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尔斯反驳前正义应得的理由

流行应得观以实现应得来定义分配正义,这就使其在评估社会的制度安排时,主张"应得先于正义制度而确立,并作为衡量制度正义与否的尺度"。罗尔斯驳斥了先于正义制度的应得,认为应得依系于某一特定正义制度而确立。罗尔斯从人们不应得其天赋、社会家庭环境的角度对前正义应得的反驳,依赖于一个并不可靠的前提,因此屡遭诟病。但这并不表明罗尔斯颠覆流行应得观的努力的失败。罗尔斯对竞赛中应得胜利现象的分析,隐含了反驳前正义应得的另一个更为有力的理由。     

什么是应得——罗尔斯对应得的批判及其理论效应

罗尔斯对应得的批判是应得正义在今天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主要原因。在前期思想中,罗尔斯将应得视为"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应得";在后期思想中,罗尔斯将应得视为"宽泛"意义上的"道德应得"。前后期思想的变化是罗尔斯在面对一系列批判之后进行理论调整的结果。与此同时,在对批判理论的审视和反思中,罗尔斯又固守和强化了原初的基本立场:所有的应得都是"道德应得"。不存在"前制度的应得",它仅表达某种道德价值;"制度的应得"以合法期望和资格出现,因而应得不是正义原则。罗尔斯对应得的批评以及对他的批评之批评,为我们反思应得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其中,最为核心的理论效应是,在有关应得的基础之深度分析中,人们发现平等主义的正义理论缺失真正的基础。     

罗尔斯应得观念的不对称性

在传统的正义理论中,作为评判个人行为和社会制度正义与否的标准之一,经典的前制度性应得观念占据着重要的理论位置,但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遭到了冷遇,被驱逐出了他所称的社会首要原则的范畴之外,并为基于制度性正义的合法期望的观念所取代。在罗尔斯看来,由反映这些合法期望的两个正义原则而非原本主导性的应得原则所规制的社会基本结构才是公平正义的。然而,他的这一跳跃不免太过冒险,在理论上至少导致了三个不对称之处,即应得的价值判断在否定性和肯定性方面的不对称,应得的道德情操在反应态度和合法期望之间的不对称,以及应得的适用范围在分配正义领域和惩罚正义领域上的不对称。而倘若他坚持一种多元主义的立场并继续保留应得观念,这些不对称之处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消除。     

罗尔斯应得理论的不对称性

个人主义的道德或伦理致思与柏拉图式的整体主义社会利益分配方案似乎本应是相互隔绝的,但是罗尔斯硬是把它们扭合在一起,于是,他的理论就显得极为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最鲜明地体现在他对"应得"这一概念的描述中。分配正义中的应得是制度性应得,而惩罚正义中的应得是道德应得。批评者认为罗尔斯无法自洽地主张这种不对称性。罗尔斯主张分配正义中的应得要受休谟式的自然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审查,而惩罚正义中的应得,由于其基础是与自然主义的世界相隔离的"自然"的道德义务,则被免去了要面对休谟式的怀疑主义追问的负担。而如果自然主义和道德主义可以并存,分配正义中制度性应得概念和惩罚正义中的道德应得概念就不矛盾了。     

罗尔斯论个人应得

罗尔斯对个人应得的思考是其分配正义理论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与如何恰当地理解其差别原则具有重要关联。然而,与罗尔斯理论中的其他论题相比,他对应得的论述不仅尚未得到充分讨论,还很容易遭受误解。本文试图表明,罗尔斯并未从根本上否认个人应得的概念,而是在其公平正义观的理论框架中将它转化为制度规则下的“正当期望”概念。此外,差别原则不仅符合罗尔斯在其理论中对传统意义上的应得的处理,实际上也是他将前制度意义上的应得概念转变为正当期望概念的主要方式。因此,罗尔斯对应得的处理并不像某些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在其理论中制造了内部张力。     

卫生保健的分配正义:以罗尔斯为中心的考察

罗尔斯认为医疗保健的功能在于保证每个公民自由而平等的道德地位,与其相关的具体决策在立法阶段而非原初状态中进行。格林将卫生保健当作社会基本善之一,并确立了卫生保健的平等可及原则,这种理论由于严重修改了罗尔斯正义论的理论框架而难以成功。丹尼尔斯发展了罗尔斯的机会公平平等理论,认为卫生保健应受到机会公平平等原则的约束,以保证每个人都能获得正常机会范围内的公平份额。他的论证成为卫生保健分配正义最为重要的论证之一。     

社会现象分析:正义何以可能与正义的局限

<正>义何以可能,是约翰·罗尔斯想要在《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文中简称正义新论)中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以约翰·罗尔斯的正义新论为主要材料,论述罗尔斯的正义是何以可能的,并将兼顾诺齐克和桑德尔等人对罗尔斯的批判,探讨罗尔斯所论述的正义的局限之处。     

论罗尔斯正义理论中的“优先规则”

