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与建构：《韩非子》文本中的孔子形象

韩非阐述自己学说的方法之一，是对孔子儒家身份的消解以及对其法家新形象的建构。韩非批判儒家仁义立场在治国上的缺陷与不足，认为这种立场会使家、国之间的关系处于失衡状态，是以损害国家与君主利益为代价来保全个人及家族宗法伦理价值的。在弱化乃至消解了孔子的儒家身份以后，韩非以法家立场重塑了孔子为政以法、注重刑罚的法家式新形象。     

孔子的军事伦理思想

孔子是生在宗法等级制逐渐解体的社会大变革的过渡时期。各诸侯国以兵称霸、强存弱亡的现实,引起了他对军事问题的密切关注。孔子虽然不多言兵,但是他并非一般地反对养兵用战。他把社会伦     

孔子谈美与道德

孔子谈艺术、谈美,必将“仁”、“礼”贯穿其中。他说:“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乐”不应仅是悦人耳目的钟鼓之声,还要行德化之功;要行德化之功就必须把反映宗法等级制度的“礼”这一外在的制约灌注、浸透、浓聚于艺术作品中,使人们在欣赏艺术时,吸收其中的伦理观念,在潜移默化中,使之成为人们的道德信念,化为人们感情上自觉愉快的行为。孔子概括这一过     

先秦儒家人道学的展开

孔子改造礼学,创立仁学,确立了儒家人道学的基本架构;孟子展开了孔子的仁学思想,阐发了儒家的内圣学;荀子展开了孔子的礼学思想,阐发了儒家的外王学。在孔、孟、荀共同努力下,完成儒家人道学的建构。其理论特色和精神趣旨,用三个字概括,那就是"拿得起";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有为";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张"。     

历史失忆与价值选择:孔子“神道设教”思想的生成与退隐

传统说法认为,人道教化是孔子的主流思想,但竹书《鲁邦大旱》、帛书《要》篇等出土文献的发现,表明孔子晚年出现了神道设教的倾向。孔子继承春秋以来的贵族礼文化,以人道教化弟子。但对于传统贵族与小人的失礼行为,诗书礼乐并不能完全起到教化作用,神道与巫术作为人道教化的补充,在孔子晚年被纳入到儒家思想中,就成为孔子思想发展的必然。但《鲁邦大旱》、《要》篇蕴含孔子神道设教思想的简帛文献并没有流传下来,以至于孔子的神道设教思想长期被遮蔽。这种历史失忆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早期儒家价值选择的结果。墨子对儒家虚设神道设教的批评,孟、荀有意回避神道设教,都是导致这些文献失忆的主要原因。     

孔子讥刑鼎辨析

孔子反对晋铸刑鼎就是反对法的公布和新的法律制度,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看法。本文对此作了三点辨析:刑鼎上所铸的“范宣子所为刑书”实际上是范宣子一度承用过但已被他自己废弃了的夷蒐法;孔子和蔡史墨都认为荀寅把这样一个废法铸之于鼎是违背礼的精神的,是“失度”、是“法奸”;子产其人和其所铸刑书都不是“弃礼”的,郑刑书和晋刑鼎并未创制一种如叔向所担心的“议事以制,不为刑辟”的法律制度,孔子反对晋刑鼎而不批评子产铸刑书,正是他坚持礼制的一贯立场的表现。作者认为,孔子反对晋刑鼎不是反对法的公布和新的法律制度,而是为了维护礼制。     

鲁文化与孔子

作者从鲁文化的渊源及其发展,谈及儒家学派的形成,并进而分析孔子思想的诸特征。作者不同意大多数学者所认为的礼或仁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提出了道为孔子思想核心的意见并进一步肯定孔子是主张君主专制的思想家。     

孔子天人之学的生态意义

孔子是儒家生态哲学的开创者。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哲学”这个概念,如同他并没有提出“哲学”这一概念一样;但是,在他的思想言论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识,并影响到后来儒学的发展。儒家的“天人合一”之学是从孔子开始的,孔子的“天人合一”之学与生态哲学有极大关系。孔子不仅是提倡人间关怀的人文主义始祖,而且是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而得到人生乐趣的伟大思想家。     

礼与法——荀子与法家的根本差异

荀子的礼与法家的法看似接近,都具有制度化、成文化的特征,实则非常不同。荀子的礼治仍是在孔子的思路上,即良治是按照周朝的制度遗存进行改良,而且其礼学的关注点是普遍的人。法家的法治则认为周朝的礼制已经不适合新的政治形势,所以要用君主集权的法治来统治社会,而其法学正是为此而进行的特殊性思考。这种差异决定了法家之学具有的是特殊的时代价值,而荀子的礼学则更具有普遍性意义。     

墨子与孔子、老子、韩非关系论

墨子与孔子、老子、韩非关系论王克奇墨子思想上承孔子,下启老子和韩非思想。孔墨皆法先王,重经典,以仁义道德为价值取向。“兼爱”对“仁爱”的超越,形成了儒墨两家的区别：儒家重视“仁义”的自娱作用,墨家则注重“仁义”的利他作用。墨子与老子在学术上的先后继承...     

