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展“宗教慈善周”活动的共同倡议

公益慈善事业以扶助危弱、救济贫困为宗旨,以增进社会福祉、提升公共利益为依归,是人性向善的生动体现,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宗教乃慈善之母,济世利人、劝人行善是各宗教信仰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自他同体",佛教主张"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强调"慈悲为怀,拔苦与乐,普度众生";因"齐同慈爱",道教倡导"求道悟道,济世度人",号召"愍人之苦,赈人之急,救人之穷";伊斯兰教追求"敬主爱人,两世吉庆",提倡"和睦亲戚,怜恤孤儿,赈济贫     

伊协组织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

我们所理解的宗教团体是一种社会组织,更进一步说宗教团体就是以宗教信仰为基础,以社会公益为趋向,为社会奉献道德力量的民间组织。基督宗教倡导"博爱"精神,佛教倡导"诸善奉行,诸恶莫做",道教倡导"道法自然",伊斯兰教倡导"两世吉庆"。     

墨家"兼相爱、交相利"伦理原则的现代价值

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旧的生产关系趋于解体,新的生产关系尚未建 立,社会处在一种无序状态。面对这种局面,当时的有识之士开出了各种救治社会的药方: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克己复礼",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提出"小国寡民",以韩非为 代表的法家提出"严刑峻法",而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则提出最具伦理色彩的"兼相爱、交 相利"的社会政治主张。 一、墨家"兼相爱、交相利"伦理原则的涵义 墨子是一个手工业者出身的知识分子,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深刻的 认识。他认为当时社会的一切动乱、祸害、灾难、罪恶都是因为不"兼爱"而产生的:     

论第三次启蒙的构想及其基本思路

启蒙社会的思想大多会因为时代发展而沦为被批判的对象。发生在农业社会以激活人的精神存在为使命的"权力启蒙",已经成为了工业社会启蒙时期思想家祛魅的靶子;发生在工业社会以人格概念为制度基础、以激活人的物质存在为路径的"法的启蒙",同样留下了"绝对缺陷",导致了社会发展过程中日益扩大的"道德黑洞",并在后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彻底的"风险社会"。张康之先生的《论伦理精神》是新时代、新技术、新实践催生的新思想。根据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治理要求,突破了第一、二次启蒙的思想界域,提出了人的三重存在:物质存在、精神存在和道德存在,将道德存在应用于合作的社会并嵌入到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之中,弥补了第二次启蒙的"绝对缺陷"。这是社会治理模式设计的重大思维转变。人的道德存在的提出、理解和应用是第三次启蒙的基础,没有道德存在的第三次启蒙难以可能。     

论庄子生死观的四种境界

生死观是庄子人生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庄子的生死观可以分为四种境界,这四种境界分别是:第一种境界是"重生""全生","贵身""保身",这一境界体现了庄子对生命价值的觉醒,也体现了他对世俗观念的反思和批判;第二种境界是以死为"真"以生为"假",以死为"乐"以生为"累",这种境界的生死观与其说是对世俗生死观的反动,毋宁说是对人生艰辛历程的揭示和对黑暗社会的批判;庄子生死观的第三种境界是"死生为徒,死生无变"。在这种境界中,庄子既不重"生"贵"生",也不乐"死"厌"生",这是庄子从"齐物论"的立场对世俗生死观的进一步反思和批判。庄子生死观的第四种境界是"不知死不知生",或者叫"不死不生"。只有达到这一境界,才是真正的"与道为一"的境界,也就是达到最高智慧的境界。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本文将批判和反思"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前提、理论视角、价值取向、精神归旨、研究方法,以表明如下观点:"历史决定论"可以反思但不能冲淡或消解;不能仅仅关注生存实践的"本体",更要关注生存实践活动于其中的社会存在的"本体";"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不能诉诸"个人为本位",而应坚守"社会为本位"的价值取向;历史唯物主义是"真正的实证科学",也是"真正的哲学",没有"本体论"追究和承诺的意义,就没有历史唯物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概念的"重构",而是时代的呼声。     

中国实学研究会简介

<正>实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以"实事求是"为宗旨,以"经世致用"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学说。中国古代的实学家提倡以"实心"、"实理"办"实事",反对照搬书本,空谈"玄理",不务实际。古代的实学观念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它的元典精神仍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是我们实事求是地研究社会发展状况,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锐利思想武器。     

