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与恶的辩证法是哲学-伦理学认识的关键问题

善与恶是最普遍的伦理学范畴,有助于理解伦理学中的基本哲学问题和基本规范问题。现代科学著作对善做了多种解释。或者把善看作道德楷模(道德的最高层次——理想),或者把善看作最一般的道德要求或最一般的道德评价;作为实践规范(即体现为道德经验的要求),善又被当作道德行为中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伦理思想发展史理应对善作出如此广泛和包罗万象的理解,而它在实际上也做到了这一点,有时着重于善的范畴的这一方面,有时注     

阳明后学伦理观的“良知”论

王阳明的"良知"概念,虽然被阳明后学的学者们广为解读并阐释,但依然是作为一个道德形上学的概念而存在的,伦理学的内涵非常丰富。这主要表现在:良知主体的先天性、良知即道德至善和作为是非判断的伦理准则而存在。阳明后学这一"良知"思想的伦理学属性,在确保了良知作为道德主体之德性之根后,还决定了道德主体的道德实践与道德修养工夫必须依良知而行,"良知"是道德主体之道德行为之所以发生和能否发生的主宰机制。     

至善与道德世界——康德至善概念的现象学诠释

借助对义务(道德)意识构成的现象学分析,我们可以将康德的至善概念解释为义务意识原构成所预设的道德世界,从而将至善论界说为康德的善理论的一个自然延伸。这一解释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回应对至善概念的批判,而且勾连了法则与目的,并因此提供了一种对康德思想中的目的论维度的新的理解路径。文章也在强调至善概念内蕴的共同体维度之同时批判了对康德至善与道德世界的政治解释,坚持了自由在康德伦理学中的基础地位。     

论一种康德式的至善后果主义

康德的至善学说蕴含着一种从后果主义角度进行解读的可能性。至善作为德性与幸福的综合,可以被解读为"理想的道德世界"或"一切道德目的的全体",它蕴含着一种追求"理想事态"的后果主义价值论思想。而康德关于"人有义务促进至善"的主张,不仅不像伍德和贝克等人认为的那样与康德关于"应当意味着能够"的主张相冲突,反而包含着从目的出发来理解义务之可能性的后果主义规范论思想。因此,探讨一种"康德式的至善后果主义",不仅有助于克服康德伦理学与后果主义伦理学不兼容的传统教条,也有助于克服对一般后果主义伦理学的价值论是"前道德的"或"非道德的"的责难。     

柏拉图的至善之谜

柏拉图的伦理学中最高的概念是"善的型",也就是"善本身"或者"至善"。他从未阐明"至善是什么",甚至认为这只能是一个留给读者的谜语。通过梳理《国家篇》、其他对话和书信中关于至善的线索,基于文本分析和语境还原,有可能追索"至善之谜"的答案。至善不仅在柏拉图的元伦理层次上扮演了基础性的角色,而且在共同体的政治哲学、美德伦理学、教育哲学等方面都有重要启示,因而可以透过多维度对其进行把握。     

“善良意志”与道德权限

“善良意志”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他将善良意志提升到道德领域的至善地位,从而确定了道德的纯粹性。他还借助善良意志划分了善与恶的界限,指明了责任作为检验善恶的标准,将传统德性论的品质和功用主义的幸福都排除在道德领域之外。由此,康德还将伦理与道德的界限做了区分,他强调伦理与道德各自明确自身的权责,从而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共同体感与道德赋能——论共同善的情感基础与实践机制

共同善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但公共与私人、共同体与自我之间的冲突常常会导致现实中面对"共同善"时难以回避的道德两难困境。对共同体与个人何者优先的不同回答,会导致对"共同善"概念的不同理解。若把共同善建基于个体自我关切的互惠互利,则容易陷入"单元论"的谬误;而在交互主体性的视角中强调共同体之优先性,虽在概念上更为完备,但同样难以回应多元文化"不可通约性"的诘难。因此,要回应这一诘难并为共同善进行辩护,其中一个方案是论证"共同体感"的先天价值,为共同善建构稳固的道德情感基础。而在实践中,共同体感的先天存在无法避免共同善所遭受的冷遇及不同个体在实践中所呈现的特殊性,这一难题的解决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共同善的道德实践机制,这为激发道德感知与规范情感的道德赋能概念创造了理论和实践空间。     

