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孝经》中的政治内涵

《孝经》的意义在于其中的政治伦理。《孝经》继承了原始儒家孝道、臣道、君道的基本内涵,同时也有所创新,其创新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孝提到至高的地位;二是将孝作为臣道和君道的逻辑基础,从孝道中推导出臣道(或忠道)与君道(治民之道)。这固然有助于为儒家的政治伦理添加孝这样一个有效的推动力,以便儒家政治伦理在现实中的贯彻;但与此同时,这种用与政治伦理本质不同的孝道去推论、劝说作为政治伦理之臣道、君道的做法,也隐含着扭曲儒家政治伦理而堕落为君主专制政治工具的趋向。     

《孝经》中的伦理主体与礼制

《孝经》以作为伦理原则的孝为核心,将邦国礼制与伦理主体结合在一起。在儒学发展到甚为重视孝道并已将"孝"与"仁"联系起来的思想史背景中,《孝经》以"孝"为中介,将国家礼制的必然性建立在伦理主体之中。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孝经》并非一篇以"孝道"及行孝的伦理主体为核心的美德伦理学文本,相反,《孝经》的关注点是行为取向的,是以行为与行事的规则和规范问题为核心关注点的。在《孝经》中,孝德的价值主要是通过论证它与孝德的后果亦即在位者所能得到的政治利益来达到的,而在孝德与孝德的后果之间,《孝经》又穿插进了许多对于在位者的一般行为准则与礼制上的要求,这就使得《孝经》所反映的孝道的价值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工具合理性的面貌,表现出一定的后果主义取向。另外,学术史上"《孝经》用夏法"的说法也需要澄清。     

论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孝本论”与“仁本论”

在孔子去世之后,儒家内部围绕仁与孝的关系出现了"孝本论"与"仁本论"的不同。《孝经》作者从为天下立法的高度,将孝论证为"天之经""地之义"和"民之行",孝跨越父子血缘亲情边界,向陌生人社会无限扩张与蔓延,衍变为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大经大法。在社会政治领域,孝被论证为政治伦理,产生了"以孝治天下""移孝作忠"等观念。然而,建基于"孝本论"的政治理念,有可能使儒家思想成为为"家天下"专制主义辩护的意识形态。孟子"仁本论"的初步建构,可视作对《孝经》"孝本论"的批评与反拨。孟子从心性论的角度证明仁内在于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理性。仁是体,孝是用,在"亲亲""仁民"和"爱物"三境界中,孝只是仁本在家庭伦理中的体现。在社会政治领域,"不忍人之心"是"不忍人之政"的道德基础和内在精神。随着孟子"仁本论"的建构,标志着"孝本论"被逐渐淡化。汉唐以降,历代大儒皆自觉尊奉"仁本论",并从不同哲学层面加以论证。孟子"仁本论"的建构对于儒家主流思想的确立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公天下的隐没与忠君的凸显——唐《孝经注疏》的批判性考察

《孝经注疏》在唐代有着经典的地位，注、疏一体，共同构成了一部颁行天下的政治教科书。唐玄宗以至高无上的圣王姿态为《孝经》作注，因而《孝经注疏》也就体现出不同于儒者或经学家注疏的思想特色：一是引儒归道，尊道德而抑仁礼。玄宗《孝经序》与元行冲疏看似遵从郑玄，实则以道家无为改易儒家德礼之治，参照以玄宗《道德经》注疏即一目了然。二是摆落古礼，删削《孝经》所含公天下的政治精神。《孝经注疏》刻意排除旧注，对最能体现以孝治天下的三老五更之制弃而不言，体现出鲜明的尊君意识。三是强化尊君，从德礼之治滑落为律法之治。《孝经注疏》隐没《孝经》中作为行孝最高境界的“立身行道”之义，以遵守现世礼法为孝，强调“以顺移忠”的忠君之义。有鉴于此，宋世理学蔚兴，转而强调《大学》“修身”之义，于此可窥唐宋思想转折之一斑。     