“法儒”还是“儒法”?——荀子与法家关系重估

荀子与后期法家(李斯、韩非等)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史课题。荀子对法家人物采取批评的态度,对法家的法、术、势理念也并不认同,是能守住儒家之为儒家的根本价值的。诚然,荀子构建的制度化礼学,包含有一种强势性和僵化的可能,所以是"大醇而小疵"。而后期法家虽然对儒学进行过系统学习,但因根本出发点的不同,反而以此为资源来排斥儒家,并建构了法家自身的理论。因此,荀子和法家之间更多的是距离感,而不是亲和关系;荀子当为"法儒"而不是"儒法"。     

孔子思想与中华民族精神

<正>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民族意识,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传统长期陶铸的产物。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儒、佛、道三位一体,浸透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和心理,凝聚为中华民族精神。然而以官学的形态,授受于庠序,流布于民间的,却基本是孔子儒家的思想文化。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孔子的儒家思想和学说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基调。全方位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定位。孔子儒家思想奠定中华民族精神的基调,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和的精神、仁的精神、大同精神、自强精神以及礼的精     

试析孔子的和合思想

据古文字学家研究,“和”与“合”两字在甲骨文、金文中就已单独出现,可见中国古代早已产生了“和合”思想.“和合”一词在古书中曾多次出现:《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散,以保于百姓者也.”《墨子·尚同》:“内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离散之心,不能有和合.”《韩诗外传》三:“天施地化,阴阳和合.”后来的管子、墨子等思想家也都采用,并非儒家独创,但孔子所创立的儒学确是较集中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思想.     

孔子论“仁”的重点和范围——析孔子宗法名分性的仁学

<正> 今年春天,一位学者劝我说:“您既发表了《孔子的礼学体系》一文,就应当紧按着再写出一篇《孔子仁学的面面观》之类的文章。因为孔子的‘仁’与‘礼’不仅有密切关系,而且‘仁’的内容还比‘礼’更难懂。对此,古来学者,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您为什么不对孔子的‘仁’,较具体地全面论证一下呢?”这个建议,对我很有启发。所以,今年就鼓起勇气,重新集合论据,详加分类,写成本文。此文与《孔子的礼学体系》为姐妹篇,以期互相发明,     

孔子思想体系属于哪种类型?

<正> 研究孔子思想,必须先读通有关孔子的全面资料,明了对于孔子的各种评价,然后进行科学分析,提出自己的论断。这样,才不致于张冠李戴,错认了人。历史人物的思想体系,由于各自的时代、阶级和社会环境的制约,以及个人的复杂经历的影响,有着各种不同的类型。孔子思想究竟近似哪一种类型?就我多年比较研究的结果,以为: 孔子思想不同于因学儒家而反儒家、在     

孔子政治伦理学刍议

<正> 一尽管对孔子思想的评价,存在着种种分歧,但“仁”和“礼”是孔子学说体系中最重要的一对范畴,是学术界所公认的。对孔子思想评价的主要歧点,集中在“仁”和“礼”在孔学体系中谁占主导地位的问题上,并由此引起了关于孔子学说是革新还是保守的争论。笔者认为,孔     

从《孔子诗论》所言《关雎》主旨看儒家的礼教思想

<诗经·关雎>是孔子及早期儒家最重视的篇章之一,但西汉以来后儒所言<关雎>主旨却是说法纷纭.新出土的郭店楚简<孔子诗论>言<诗经·关雎>主旨是"改",即由"好色之愿"到"返纳于礼"的转变.孔子及早期儒家对<关雎>的重视,反映了孔子希望"正夫妇"之礼的愿望,以及要求人们"克己复礼"并重视婚姻家庭伦理教化的观念.     

唐人注疏引《孔子家语》平议

从注疏入手是梳理《孔子家语》“伪书”说发生发展脉络的可行之路。唐代“三礼”注疏对《孔子家语》评价的高低取决于与郑玄《礼》学的契合程度,《毛诗正义》对《孔子家语》的评价与《诗》学内部的毛郑之争相关,这二者均是“疏不破注”的学术家法观念的反映。相比之下,“三礼”注疏与《毛诗正义》之外的唐人注疏对《孔子家语》秉承更为客观理性的态度。概言之,唐人注疏中对《孔子家语》的负面评价大部分是基于礼制问题而产生的。唐宋易代,礼学自身的关注视域发生变化,对《孔子家语》的关注焦点,从经典内部之歧说造成的礼制争议,转移到《礼记·中庸》的分篇上来。在此背景下,王柏正式提出《孔子家语》“伪书”说。     

何以修己以安民？——人的需要与孔子儒家修己安民之道的深层意蕴

孔子儒家之“学”不外是一种修己安民的君子之学,亦可说是一种以君子为治体的修己治人或经世济民的道德政治学。“儒者,人之需也”,孔子儒家之学实为适应人的需要而生,对于人类心理的认识乃是其一切理论主张的重要根据。从适应人的需要特别是参照或借鉴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角度,人们可以更好地来理解和阐释孔子儒家之学的本质义涵,尤其是君子之学与修己安民之道的深层意蕴。要而言之,孔子儒家的君子之学及修己安民之道的核心要义、最具深意的地方就在于它们是对人类不同层次的需要或人民生活的各种需求与愿望所做出的某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回应。正唯如此,孔子儒家修己安民之道的理念才能在历史上逐渐与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产生共鸣,并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信徒。     

儒学与中国古代农学——从孔子反对“樊迟学稼”说起

对于孔子反对“樊迟学稼” ,应当作具体分析 ,不能简单视之为儒家鄙视农业科技的证据 ,而在事实上 ,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并没有对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值得注意的是 ,儒家的民本、农本思想推动了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 ,儒家经典中所包含的古代农学著作以及农业科技知识不仅是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成为古代农学家研究农业科技的知识来源 ,从而推动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