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藏菩萨本愿经》释题(下)

《地藏经》的第三点是教“孝”。隋唐时有信行禅师，创立过三阶教。所谓时、地、机，他按时间、地点、人这三个不同情况分为三个阶段，并认为应该用这三个阶段的方法来弘扬佛法，于是就创立了三阶教。后来这个三阶教在唐朝的时候被皇帝禁止了。现在在敦煌就发现有三阶教的...     

信行与三阶教典籍考略

隋唐时期，信行创立的三阶教，是佛教诸宗中唯一被判为＂异端＂的教派，而且存在时间极为短暂，故人们对它知之甚少。本世纪２０年代，日本学者矢吹庆辉（１８７９─１９３９）在敦煌文书中发现许多三阶教经籍残卷，后又在日本发现有关它的部分资料，并撰成《三阶教研究》一书。此后又有其他研究著作出版。本文利用相关资料，对创教人信行和三阶教典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究。     

唐初三阶教大德惠恭行历及其佛学思想——《法门惠恭大德之碑》考释

本文对《法门惠恭大德之碑》于校订录文的基础上做了初步考释,认为此碑为惠恭禅师自树以“昭其未悟”,弘法利生。惠恭为唐初三阶教的重要僧人,于法门寺建立了三阶禅院,并被唐高宗敕封为“检校佛塔大德”。在佛学思想方面,惠恭除了承袭信行的学说之外,重禅法、重经教为其特色,显示了唐初三阶教向传统佛学回归的倾向。从惠恭的活动看,唐初朝廷似未特别压制三阶教,而是持听之任之态度的,三阶教后来的衰亡主因在于其教义本身的局限     

祝愿·荐亡·回向普佛

“普佛”一词,源于隋代信行创立的三阶教。三阶教将佛法分为普法和别法。所谓普法,即于法不分大小,于人不辨圣凡,普信普敬,不尊此法而斥他法,所以名为“普”;所谓别法,是分别大小乘法和圣贤凡夫,所以名为“别”。信行认为在佛灭后初五百年的正法时期,众生的根机只能学一乘法;第二个五百年的像法时期唯学三乘法,所学各别,所以称为“别法”,全称为“别真别正法”。在佛灭后一千年的末法时期,众生由于根机较钝,具有空有偏见,如果偏学大乘或小乘,就会爱此憎彼,必然造成谤法之罪,所以第三阶相应的佛法,名为“普法”,全称为…     

三阶教与地藏菩萨——兼论三阶教与净土教围绕地藏菩萨展开的争论

通过对三阶教文献以及其他资料的分析,可明确三阶教非常重视《十轮经》和地藏菩萨,但从整个三阶教体系看,《十轮经》仅是三阶教所引诸多佛教经律论当中的一部,在所有表达地藏菩萨重要性的表述中地藏菩萨都与其他佛菩萨并列,因此说三阶教专奉《十轮经》、专崇地藏菩萨其实是夸大了《十轮经》、地藏菩萨在三阶教体系中的地位。"正合礼忏地藏菩萨"应是指地藏菩萨适合第三阶末法众生礼忏,而不是说礼忏地藏菩萨是三阶教的礼忏法,其背后实质上反映的是三阶教与净土教的论争。三阶教与净土教围绕地藏菩萨或阿弥陀佛展开的争论主要表现在普修与别行、对根起行以及谁的功德大等方面。     

在正信的基础上发菩提心学三大尊

学佛的过程是“信、解、行、证”。学佛的首要大事,就是要有“正信”。“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有了正信,才能有正解;有了正解,才能有正行;有了正行,才能有正证。信、解、行、证,四满成佛,也可以说,“信满成佛”。因为正信是正解、正行、正证的一个总因。所以佛教常说“信为道源功德母”。佛教讲的信,不仅是     