日本朝川善庵《古文孝经私记》之价值

朝川善庵是日本江户时期的儒学者,著有《孝经会通》《古文孝经证注》《孝经孔传音注》《古文孝经私记》等多部著作。《古文孝经私记》的价值的体现,主要有朝川善庵对《古文孝经》版本之考证:考证了《古文孝经》字体不是"籀书"而是隶古,《古文孝经》是孔壁真本,日本江户时期所传《古文孝经》有五种版本皆出于孔壁真本,《古文孝经》有二本,日本所传的《古文孝经》有章无名。《古文孝经私记》的价值还体现在朝川善庵对《古文孝经》内容论释的考辨:对"孝者德之至"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辨、"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辨、"天子之孝"辨等,见解独到。由此,日本学界对《古文孝经私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朱子《孝经》学评议

朱子的《孝经》学为《孝经》学史上的一大转折。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代替《孝经》成为五经的基础。正是由于朱子的理学立场,他不像汉代人那样从政治的角度,而是从个人道德的角度来思考《孝经》。这样,《孝经》中讲"孝"也不再是孔子立法的基础,而成为个人修身的格言。在这一基础上,《孝经》的一些内容也被认为是"害理"而受到朱熹的批判。朱子对《孝经》的这种理解,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孝经》学。     

蕅益大师的孝戒思想

一、孝戒思想的渊源"孝"是儒家一个非常核心的思想。《孝经》中说道:"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于孝,故为德本。"~([1])儒家认为,"孝"是最高尚的道德和最重要的道理,它可以使社会和谐,人民之间没有怨念和矛盾产生。     

“移孝作忠”——《孝经》思想的继承、发展及影响

大约完成于春秋末期、由集体创作而成的《孝经》,在继承孔子、曾子孝论的基础上,在儒家思想史上第一次论述了“移孝作忠”的思想,把孝提升为社会的政治的孝伦理,完成了其政治化过程。《孝经》的思想理论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论语》中“孝”的德性期许:道德感与行为的一致性——兼与安乐哲、罗思文商榷

孝道在儒家伦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解释儒家对"孝"这一品质的道德期许是厘清儒家伦理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在孔子看来,只有出自道德情感和正确感受的道德行为才是道德的。安乐哲和罗思文先生采用儒家角色伦理诠释《论语》中的"孝",将"孝"视为家族的、社会的角色,并由此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仅仅运用角色伦理说明儒家孝道,不仅会束缚人的情感和道德能力,而且会面临绑架道德的风险。从德性伦理学的视阈阐述"孝"的道德力和规范力,能更加准确诠释儒家孝道的合理内核,显现儒家伦理思想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孔子言论的“第三方”立场及其多元诉求——以孔子德论的向度解析为中心

在孔子的观念重塑下,殷周以降盛行的"德"思想已从统治者用以自我解释的政治工具转变为儒者群体对公共秩序的伦理规设。透过观念新意义的发掘,可探寻到其间蕴含的言论立场的改变与价值诉求的变化。孔子言论中的"德"主要表现出三种向度的诉求,分别是针对统治阶层的德政规劝、面向普通民众的德教期待以及儒者群体的德性自觉,而这三种向度之间又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一并体现了"道德第三方"对天下秩序的普遍关切。思想言论的第三方立场及其引发的价值诉求的多元化,是我们探讨孔子学说需要重视的问题。     

《孝经》的家庭伦理思想研究

《孝经》的家庭伦理思想以“孝”为核心 ,论及其他家庭伦理。其伦理思想始于家庭 ,由亲及疏 ,由内而外扩展到整个社会 ,体现出层次性、泛化性。《孝经》的家庭伦理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的思想意识、道德修养与政治制度诸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道儒之间:道教经典《太平经》政治伦理的儒家意蕴

道教经典《太平经》蕴含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如忠、孝、诚信、仁等政治伦理规范,以民为本的政治道德原则,君臣相须的政治主体美德,德主刑辅的政治制度伦理。由于《太平经》产生于儒家伦理盛行的汉代,所以其政治伦理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儒家意蕴。研究《太平经》政治伦理的这个特点,不但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太平经》这部早期道教经典产生的社会背景,而且对研究整个道教伦理的历史演变具有重要的价值。     

