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中真理因素与价值因素的关系——再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

姚大志同志在《哲学研究》1991年第6期上发表《意识形态与科学》一文(以下简称“姚文”),评论拙作《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载《哲学研究》1990年第6期)。“姚文”澄清了拙作中的几个不妥之处,也提出了某些有启发性的见解。但令人遗憾的是,“姚文”不仅未对拙作所     

社会主义所有制是社会所有制吗?——也谈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再认识

于光远同志在《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再认识》(见《哲学研究》1988年第3期,以下简称《再认识》)和《马恩严格区分“公有”与“社会所有”,不应都译成“公有”》(见《马克思主义研究》1988年第1期)两文中指出:共产主义所有制是社会所有制。笔者认为此论极是。但是,笔者又认为于光远同志对社会所有制的理解与马恩的论述相悖之处甚多。究其原因,于光远同志是以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所有制就是共产主义所有制     

真理的抽象性和具体性及其统一再探

关于真理的抽象性和具体性及其统一,我曾作过初步探讨(参见拙作《真理在本质上是抽象和具体的辩证统一》,《国内哲学动态》1981年第8期)。《国內哲学动态》今年第6期发表尹瑜新同志《要正确运用“抽象”与“具体”这对范畴》一文,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异议,但我不能同意尹文的观点。现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探讨,求教于尹瑜新和哲学界的同志。尹文认为,“真理是抽象和具体的统一”的提法是把抽象和具体这对范畴在同一对象上同时用于形式和内容两种不同的涵,这里的抽象只是就真理的形式而言的。我认为,真理不仅在形式上具有抽象性,而且在内容上也具有抽象性。当我们提出真理的抽象性和具体性     

再谈“自由自觉的活动”

周穗明同志在《也谈“自由自觉的活动”》(载《国内哲学动态》1983年第10期)一文中,对我曾经论及同一问题时阐发的观点(参看拙文《应当怎样理解“自由自觉的活动”》,载《国内哲学动态》1983年第1期)提出了商榷。读后,觉得有必要对提出商榷的问题再作一番研讨。一、“自由自觉的活动”与“对象化劳动”周穗明同志在文章中说,我的失误的“关键”在于:“把‘自由自觉的活动’与‘对象     

原始社会与社会发展的原动因再探——兼答王贵明同志的反商榷

王贵明同志的《再谈原始社会与社会发展的原动因》(载《哲学研究》1991年第3期)一文,对我与他商榷的文章《也谈原始社会与社会发展的原动因》(载《哲学研究》1990年第4期)提出反商榷,认为“在原始社会不可能出现一个历史地形成的社会”,而我提出的观点则“存在着明显的疏漏”、“人为”的“臆断”。王文的观点对于深入研究原始社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在总体上难于成立。本文再就这些观点就教于王贵明同志及理论界同仁。     

选择论的方法论意义

哲学界关于认识的本质的讨论,把哲学研究的视角转向了主体自身的认识。拙作《认识定义新探》(载《哲学研究》1986年第4期)发表之后,不少同志针对我的看法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目前在认识的本质问题讨论中,出现的多种观点并存的态势,应该说是我国哲学认识论研究的一个好现象。因为它开辟了从多角度、多方位研究认识论的新局面。     

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要有中国特色

(一)由美国“国际现象学协会”主编的刊物《现象学探究》,刊载了海外学者金坚先生的专文:《关于胡塞尔现象学在中国的研究与展望》(见第10卷,1986年10月),其中介绍评论了我从1980年至1983年的5篇拙作。我认为这种属于正常的学术交流是有益的。金坚先生对我的拙作作了一些肯定和鼓励,但他认为,对拙作所主张的现象学的根本观点是“把哲学与自然科学从根本上对立起”,因而是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敌人,是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     

毛泽东的归纳逻辑思想再探

本文继拙作《毛泽东的归纳逻辑思想初探》(见《邵阳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或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逻辑》同年第4期)之后,再着重对毛泽东著作中有关调查研究与归纳推理的思想,作一探讨,并以此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     

关于研究社会主义价值和价值观的方法论问题——兼答王锐生同志

王锐生同志的《再谈社会主义的价值和价值观》一文(载《哲学研究》1991年第9期,以下简称《再谈》),对我的商榷文章做了答辩和反批评,读后颇受启发和教益。承认社会主义有价值,承认社硷主义价值观是在与资本主义剥黼对立的意义上的价值取向,这是我和王锐生同志一致的认识。但在如何考察社会主义价值、如何把握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等问题上,我对《再谈》进一步论述的诸多方面,仍然不敢苟同。而且我发现,分歧的存在与研究问题的方法     

关于社会规律的特点及其认识方法——与高惠珠同志商榷

《哲学研究》1987年第7期刊登了高惠珠同志与张曙光、邹明武同志商榷的文章《历史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之我见》(以下简称“高文”),对社会规律与主体能动性的关系作了论述,读后颇受启发。我同意高惠珠同志关于“社会规律是客观的,不含任何主观成分”的基本论点,但对高惠珠同志所论社会规律的一些特点,及认识社会规律的一些方法,却很难于接受,由于这些问题涉及唯物史观认识社会规律的一般方法,因此觉得大有提出来商榷的必要。现将我的意见说明于后,就教于高惠珠同志。     

也谈"古代生产方式"与"奴隶社会"——与鲁克俭同志商榷

一鲁克俭同志在《哲学动态》2007年第4期发表的《“古典古代”等于“奴隶社会”吗?———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古代生产方式”》(以下简称《鲁文》)一文中,谈到我“把‘古典古代’与‘奴隶社会’划了等号”,并指出“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事实上,不是我误读了马克思的思想,而是鲁克俭同志既误读了马克思的思想,又误解了我的思想。我在与段忠桥教授讨论的两篇文章(《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发表的《对质疑“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质疑》;《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6期发表的《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和三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讨论》)中,确实把马…     