论刘蕺山的无善无恶思想

在宋明儒学中 ,“无善无恶”之说有两义 :一是对本体“至善”之遮诠 ,一是指境界上的“虚而无执”。以此两义来衡量蕺山的思想 ,可发现蕺山具有丰富的“无善无恶”思想。虽然他有不少言论是批评此说的 ,但均未能切中“无善无恶”说的本义 ,而是在王学末流之弊的当下刺激下有为而发的 ,非称理而谈。因而 ,也就不能据此否认其有无善无恶思想     

法藏敦煌文献P.2550号与三阶教的斗争问题

法藏敦煌文献P.2550号卷子主要讲述的是有关三阶教某禅师行状始末的内容,其中对三阶教遭受佛教内部非难及三阶教内部党争问题均有所反映.依据法藏P.2550号透漏的信息,本文对三阶教所遭受的具体教义方面的非难做了分析.同时法藏P.2550号也为这种非难的存在提供了实例.依据法藏P.2550号对三阶教内部党争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指出了僧邕派与裴玄证派的根本差异.     

论先秦法家的人性理论与领导心理思想

先秦法家对人性认识的基本点是“性本恶”。其思想内容有 :人的需要是推动其行为发展的动力 ,是管理的出发点 ;在追求满足个人欲望的时候 ,人们会违背礼仪和伦常 ;人的欲望是多种多样的 ,而对利益的追求是根本的驱动力和唯一目的 ;人性的善或恶是可以诱导的 ,管理者如何倡导是关键。法家将法、术、势结合起来 ,三位一体 ,形成了法家独有领导心理思想 ,并认为只有善于运用法、术、势的人 ,才可能成为理想的管理者“明君     

儒家的职业道德观

在儒家伦理思想中,职业道德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而在对儒家伦理思想的现代解读的成果中鲜有所及。孔子所提出的“敬事而信”、“行之以忠”等思想集中反映了儒家在职业道德方面的基本要求。今天,认真研究和吸取儒家职业道德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对于培养人们爱岗敬业、克尽职守的职业道德是十分必要的。     

略论孔子的信德思想

在孔子的伦理学说中,他的“信”德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丰富的内容。它不仅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且在今天,其中的某些方面仍然被人们所倡扬。孔子的“信”德思想包括哪些内容,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认识它呢?笔者试图在本文中略加论述。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朋友观之比较

本文首先考察了朋友概念的历史变化,然后比较了友爱和仁两个基本概念,这些是全文的铺垫。本文主要从“信”和“乐”两个方面比较了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朋友观。“信”为友道之基,这是《论语》强调“信”的原因所在;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同类型的朋友“信”的情况不同,有的无“信”可言,有的靠法律来保证,有的靠道德来保证,有的则是朋友本身应有之义。朋友为人类生活带来快乐,孔子认为这种快乐是“仁道之乐”;亚里士多德认为是“理性之乐”。比较有助于我们认识两位大师的伦理、政治以及哲学思想。     

康德自由观的历史来源与逻辑进程

自由观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纯粹理性批判》表面上是讲认识论,实际上却是在为人的自由开辟道路,《实践理性批判》虽主要讲道德,“而道德法则是自由的认识理由”。①本文试图在对康德自由观作历史考察的基础上理清其逻辑进程。一、康德自由观的历史考察１．苏格拉底与智者派：善与恶的冲突古代希腊思想家们很早就已经开始关注人的自由意志问题了。在苏格拉底看来,人的美德是天生的,它植根于人的内心深处,他说：“没有人自愿趋恶,或接受他认为是坏的（结果）,趋恶避善是不合人的天性的。”②人们之所以会作恶,只是…     

试论孔子“信”伦理观念的教育价值

孔子认为,“信”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并贯穿于全部社会生活之中,它是“仁爱”的必然要求,亦是“行仁”和“仁政”的具体体现,没有“信”就无所谓“仁”。因此,孔子把“信”确定为教育的目标要求和基本内容,同时也把“信”作为教育工作者的立教方法。面对东西方的伦理道德危机,当代社会生活必须强调修“信”和养“信” 的重要性,崇尚取信于民的治民之道、童臾无欺的经商之道、讲信明义的交友之道和言行统一的自立之道。     

《论语》中的诚信思想探微

《论语》一书中的诚信思想,主要以“信”的形式展现.《论语》中明确提到“信”的语句不下二十处.在《论语》中诚信思想被赋予了极度重要性甚至是首要性的地位.其诚信思想具有社会普遍性、统治阶级表率性及社会实践性等特点.     

