和评论的双重性质.从介绍《结构》所发表的“1962年”的科学时代背景出发,哈金首先考察了书名中(科学革命)的“结构”与“革命”两词的意含,进而对《结构》中所涉及的主要关键词,如“常规科学”与“解谜”、“范式”、“反常”、“危机”、“世界观的改变”、“不可通约性”、“通过革命而进步”加以分析和讨论,最后评论了库恩关于“真理”的观念,以及《结构》取得的成功.     

章太炎与诸子学

章太炎是近代著名思想家和国学大师。他对先秦诸子,尤其是儒、道、墨、法等家学说有深入研究,他在近代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诸子的是非和文化价值,阐述其独到见解。 一 章太炎较早否定了儒家宗师孔子的至尊地位。认为“人事百端,交易未艾,或非或韪,积久渐明,岂可定一尊于先圣?”(《章太炎全集》(四)第153页。以下简称《全集》)他认为象康有为等人那样奉孔子为“素王”,一方面丧失了孔子学说的真实内容。“汉武以后,定一     

重新理解“异化劳动”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关系--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内在关联为视角

讨论“异化劳动”概念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关系,应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两大文本的内在关联入手。尽管马克思在《手稿》中表述“异化劳动”的用语直接承袭自费尔巴哈的“类本质”,但“异化劳动”所葆有的真正“本质规定”,却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一文本所开启出来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同一性”的价值视域。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中,正是这一价值视域,自始至终奠定和引领了“异化劳动”概念的产生、发展及蜕变,并最终推动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发生。从这个意义而言,“异化劳动”概念理应被视作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正起步;而“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同一”的价值视域,亦被置入马克思哲学自身之中,成为其不可或缺的本质规定。     

章太炎在主编《民报》时期的哲学思想

1906年夏到1909年冬,章太炎在日本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编。这时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迅速发展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同改良派的斗争,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取得了胜利。在这一斗争中,《民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这时期,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     

夸美纽斯对教育心理学的贡献及其给我们的启示

艾宾浩斯说:“心理学有一个长期的过去,但仅有一个短期的历史。”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教育心理学。1903年桑代克的《教育心理学》一书的出版,被看作是现代教育心理学的肇始,但教育学与心理学的结合则有着古老的历史渊源。无论在中国或西方,都有丰富的古代教育心理学的思想。可是它带有朴素的性质,并且多散见于古代学者有关教育思想的言论中,至多说明古代的教育家已注意到教育过程中的某些心理现象、而并     

爱国诗僧曼殊评传

曼殊在学校学习的时间不长,却能精通中、日、英、法、梵诸种文字;绘画、诗、文、小说造诣都高,名倾一时,为清末民初一代名士所推崇。他的成就,除了天才成份之外,主要靠的是勤奋好学。他虽然过着飘泊不定的生活,却时刻不忘学习,几乎是到处虚心向朋辈求教。他经常在给朋友的信中谈起过去“对床风雨”的情况。1903年他刚到《国民日日报》社时,就拜陈独秀为师,请陈教他写诗,他写的诗文都请陈修改。其后到东京,他又虚心向章太炎和刘师培请教,他的诗文又多请章太炎修改。他第一次南游暹罗(泰国),就向乔悉磨长老学习梵文,此后一直坚持自学梵文。由于他的勤奋好学,所以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诗、画、     

认识模式的左-右两分法及其外推中的若干误区

90年代在国际上被称之为“大脑的十年”。其中“右脑开发”和“右脑革命”是一些重要而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试就基于大脑功能偏侧化的“认识模式的左一右两分法”,及其外推中的若干误区作一初浅的分析。一、认识模式的左一右两分法关于大脑两半球功能偏侧化的理论,必须追溯到斯佩里（R．W·SPerry1913一1994年）等人开始于60年代的“裂脑人”研究。斯佩里因这方面的研究于1981年获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在其获奖演说（《分离大脑半球的一些结果》）中他这样指出：“我们过去认为是不能读写的、智力迟钝的、甚至某些权威认为是无意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