儒家文化的“常道”与“新命”

儒家文化有相"因"继承的"常道",也有与时偕行而进行"损益"的"新命",此即文化发展的"常"与"变"的关系。"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止义、尚和合、求大同",可以说是对儒家文化乃至中国文化之"常道"的一个精辟概括和表述,这也正是我们要传承和弘扬的中华文化优秀传统。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大变局,起码有四个方面的变化是最重要的:首先是在社会经济方面,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已经转变为以工商为主的市场经济;第二是在政治制度方面,从君主制已经转变为民主共和制;第三是在教育制度方面,从服务于君主制的科举制已经转变为服务于社会多种需要的现代教育制度;第四是在思想观念方面,从经学的"权威真理"的思维方式已经转变为广义的"哲学"或"学术"的思维方式。儒家文化一方面要适应这四个方面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要转化或优化这四个方面所出现的问题,从而实现现代化的"新命"。     

对中国文化民本思想的再认识

重新辨析和评价中国文化的民本思想,其要有五点:一、崇尚道德、以民为本是儒家文化的"常道",亦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二、在儒家文化中"天民一致",在民意之上并无更高的所谓"天道合法性"。三、"以民为本"就是以人民为国家、社会的价值主体,在儒家文化中民本主义高于王权主义。四、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与君主制结合在一起,因此,民本并非近现代意义的民主。五、从民本走向民主,符合中国文化近现代转型的逻辑,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应是"以民本和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两条“认识道路”与两种“实证科学”

马克思一直将历史唯物主义定义为"实证科学",但他以辩证法构建的"实证科学"实际已经颠覆了传统知性科学的核心原则,是以"批判性"为核心特征的大写的科学。这种"批判的实证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研究领域知性方法的肤浅性,社会实在作为无限性的存在,不能由知性逻辑把握,只能在辩证法的批判逻辑中否定地展开。"批判的实证科学"既超越了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科学范式,也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它作为"新世界观"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呼唤着一次新的精神革命。     

企业荣辱观刍议

企业荣辱观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企业人在长期的经营管理活动中所创造的,并用以指导实践行为的一系列荣辱观念的总和.企业荣辱观的核心内容是"以履行社会责任为荣,以背离社会责任为耻",树立企业荣辱观需要心理、舆论和教育这些基本途径.     

消费社会下当代大学生审美境界研究

消费主义入主人类文明,以"生产"为中心的传统社会转变为以"消费"为中心的现代社会。大学生作为社会群体的特殊组成部分,"生命异化"问题尤为严重。面对消费社会的积极力量与消极影响,当代大学生只有直面"生命异化",通过本真生存、优雅生存和创造生存,才能超越"主客二分"的庸常世界,实现"审美生存"和"诗意栖居"。     

真相与启示:先秦儒家“均平”思想探微

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是平均主义的源头,而是"均平"思想的起点。"均"乃均衡、公平之意,其实质是人人"各得其分",而非人人"份额相等"。"均平"思想的合理性在于认识到适度的等差是社会有序且充满活力的必要保证,其缺陷在于以宗法血缘、政治强权而不是以素质能力为标准来区分等差。先秦儒家"均平"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可以为当下中国社会公平机制的构建提供可资借鉴的传统资源。     

西方宽容观念的历史嬗变及其现代启示

西方"宽容"观念经历了从宗教宽容到道德宽容再到积极宽容的两次转变过程,这种"宽容"观念的历史嬗变可以通过对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宗教伦理准则下的宽容、以洛克为代表的西方近代道德宽容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现代交互伦理关系中的宽容观念的考察予以理解。特别是现代"积极宽容"观念在淡化以往由于不喜欢甚或厌恶而产生的被动的"容忍",进而继承道德宽容所强调的道德自由、重视道德主体自觉性的基础上,逐渐转向"克制"方向,即对异己观点的"克制"与"承认",这既反映了现代社会多元化、差异化的历史变迁现实,也体现了对道德主体自身与社会伦理双重性的兼顾,对当代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儒家经济伦理与社会发展