"优先规则"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在理论结构上起到规定正义的两条原则以及第二条正义原则中的机会平等原则与差别原则之间的先后顺序的作用。笔者认为,罗尔斯"优先规则"所规定的"自由的优先性"原则在论证和解释中存在着困难;而且,"优先规则"与"差别原则"之间存在矛盾,"差别原则"的应用使得"自由的优先性"无法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得到一以贯之的执行,而这正是在寻求平等的过程中自由受到侵犯的根本原因。     

论公平正义中的三重人性设定

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正义理论,其受到的许多反驳与其多重人性设定相关。罗尔斯的正义环境论说和融贯论证成方法使得他深受休谟人性观(我们有着有限的利他心)的影响;而他对无知之幕的设立与理性选择理论的强调又受到经济人设定的强烈影响;但在提出正义原则及其证成时又显示出康德的深刻影响,隐含人有善良意志,要求有充分的利他心。多重人性设定得以并存的缘由在于罗尔斯混淆不偏不倚与运气平等主义,混淆"不应得"与"非应得",以及正义两原则在推理上的断层与实际含义的妥协。澄清各种混淆后,我们基于休谟的人性观才可获得对公平正义最融贯的解读。     

《万民法》中的国家自主性悖论——罗尔斯的解决方案及其遗留问题北大核心

罗尔斯很大程度上出于现实性的考虑,在《万民法》中将世界正义的主体设定为国家,从而明确拒绝了以个人为主体的世界主义正义。以国家为主体需预设国家的自主性,而国家自主性对内构成个人自主性的潜在威胁,对外构成战争的潜在动因,由此成为万民法理论中一个悖反性预设。为因应国家自主性悖论,罗尔斯以人民去替代传统的国家概念,并着力论证人民之对内自主性与个人自主性的兼容,及其对外自主性与普遍和平理想的兼容。但这一方案未能明确回答非自由社会的自主性问题,并使万民法理论的主题变得暧昧,而万民法理论相对于世界主义正义是否更具现实性,也不像罗尔斯所认为的那样确定。     

康德伦理学中的正义概念

<正>一罗尔斯的观点引出的问题众所周知,约翰·罗尔斯在构建自己的"正义论"时,曾经非常自觉地把康德伦理学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源。在《正义论》一书第4章第40节中,罗尔斯以"康德对正义即公平的解释"为标题,论述了康德的绝对命令就等于"正义原则",按照正义行动,等同于按照绝对命令行动。     

略论托马斯·斯坎伦的契约主义

托马斯·斯坎伦是以约翰·罗尔斯为首的平等的自由主义阵营内一位重要政治哲学家,面对《正义论》发表以后所遭受的各方面的批评,他在罗尔斯道德契约论的基础上,转变罗尔斯专注于宏观社会基本制度的学术走向,提出了一种实质性的契约主义,从微观角度来论证个人道德的本质,论证人们为什么要关注正当和不正当的问题,论证为什么正当和不正当对其它关怀和价值具有优先性。从而发展了罗尔斯道德理论的契约形式,对罗尔斯强于制度美德而疏于个人道德论证的缺陷做了有益补充,在伦理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论克劳斯科对罗尔斯政治义务理论的拯救

罗尔斯的公平原则与正义的自然责任原则是两种影响深远的政治义务理论,但是它们各自也面临着无法解决的难题:公平原则无法解释那些不情愿收到非排他性公共产品的公民的政治义务,正义的自然责任理论则无法证明公民对其所属国家的政治义务。与其他的政治义务理论一样,罗尔斯的理论也没能避免"普适性-特殊性"悖论的困境,但是罗尔斯已经尝试利用多种道德原则论证政治义务(责任)。为了拯救罗尔斯政治义务理论面临的困境,克劳斯科提出了由公平原则、自然责任原则和"共同利益"原则联合构成的多元-原则政治义务理论。尽管这个理论尚在雏形并且仍有缺陷,但是它对政治义务的解释力和前途就在于它符合了当今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和联系性。     

马克思与罗尔斯论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

马克思和罗尔斯似乎有着十分不同的正义观。马克思主张,正义概念的功能,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以主导生产模式所要求的操行,作为具有普遍约束性的律令。罗尔斯则主张,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它的法则可能被所有这样的人所认可:他们公正、合理地商讨的问题,是如何公平划分彼此之间在社会合作中的负担和利益。尽管体现在马克思和罗尔斯立场之间的种种重要不同仍然存在,但笔者认为,这两种正义观上显然不同的立场,是能够调和的。尽管受到黑格尔和康德的不同影响,马克思和罗尔斯的观点还是能显示出一致之处。在提出明确的正义政治概念时,罗尔斯认为,可以接受的正义原则,必须是在社会体制中能够实行的。这导致他的“康德式构成主义”,向黑格尔的观点靠近,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奠定了他对普遍的、社会先验的正义原则的拒斥。笔者认为,马克思和罗尔斯两人所追问的,都可以被看作是何种社会制度能够实现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不过,其间仍有两点重要不同。首先,马克思憧憬的,似乎是一种超越休谟和罗尔斯所谓“正义环境”的社会,而对罗尔斯(2001,P177)来说,超越正义环境的社会则是乌托邦。其次,马克思认为,作为社会基础的市场关系应该被超越,因为这些市场关系天然地包含着生产者与生产的社会过程以及社会劳动产品的异化。虽然在超越正义环境的社会里,市场的消亡也许可能,罗尔斯却宣称,在要求必须公正解决竞争的任何社会里,市场消亡均不可能。笔者认为,如果将马克思对市场的拒绝,看作是从根本上拒绝“商品拜物教”,那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立场就能调和。笔者的结论是,除了马克思关于未来无阶级社会概念中含有理想成分外,在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观上,马克思和罗尔斯的立场相当接近。     