康德实践理性的事实概念及其对自由的证明

康德实践理性的事实概念指的是道德律或道德律的意识,而道德律本身实际上是道德律的意识。道德律是某种自身肯定的东西,它作为事实肯定了纯粹实践理性的客观实在性,并通过理性的这一积极的概念,证明了它自身在实践上的客观实在性。正是通过道德律这一事实,在思辨哲学那里只具有消极性的自由的原因性的概念,在实践哲学中获得了积极的规定,也成为了一个“事实”。     

“共善”理念的跨文化探究

"共善"这一概念既非地道的舶来品,亦非土生土长的国货,而是世人在长期中外文化交流中达成的共识。"共善"之思想古今中外皆有,并且在共同体的语境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从哲学目的论的角度来把握,"共善"乃终极之善(至善);从历史发生论的角度来把握,"共善"是道德之源和道德之本;从规范伦理学的角度来把握,"共善"是道德判断的标准。     

人的双重有限性与至善的概念北大核心

康德在至善的概念中引入幸福,引发了诸多质疑。在康德的伦理学中,人既具有理性的有限性,又具有存在的有限性。这两种有限性有密切的联系,导致康德的伦理学存在着张力。将幸福引入至善的概念中,正是康德重视人的存在的有限性的体现。然而,这也使得康德在一些论述中让人们以为他违背了意志自律的基本原则。实际上,促进至善的义务在客观上并没有增加新的义务,只是在主观上添加了道德的人具有获得幸福的资格与希望。康德在后期可能试图消除人们的误解,在人的双重有限性的张力中,他更突出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因为它才是其构建道德的纯粹性的着眼点。     

“塔克—伍德命题”的后半段——对“非道德的善”概念的批评与改进

"塔克—伍德命题"不仅试图表明,马克思既不认为资本主义不正义,也反对以不正义的名义谴责资本主义,而且认为,资本主义损害了根植于人性之中的自由/自我实现才是马克思开展批判的真实缘由。根据该命题,基于正义、权利等"道德的善"的批判在有效性与合法性上是不成立的,而只有基于人性的自由/自我实现等"非道德的善"的批判才真正有效。但是,马克思对人性等概念早已做出严格限定甚至清除。与"自由/自我实现"相比,通过"阶级利益"来解释"非道德的善"才更加贴切。这一方面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比资产阶级的更加普遍和真实,可以有力地批判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是因为,作为阶级利益的"非道德的善"和作为正义的"道德的善"之间不存在非此即彼、取前舍后的关系:后者可以经由前者得到解释和定义,并在"妥为安排"之后与前者相兼容。     

李二曲“心体”论诸说——从对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的融摄说起

"心体"系宋明理学一重要概念,具有本体论意义,它直接肯定道德主体与道德法则之同一性。在李二曲哲学中,对"心体"问题的辨析是其建立道德形而上和道德主体论的拱心石,也是二曲解决内圣之境何以可能的切入点。其"心体"之意大致指心的本然性质、面貌、状态;心之"体"即性之理。二曲"心体"论即像朱子那样重视其认知之义涵,强调心体之"虚明",又继承王阳明重视"心体"作为道德本体之传统,强调心体之"至善"。李二曲"心体"论体系所涉及概念较多,概念之间存在一定差异,这些差异蕴含着主体意识、道德本体、修养工夫等内容。其"心体"论逻辑终点为"人心",它有可善、可恶之可能性,当人心与世运发生冲突之时,李二曲主张"明心"与"体理",使"心体"能明善复初,葆有其性。     

黑格尔论自律和他律的统一

康德虽然创立了自律论的道德哲学体系,实现了道德哲学的哥白尼革命,使道德从他律转变为自律,但却受到了黑格尔的批判。黑格尔认为道德虽然是主观意志的自我规定,但人的自我意志又是受到客观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规律规定的。道德需要在伦理阶段才能突破它的主观性,实现其真正的内容,否则道德原则和义务原则就没有内容。与此相一致,作为道德要素的善、义务和良心在道德阶段也只是主观的、纯形式的,需要在伦理关系中才能变成现实。道德是自律和他律的统一,他律的内容需要通过自律的形式得以实现,自律的形式必须以他律为内容才能变成现实。     

