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境界与道德境界

审美境界和道德境界分属美学和伦理学两个学科领域,但又都是人生的正面价值体现,也是人生的一种理想状态。二者之间不应混淆,却又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审美境界不是纯然客观的形态,而是主体在审美对象召唤下产生的整体性心灵状态,其中包含着道德情感,古人称之为“胸襟”。人的审美活动之所之能臻于“境界”,恰恰是由于有道德价值的介入,否则无法达到境界;道德境界体现了最高的道德价值,以“至善”为其核心价值,儒家的“仁”或“诚”等都是达到了至高的道德境界。道德境界不是外在的约束而致,而是以内心的自觉来践行来达到,其中包含着精神的幸福感和悦畅感,同时,也有审美的因素在其中。     

齐白石山水画语言和审美境界研究

齐白石是我国著名的绘画美术大师,其中以他的山水画最具特色。可以说,齐白石的山水画开创了近代绘画的新时代。除了山水画颇具特色,齐白石对绘画的审美境界也有独到的见解和体会,探究齐白石的山水画语言和审美境界对于进一步了解齐白石绘画内容和风格有着重要意义。从齐白石大师的绘画成长历程进行探究,总结其独特的山水画语言特点,进一步了解齐白石绘画的审美境界。     

儒家和谐伦理体系及其道德哲学意义

儒家在历史上进行的最成功的努力之一,就是建立一个和谐道德哲学体系与和谐伦理精神体系.这个和谐道德哲学体系与和谐伦理精神体系具体表现为四个结构:道德哲学体系、伦理精神体系与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特殊社会结构之间的和谐;以\"五伦\"为原理的伦理世界的和谐;以\"四德\"为内核的道德世界的和谐;以\"中庸\"为境界的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之间的和谐.     

《周易》与中国画的审美境界

天人合一,天文之美与人文之美的同构,一直以来被中国画坛视为创造绘画美的不二准则,是历代画家的最高审美追求。基于这种观念上的绘画既不是摹仿客观外在的自然现象,也不是表达主体内在的情绪意念,而是在更高层次与"一气运化"的契合照应。所以,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绘画,绝非一般意义的技艺,而是与天地间四时同运、阴阳和合的"真道"。这种独具特色的绘画观和美学观,深刻反映了《周易》"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对中国绘画艺术的重大影响。     

冯友兰人生四境界的现代意蕴

人生四境界说是冯友兰先生哲学体系的核心.人的觉解程度不同,境界也不同,个体就有差异.个体的认识不同,对人生的感悟也不同.冯友兰的人生四境界说从自然境界到天地境界,表明了因觉解程度的不同而层层递进的表现关系.用时代眼光重新阐释境界说,将会对我们产生关于如何对待人生的某些启迪,并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现代文明给人们带来的人生"危机".     

儒家伦理传统与儒家道德记忆

道德记忆是人类记忆思维活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是人类道德生活经历在脑海里留下的印记或印象。道德记忆是儒家慧命赓续的伦理传统得以延续的精神力量,它不仅仅使得儒家伦理精神不断历经传承、发展、演绎而形成了体系完备的理论形态,更使得儒家伦理以文化心理的社会形式引导着人们的道德实践活动。道德教化是儒家伦理传统的道德记忆方式,儒家以道德教化来守护角色记忆与定位道德责任、塑造榜样记忆与开展教化示范,并通过实践道德记忆达到知行合一。珍惜儒家道德记忆、传承发展儒家优秀伦理传统是一个富有时代意义的重要话题。道德记忆是一个立意高远、形象生动、涉面甚广、兼具理论与现实关怀的创造性学术范畴,它不仅为我们考察儒家伦理传统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对于我们当今如何开展伦理学研究也带来了深刻的学术思考。     

论休闲与诗意的审美境界

随着人们的审美修养、经验、能力的积累,在休闲活动中就会越加自觉地体会和感悟到更丰富、深化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这对于我们提高休闲活动的质量,促进休闲经济和产品的发展,打造好"休闲城市",都是极为重要的.     

儒家伦理中的自律

儒家伦理是否自律,不少学者对此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但结论却莫衷一是。该文通过比较儒家伦理中所体现的自主性因素和西方哲学中的“自律”概念,认为学者们的分歧主要在于对西方哲学中“自律”概念的两个构成因素的不同侧重。儒家伦理中不存在作为个人权利基础的“自律”,但在作为道德理想的意义上则的确可说是“自律”的。儒家的“自律”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接近自然主义的人的观念。     

爱的境界

白鹭立雪愚人看鹭聪明见雪智者观白这是台湾作家林清玄先生写的一首禅诗,颇值得玩味。“白鹭立雪”,首句展示了一幅图景,以下便是三种人的目光及不同的视点,分别扣住“鹭”、“雪”、“白”三个字,从而对人的审美境界进行排列,说得透彻,论得精辟。禅是人生的一种独特智慧,由此谈到爱情关系,林清玄先生又有一首短诗可作解证：相爱的人像磁铁的正负极因相吸与渴望寻找对方的所在相契的人像山谷中的回声因投射与回应发现更深的内在相印的人像临水时的照影因对照与融入泯灭彼此的分别这两首诗正好是互为对应的：只看“鹭”的人,仅仅“…     