百零七岁老寿星——记离欲老和尚

佛法在世间,亦不在世间。何耶?余闻离欲上人曰:“是人修行,正法即住,是人无修,正法安在?”大哉言也,道在得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信解行证为佛法之四门,而行为纲枢。无行,虽信解何益?无行,虽欲证何依? 上人,今丛林之尊宿也,其神清,其形朴,其言寡,其行笃。而锡居之地,僻且远矣。冷寂孤怀,集比丘十余人,薄田十余亩,早晚课诵,日间耕耘,钟鼓有     

无思的普遍性与个体的选择及其责任——从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的无思性谈起

平庸之恶是阿伦特在反思纳粹暴行时提出的现代恶的一种新形态。阿伦特将平庸之恶的出现归因于社会大众普遍陷入无思状态而造成的集体道德崩溃与沦丧。然而,从伦理行为的思与行的辩证关系看,阿伦特对平庸之恶的分析虽然直击要害,但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因为她主要是从“知”或“思”的层面来分析纳粹之恶,而没有从伦理之“行”的维度进行分析。针对以艾希曼为代表的纳粹之恶,仅仅从无思的层面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无思的道德反思难以解释纳粹德国的制度之恶以及恶之代理人(艾希曼)的伦理责任,也不能探索与剖析奥斯维辛事件的真正面目,这也是阿伦特在提出平庸之恶后招致众多批评的主要原因。不仅如此,阿伦特的平庸之恶虽然触及了纳粹制度之恶的无思的普遍性维度,但却极易遮盖道德个体行为的责任与行动,从而将道德之恶这一复杂问题简单化和平面化。从这个意义上讲,阿伦特对纳粹之恶的伦理反思更接近康德主义的普遍性之思,而远离了黑格尔意义上的伦理主体的责任与行动。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家赫勒和鲍曼将平庸之恶追溯至个体的道德行为及其责任的哲学反思则弥补了阿伦特无思的平庸之恶的思维缺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和推进当代伦理学有关恶的哲学探讨。     

悔改归正(续上期)

悔改是“基督道理的开端”,悔改的关键是转回,包含了知罪、悔罪、认罪、离罪四个要素,这四点我们从主耶稣举的浪子比喻中可清楚看到。悔改是主耶稣自己和使徒们传道时的一个主题。主耶稣传道的第一句就是:“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可1:15)因为“悔改”是为了“信福音”,“信福音”必须“悔改”。悔改是人对神恩典的反应。“悔改”和“相信”就像一枚钱币有两面一样,“悔改”是人离开罪;“相信”是人归向神。悔改和信心又像一座浑然一体的大厦一样,悔改是根基,信心是上层建筑,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悔改的基础上的。     

行义过分与行恶过分

行义怎么可能“过分”？ 行恶“不过分”也不行啊？ 这如何理解？     

论曼德威尔的“私恶即公利”

曼德威尔的“私恶即公利”具有矛盾性和过渡性。他既肯定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私利对公利的促进 ,私利与公利在本质上的一致性 ;在价值评价上又采取了矛盾的形式 ,仍然认为私利是一种“恶” ,不能摆脱或抛弃基督教禁欲主义的伦理体系。曼德威尔的思想 ,为斯密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及其伦理性质的论证提供了准备 ,在对私利或个人利益的伦理评价上 ,他的“私恶即公利”的思想成为由中世纪基督教禁欲主义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中间环节。他的这一矛盾的命题对于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看待个人利益依然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