论人对动物的正义义务——以罗尔斯为中心的讨论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委婉地表示,他的正义论不适用于人与动物的关系。围绕罗尔斯的动物正义遗产,老年罗尔斯派与青年罗尔斯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老年罗尔斯派捍卫罗尔斯的结论,否认人对动物的正义义务;罗兰兹等青年罗尔斯派则紧紧抓住罗尔斯思想的方法论精髓,通过重新阐释或重构罗尔斯的正义论,论证了人对动物负有的正义义务,并激活了动物正义的话题,使之成为20世纪末以来西方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纳斯鲍姆的以可行能力为基础的动物正义论、唐纳森和金里卡的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动物正义论、加纳尔的以利益为基础的动物正义论提供了与罗尔斯式动物正义论不同的思路;它们各有自己的理论优势,构成了动物正义的辩护联盟。发展和完善罗尔斯式的动物正义论,倡导各种动物正义理论之间的建设性对话,不仅能够更好地为人对动物负有的正义义务提供辩护,而且还能有效地拓展生态文明的文化空间,实现人与动物的和谐共生。     

罗尔斯与功利主义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和功利主义都把对方看做最主要的理论对手.这篇文章站在功利主义立场上对罗尔斯提出了批评:一方面,罗尔斯对功利主义所做的大量批评完全被误解了,也就是说,罗尔斯不仅没有驳倒功利主义,而且他对两个正义原则与功利主义的比较也是无法成立的;另一方面,因为两个正义原则与功利原则处在不同的层面上,这样从功利主义出发,不仅能够论证功利主义可以作为罗尔斯两个正义原则的基础,而且事实上罗尔斯也依赖功利主义者所使用的论证.     

正义的效率之维及其限度

一、公平、平等、正义学术界一般认为,公平是指参与社会合作的每个人承担其应承担的责任,得到其应得的利益。从历时过程来看,公平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但是,什么是应得、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应得,乃是问题的关键,而对这个关键问题却存有许多争议。人或事既有差异也有同一,因此处理人或事时,有时按照差异的标准区别对待是公平的,有时则按照同一的标准一视同仁是公平的。     

罗尔斯契约论中的正常能力假定与能力缺陷问题

罗尔斯的契约论强调公民是正常而充分合作的社会成员,而且它还假定他们的种种天赋才能处于正常范围。在可行能力思路看来,由于这样一种契约主义的方法论,那些具有严重能力缺陷的人不能从正义原则中公平受益,他们甚至被排除在正义原则的选择过程之外了,因此这种理论没能真正保障每一个人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但在罗尔斯的契约论中,作为正常合作成员之基础的两种道德能力应当被理解为是每一个公民所拥有的,而正常能力的假定意在排除能力差异在原则选择过程中的影响,因而它反而是包容性的。在组织有序的社会中,有能力缺陷的人的一些特殊需要确实没有被当作一个基本正义问题来对待,但这一点乃是平等的政治自主性的代价。     

从理想原则到现实关怀--罗尔斯理性主义解析

罗尔斯的哲学属于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涉及伦理、政治、法律、经济诸社会领域.但是他的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在以<正义论>(1971)为代表作的早期思想中是浑然一体的,而在以<政治自由主义>(1993)、<万民法>(1999)和<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2001)等为代表作的晚期思想中则判然分明.理性主义是贯穿于罗尔斯前后期哲学思想中的基本立场.罗尔斯前后期理论体系的转变同样反映在理性主义基本特征的改变上.然而,学界在评述罗尔斯的理性主义时,大多没有注意这一变化,他们比较关切其后期思想中的理性主义,如"理性的"与"合理的"以及"重叠共识"、"权利的优先性与善"、"公共理性"等以"理性多元论的事实"为背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理念,而对于罗尔斯前期思想中的理性主义则比较忽略.其实,罗尔斯思想的理性主义特色,在他的早年,跟在他的晚年一样,是非常鲜明的.何况,罗尔斯早期思想中的理性主义有跟其晚期思想中的理性主义并不一致的特点,不可混为一谈.本文试图探讨表现于<正义论>中的从原则、方法到对待现实的态度上的罗尔斯理性主义立场及其基本特征,以补阙疑.     

从政治正义到社会和谐--以罗尔斯为中心的当代政治哲学反思

一引言:政治正义及其隐含的问题 在罗尔斯的政治哲学中,政治正义不仅被看做是最基本的核心理念,而且也被看做是政治哲学的全部主题.[1]罗尔斯本人对政治正义的基本解释是,通过社会或国家的基本制度安排和调节,达到全体公民之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公平正义分配,从而在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治框架内,实现社会普遍的公平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