经济制度不具有上层建筑的属性——与田心铭、桑新民同志商榷

《哲学研究》1987年第9期刊载了田心铭、桑新民同志《再论经济制度的双重属性》(以下简称“再论”)一文,对我在《哲学研究》1987年第6期上发表的《经济制度具有上层建筑的属性吗?》的质疑文章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辩驳,对他们在《哲学研究》1986年第4期刊登的《论经济制度的双重属性》(以下尚称“属性”)一文的思想作了进一步解释发挥。从双方的论点看,我们的讨论关系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范畴、原理的理解与运用,关系到当前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方法论,因此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再论唯物史观理论中的意识概念——兼答何丽野教授的商榷

何丽野教授《从文本考证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意识的思想》(《哲学动态》2010年第10期)一文对我的《关于唯物史观的再认识》(《哲学研究》2009年第3期,以下简称《再认识》)一文进行了商榷。我在感谢何丽野教授对《再认识》一文进行关注和仔细阅读的同时,看到商榷文章除了涉及到     

再谈理学与反理学的斗争——答谷方先生

最近读到《哲学研究》1990年第2期发表的谷方先生《中国哲学史上的“反理学的斗争”质疑》(以下简称谷文)一文。此文主要批评了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笔者是该书著者之一)以及拙作《试论理学与反理学的界限》(《哲学研究》1982年第11期)一文中关于理学史上的反理学斗争的观点。《哲学研究》编辑部在谷文前面加了编者按语,其中说:“欢迎不同意见的讨论。”我认为,学术上的不同意见总是存在的,而且恰恰是由于各种不同意见     

怎样认识唯物史观中的个性内涵——兼答迟克举同志

迟克举同志的《试论唯物史观视野中的人的个性范畴》一文(载《哲学研究》1991年第3期。以下简称“迟文”),对个性范畴的哲学内涵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读后颇受启发。笔者曾针对仅从人的“差异性”、“独特性”上给个性下哲学定义的偏差,讨论了如何超越心理学等具体科学来揭示人的个性的哲学内涵,并将其规定为“具有一定社会地位一功能的个人独有的对社会与个人发展有积极意义的心理一行为特征的总和”(参见拙作:《人的个性范畴辨析》,载《江苏社联通讯》1989年第2期)。迟文将其称为“积极意义说”,认为:“个     

关于旧式分工和职业分工的几个问题——答郝振省、林剑等同志

《哲学研究》1985年第6期发表了我的《论新技术革命与旧式分工》一文后,又连续刊登了郝振省,林剑两位同志与我商榷的文章(见《哲学研究》1985年第10期,1986年第8期。以下简称郝文、林文)。还有的同志从方法论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与我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见《哲学研究》1986年第8期)。拜读了这几篇文章后,我感到获益甚多,也很受启发。但觉得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行深入探讨才能弄清,不能到此为止。故此,笔者再陈管见,与郝,林等同志进行讨论。     

原始社会与社会发展原动因中的几个问题——兼答刘崇民同志

刘崇民同志《原始社会与社会发展原动因再探》(《哲学研究》1992年第5期)一文,对我发表在《哲学研究》1991年第3期上的文章提出了再商榷。刘文围绕自然形成的社会与历史形成的社会的历史分期及其根据问题,作了较系统的论述。我们看到,刘崇民同志对他发表在《哲学研究》1990年第4期上的文章的观点作了若干修正,但在总体上仍坚持他原有的观点。     

知性认识不应属于感性认识阶段

顿占民同志在《关于认识阶段的划分与感性、知性、理性问题》(见《哲学研究》1984年第2期。以下简称“顿文”)一文中,对认识发展阶段问题提出了不少具有启发性的意见,这对于进一步促进讨论深入是很有益的。但是对“顿文”中的某些基本观点,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顿文”认为,知性思维“只能反映现象不能反映本质”;并且认为,认识过程只能划分为反映现象的感性认识阶段和反映本质的理性认识阶段;这样,他就只能认为知性认识应该属于感性认识阶段了。我认为,这样来看待知性在认识发展阶段中的地位似乎不符合认识发展的实际,因此想就这一问题谈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粗浅看法,希望得到顿占民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指正。     

剖析弗洛伊德理论"精髓”探索心理规律辩证本质--兼与周勤同志商榷

自拙作《心理健康与变态原理探幽》[1] 在本刊 1995年第1期发表后 ,引起争鸣至今已有 5年。在争鸣中双方受益匪浅 ,进步不小。激励了深入学习唯物辩证法的积极性 ,从而提高了自己的鉴别能力、找到了应从辩证认识论高度探讨心理活动规律的方向 ;周勤同志也逐渐弄清了一些专业上的一些基本概念 ,逐渐承认了一些事实 ,尤可喜的是周勤最后提到弗洛伊德的“精髓”和辩证唯物主义对意识的本质认识 ,这很好。1　剖析弗洛伊德理论“精髓”弗洛伊德的理论精髓是什么 ?周先生在“能这样从辩证认识高度探索心理活动规律吗”[2 ] 一文 (以下简称“能文”…     

再论“进化唯物主义”——兼答《“进化唯物主义”献疑》

“进化唯物主义”,是我们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唯物主义主要表现形态的一种概括。近读袁伟时、黎红雷《“进化唯物主义”献疑》一文(见《哲学研究》1986年第2期,以下简称《献疑》),感到还有商榷的必要,现再将我的观点作如下说明,敬请广大读者和袁、黎二位同志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