作为“行为同一性”的康德的意志自律

意志自律是康德道德哲学的重要概念,但学界对此普遍持有一种"行为者的同一性"理解,即认为意志自律的充分条件就是道德法则的服从者与道德法则的创立者具有同一性。本文作者认为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它会在意志中引入他律的可能,从而无法表达出意志自律应有的道德性含义。相反,本文作者认为只能以"行为的同一性"作为康德意志自律概念的本质特征,它是指在意志自律中,服从法则的行为与给出法则的行为是同一的,这种行为的同一性只能就纯粹实践理性自身活动才可理解。只有通过"行为的同一性"解释,才能表明意志自律与道德性的关系。     

论坛荟萃

康德关于“实践”的概念的言论中,最重要的是关于两类实践(技能、道德)的学说。技能实践属于理论哲学(作为自然的理论),道德实践属于实践哲学,它建立在自由概念上面。康德主张实践理性优于理论理性,强调德性比知识重要。康德的实践概念的第三层涵义是“法权的”,简单地说,“法权的”涉及到所有权的自由(法权)是否被承认为原则。康德的“实践”的概念的第三层涵义为后来的费希特所发挥,为黑格尔所总结。目前国内主张实践唯物主义的学者认为,实践是解决主体、客体统一的关键。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中的“实践”这一概     

合乎自然而生活--斯多葛学派生态伦理思想研究

合乎自然而生活,是古罗马时代斯多葛学派提出的一个著名的伦理学命题.该命题认为,自然本身作为不可僭越的必然性秩序既驾驭着整个自然宇宙的运行,又作为命运支配着人的灵魂和行为,因而人类必须以自然为指导,合乎自然秩序而生活,这是宇宙秩序赋予人的一项基本道德责任.自然本身因其和谐有序性而是善的存在,合乎自然而生活亦为合乎善而生活,过一种与自然和谐的道德生活.人正是在合乎自然而生活中才能成就自己的美德而达成至善.     

论《易传》的生生观念与《中庸》之诚

《易传》认为天地生生不已即是天道。天道生生,不仅是万物生命之源,而且是善与美的价值之源。《中庸》推演《易传》的思想,提出诚的观念。作为本体范畴,诚是生生不己的天道,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作为道德范畴,诚是天地的善性,也是人的善性。人如果能认识人性之善,并发展它而成为至善,就不仅是人道自身的完成,也是天道至诚的实现。在实现诚的过程中,人的主体得到升华,取得宇宙意义: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     

什么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一种认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道德与社会历史条件的关系,还有一种认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善与恶的关系。这三种观点对伦理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有意义的研究,但同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片面性和不完善的地方。 我认为伦理学作为一门研究道德的学科,它的基本问题就是道德的基本     

论传媒伦理的界定

要科学地界定传媒伦理,首先,不能偏离伦理“致至善”的本性;其次,须从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及应用伦理学三个层面深入考察传媒伦理的理论进路。本文认为,传媒伦理首先是对人们媒介行为中善恶选择的系统性探究,它系统地研究道德善的媒体当如何履职、媒体是否符合它的应当以及媒介从业人员在其媒介行为中对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的认识与抉择等问题;其次,与人们实际生活相关的是,传媒伦理也试图界定那些构成价值与生活规范的,被作为个体、群体或文化共同体的人们所共同认可的原则性的内容。     

"幸福"与"内圣外王"——亚里士多德与朱熹至善思想比较

朱熹和亚里士多德的至善思想在中国与西方很具有代表性.从概念理解上来看,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幸福就是至善,而朱子则指出了至善具有三层含义:某项道德行为做到最好,所有的道德行为都达到极致以及内圣外王.从方法上来看,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沉思是实现幸福的最重要形式,而朱熹则认为可以通过格物致知等功夫达到至善.亚里士多德和朱熹都属于德性伦理学范畴,他们都认为至善的实现和国家作用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