论中国古代儒家哲学的价值取向

儒家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门派 ,其内容博大精深 ,影响广泛而久远 ,其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可归纳为“内圣外王之道”。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阐释在古代和近代有所不同 ,涉及内修与外用、中学与西学等关系。“内圣外王”作为价值观 ,其本体论依据为天人关系论中的“天道”或“人道”本体论 ,其认识论依据为内在超越思路和“知行合一”观念。     

“礼”的道德意蕴

先秦儒家十分强调“礼”对于个体修身养性的重要性。他们认为,道德修养的价值就在于成就德性自我,在礼义规范的认同、体验中确立个体的道德主体地位,从而将外在的礼义约束转化为内心的道德自觉,进而成就理想人格,达到道德境界。     

儒家伦理思想与当代中国道德体系建设

儒家伦理思想作为中华民族道德传统的主干,一直深深地、普遍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选择,对中华民族的道德追求、行为方式和人格塑造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儒家“仁爱”的道德原则及其道德规范体系,以及关于职业道德、家庭道德和社会公德的思想和要求,都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宝贵资源。我们应当坚持批判继承其原则和方法,摒弃其消极因素,吸取、弘扬其积极因素,这对于当今中国道德体系的建设是十分重要的。     

马克思的道德哲学批判

通过彰显马克思的“类存在物”及其“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自由自觉的活动”等概念的意蕴可以使其被遮蔽了的道德哲学批判得到澄明。人作为“类存在物” ,不但指认了人是社会的存在物 ,而且指证了永恒不变之人性观的虚幻性 ,从而超越了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动物”的内涵 ;使人成为“类存在物”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则内置了马克思对道德准则的理解 ,使他对任何的非人格化的超历史的道德形式主义的合法性产生质疑 ;而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体现了手段性活动与目的性活动统一 ,因而成为人的终极价值和道德本体 ,这构成了对各种形式的道德目的论的批判。     

儒家精神及其现代进路

冯友兰先生指出:自19世纪中叶至21世纪中叶,中国的主流是向西方学习。临终前他又说,中国文化一定会在21世纪大放异彩。我以为把这两句话综合起来,就是儒学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所应有的地位,也就是说,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只靠儒学是不行的,但儒学中的积极因素却能对西方的现代化起到纠偏扶正的作用。     

儒家德育课程思想对现代思想道德教育的价值

探讨儒家德育课程思想,不仅可以使我们充分认识儒家思想的精华和糟粕,而且可以使我们从中探求其之所以长期占据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统治地位的原因,寻求其中所蕴含的深刻的民族文化心理,对我国当前思想道德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儒家伦理的基德和荣格的道德观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主体的儒家伦理,已经确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德"或"母德",这是在长达2000多年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经过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儒家思想,董仲舒提出"抑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在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经过以后历代的兼收并蓄和对立融合,发展成为儒、道、佛融合一体的宋明理学,近代中国社会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性发展,促使人们对儒家伦理思想进行时代的反思。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思想为东西方道德观的比较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     

Care and Justice Moral Orientation Among African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The current study assessed the moral orientation of African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In addition, we examined whether or not they exhibit the gender difference in moral orientation hypothesized by Gilligan. One hundred sixty-six African American undergraduates at an historically Black university completed the Moral Orientation Scale, which measures care versus justice moral orientation. The students selected an average of 4.39 care-oriented responses (out of 12). In contrast to predictions that African American culture would lea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care focus, most participants had a justice focus. In fact, these students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justice oriented than male law students, who were the most justice oriented of the groups studied by N. Yacker and S. L. Weinberg (1990). There was no evidence of a gender difference in moral orientation. If future research replicates this finding, then Gilligan's theory may need to be modified with regard to African Americans.     

Redeeming Love:Rousseau and Eighteenth-Century Moral Philosophy

This essay employs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as a vehicle to explore love in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moral philosophy and theological ethics. The relation between love of self and love of God was understood variously and produced contrasting model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Rousseau, perhaps more than any other fig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restled with the complex, competing traditions of love, and in doing so he probed and articulated the tension between and the harmony of life alone and life together. Using as ideal types a set of historical models of private and public vice and virtue, the author describes Rousseau's three contradictory proposals for dealing with the corruption of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human heart and discloses their underlying cohesion.     

儒家传统伦理与现实生活的分化

儒家传统伦理与现实生活的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既使儒家传统伦理因离开现实生活的支持而显得空乏,又使现实生活因离开传统伦理的规范而零乱失序。对此,必须创建新的道德体系来进行规范引导。新的道德体系应当是现实适应性、合理超越性与世界开放性的内在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