《孝经》新读

《孝经》是一部儒家经典著作,仔细读来,可以给人们以有益的启迪。“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它揭示了孝的重要性,启发我们要重视孝德教育在德育中的基础作用。“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它告诉我们人人都可以成为孝子。关于孝行方面,《孝经》要求:在家庭里,要做到“五孝”;在社会上,要做到“三不”;对于个人,则要爱惜身体、“立身行道”。谏诤为孝体现了一定的民主思想,尤其应该加以发扬。     

论周公与传统伦理政治模式的确立

伦理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是中华文化的显著特征,开创伦理政治模式的鼻祖是周公.周公"神人相分"的天命观第一次融入了"以德配天"的道德内涵;周公确立的"德"、"孝"道德观念与制定的"礼"、"乐"行为规范起到了"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重要作用.周公建立"明德慎罚"、"保民重民"的伦理政治模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良知学到《孝经》学——阳明心学发展的一个侧面

在王阳明思想中,良知与孝是体用、本末的关系,孝仅仅是良知发用中之一事。由于王阳明良知学是从对《大学》的诠释中拈出,故随着阳明学的发展,其后学便将《孝经》纳入了良知学的体系内,以《孝经》来解释《大学》,采用以经解经的方式印证良知之说。至罗汝芳而提出以孝弟证成良知,以孝弟为良知本体,故以良知学注解《孝经》便成为必然,虞淳熙的《孝经迩言》就是晚明时期以良知学注解《孝经》的典范之作。     

“子奚不为政?”——试论儒家的“为政”方式

分析一下《论语》中孔子对“子奚不为政”问题的回答,可知儒家认为为政的方式有两种:居位而为政与非居位而为政;这两种为政方式的区分,取决于儒者在政治与伦理秩序中所处之地位和所担当的角色;对居位为政与非居位为政的不同为政方式的区分,来源于儒家“思不出其位”的思想。     

章太炎“新四书”体系中的《孝经》学

章太炎以《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并举,作为"新四书",置《孝经》于纲领性的首出地位,这一"新四书"体系意味着章太炎晚年儒学观的成熟和系统化,其中亦蕴含了强烈的现实关怀。针对新文化人士非孝毁礼的风潮,章太炎将卑视怀疑《孝经》的朱熹作为非孝论之鼻祖,实则是在移花接木地批评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新学思潮。章太炎之《孝经》学是理性平实的《孝经》学,其提出的"新四书"也正是理性平实的"新四书"。归结言之,章太炎早期的"夷经为史"瓦解了传统经学,但他晚年又树立起了理性平实的新经学。这对于我们今天思考如何复兴经学仍有借鉴意义。     

儒家“孝”伦理的逻辑运行路径研究

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孝"伦理不仅有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且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更为突显的是其逻辑运行路径,它将儒家"孝"伦理从关系建构到伦理原理、道德法则、行为规范、个体德性直至最后的个人得失贯穿一体。在这一过程中,首先是由"伦"至"理"的逻辑运行,实际上也就是以孝为本的伦理实体建构过程;其次是由"道"至"德"的逻辑运行,也即以孝为本的道德自我建构过程;最后是由"德"至"得"的逻辑运行,也即儒家"孝"伦理的现实外化过程。由此,形成一个由现实的亲子血缘关系出发,最后又回归现实生活的逻辑运行路径。     

涵养与应世之间——熊十力孝论及其《孝经》观

熊十力由佛转儒后,思想可分为研究儒家学问的第一阶段和修订内圣学著作以及发挥外王学思想的第二阶段。从哲学层面说,在第一阶段,他侧重对儒家孝义和《孝经》作哲学义理层面的研究。在第二阶段,因侧重论述"均平"的政治理想,他对所谓孝治派和《孝经》的批评达到最高点。从政治层面说,他反对帝制的立场是一以贯之的,因而两个阶段都反对对《孝经》的政治性解读。熊十力的孝论及其《孝经》观,展现了其儒家学问涵养与应世关切之间的一种状态。     

《论语》中的“孝”:亲情本位的伦理精神

《论语》中,作为古代儒家伦理情感基础的“孝”,包含“孝”的道德本原性、孝与“父之道”、孝与“礼”、孝与体察父母之心、孝与“养”、孝与“直”及亲亲相隐等方面的义理.批判扬弃《论语》中的“孝”思想,对推进当今养老、敬老道德教育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