儒家经济伦理是在中国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由儒家学派提炼并理论化的调整人们利益关系,评价人们经济活动的基本态度、价值观念和规范体系.儒家经济伦理体系是围绕着义利关系展开的,以"见利思义"为核心,以"仁"、"义"、"诚"、"信"为根本.我们无论着眼于儒家经济伦理的发源地还是着眼于"儒教文化圈",无论着眼于中国传统社会还是当代中国,儒家经济伦理对于社会发展都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文化失调”与“礼俗”重构——梁漱溟论“教化”“礼俗”“自力”与乡村建设

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涉及中国乡村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但从梁先生肯定"教化"、"礼俗"、"自力"传统,强调乡村"新礼俗"建设来看,梁先生思考中国乡村建设,实是他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具体思考。梁先生曾说:"乡村运动是一个社会运动","亦可名为文化运动"。梁先生将"乡村运动"理解为"社会运动"与"文化运动",是因为梁先生将中国自近代以来的贫穷落后,理解为文化落后,并将中国近代文化落后的原因归于中西文化的矛盾。在梁先生看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崩溃,只不过是中国文化落后的一个缩影。因此,中国乡村建设的终极目标实为振兴中国文化。同时,梁先生认为,中国这个国家,"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要振兴中国文化,只有"从乡村作工夫",通过在乡村建设中恢复"教化"、"礼俗"、"自力"的文化传统,"伸张、发挥、开启""理性",重视"自力",发挥中国人的"主体力量",重构乡村的"社会构造",恢复乡村的社会秩序,才能够在整体上达成"重建中国新社会构造的目标"。     

王艮源于“身”的治理思想研究

"身"是王艮治理思想的逻辑起点与核心思想。首先,王艮视身与天下国家统一于"一物",以"本末"分析此物,得出"身"为本的结论。"身"具有个体、身躯与精神的三重内涵,王艮视身躯之"生"为根本,进而推衍出"身"生为身之根本。他以"即事是道"解"道",故"尊身为道",又将"道"具体化为"百姓日用"。其次,王艮以"身"生为普遍原则,从个人之安身与百姓之安身两个层面构筑社会治理的理路,而治理效果最终落脚于个人修身层面。最后,王艮将身与心分离,从顺性乐心与反己自修的统一来推进修养工夫的落实。王艮从"身"本体出发向"身"本性的回归,由"身"思天下,以安身治社会、反己修身的治理思路超越了以往阳明学致思模式,有别于传统儒家政治治理理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     

以人民为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道德逻辑

与西方社会资本主义民主模式下以公民为中心的道德逻辑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道德逻辑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不是简单与以公民为中心相对立,而是对它的扬弃、包容与超越。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对道德逻辑演进规律的理论自觉,它体现在三个方面:"人民主体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构建的道德理由;"人民的统治",即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运行的道德尺度;追求"人类解放",即实现人民利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追求的道德价值。     

美德的内在结构及其塑造途径

美德不仅仅是内在心灵品质的存在性特征,而且是以社会健全的人伦价值为前提的.古代伦理学所推崇的美德看似指情感欲望品质的适度,即所谓"中道"或"中庸",但实际上有着当时人伦范型的背景.美德的内在结构有两个方面,即方向和力量.在当代社会中,它以平等自由权利为核心,从而定型为对权利的尊重、公平正义、公共责任、热爱公善等公共美德.     

“老龄化时代”的伦理形态

"老龄化时代"的伦理形态是什么?因何形态以及如何形态?通过历史并关注形态的分析得出三点结论。中国传统社会以家庭为重心,通过"报"—"敬"—"畏"的理论构架和"孝"伦理精神及家国一体制,实现了"敬畏"的"老龄"伦理形态。孔孟学说证明了由"敬畏"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伦理实现;近现代转向中的"老龄"伦理形态是基于"理性",呈现家庭—社会—国家三大伦理实体有机构建的"伦"的失却及"老龄"伦理形态的实体虚空。康德"实践理性"、黑格尔"伦理世界"、罗尔斯"正义论"提供了理论依据;"老龄化时代"的伦理形态是基于"共生",需要重建价值解构,关注关怀伦理,以善的道德动力相互扶持,倡导传统伦理和关怀伦理之间的普遍"爱",使我们皈依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