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民族文化与伦理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以血缘关系为核心而形成和发展的。这是因为,从民族文化的形成来看,中国文化是一种“原生文化”,它与“次生文化”不同,完全是由特定的自身内部的原因而形成的文化,换言之,是从血缘氏族内部直接产生的文化。这种血缘氏族关系纽带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从没有被割断过。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演化来看,中国文化不但起源于血缘关系,而且在其发展和演化过程中,也遵循了血缘关系这一基本线索。如传统政治是血缘氏族关系背景下的宗法政治,传统经济是血缘氏族关系下的家庭经济或自然经济,而传统伦     

论荀子的性情观

在近年出土的战国楚简中,“性”和“情”及其表达的思想特别引人注目,这不能不使我们重新思考传统文献特别是《荀子》中“性”“情”思想的含义。荀子论性,一面认同性乃自然成就,一如白纸;一面又认为它既有恶的倾向,又有善的倾向。荀子论情,是把它放在后天的位置上,并赋予广泛的内容,使之具有善恶一体、两端相对的特征。荀子论性情关系,一个在先,一个在后,经由心的统摄而联为一体,没有性,情无所出,没有情,性无由见。荀子的所谓性恶论,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情恶论,这一层应该引起特别的注意。     

略论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化大过渡

略论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化大过渡叶南客一、大过渡时代的文化困惑与再生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在绵延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它适应于血缘或宗法式的小农经济。这种文化的核心就是“礼”，其基本内容就是等级制度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民族宗法制度。鸦片战争的炮...     

民族“典”“册”的形成与儒家“述而不作”的意义

今天所见最早最完整的中华民族经典是周秦时期流传下来的"六经"、子书等,但这并不是中华民族经典的源头。根据殷墟王室祭祀卜辞、安阳后岗贵族墓地中的"柄形饰"庙主,以及大英博物馆所藏殷墟甲骨家族祀谱与河北易县所出商代晚期三句兵戈铭文家谱等资料的综合研究,说明商代已在王室及一般贵族上层,普遍流行着一种专门用于宗教巫术通神、供奉神灵庙主而载有先公先王世系及氏族历史的"典"与"册",这就是至今可以考见的最早的民族经典。夏商周早期文明发展时期,以血缘管理为特征,民族"典""册"是其神权、族权、政权的象征,属于王官之学。春秋战国时期,血缘管理动摇,地缘管理出现。面对这一社会大变革,诸子学派作出了不同回应。儒墨两家维护血缘,反对地缘;法家拥护地缘,反对血缘;道家则两者均否定。孔子"述而不作"的重大原则应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其深刻意义。孔子要维护夏商周血缘管理为特征的圣王之道,所谓"儒家法先王",就必然要崇敬传承先王"典""册"。这在客观上为中华民族经典的继承传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由孔子而孟子而司马迁,形成了中华民族重视历史记载、重视民族经典的优良传统,意义深远。     

必然与自由的背反:康德历史哲学评论

按康德的历史哲学 ,“自然的目的”乃是上帝。人类历史领域是有别于自然规律的自由王国 ,其特征是世界性、前瞻性和开放性。大自然 (上帝 )的目的是人类历史。因此 ,历史哲学断不是如同中国文化那样停留在自然状态 ,而是进入历史和自由的视野。自由的历史领域以人为本 ,而在必然的自然领域 ,人却是手段。康德的“大自然”即“天意”完全不是客观自然界。本文根据康德的哲学 ,把自然和历史 ,民族和世界 ,既往和未来 ,封闭和开放 ,必然和自由看作两个分离的领域 ;认为自然界没有历史和自由 ,历史中也没有必然。历史同自然脱离 ,形成逐渐向上却充满艰辛的道路。根据康德 ,民族的概念从属于自然 ,而不是从属于历史 ;越是民族的 ,就越是自然的 ;越是历史的 ,就越是世界的     

从“宅兹中国”看西周政治伦理建构及其意义

何尊铭文的“宅兹中国”是目前可知“中国”一词最早的考古实证,印证了先秦文献中的“中国”含义,同时也反映了西周的政治伦理建构。西周的伦理关系已溢出宗法格局,不仅协调宗法体系内部,而且面向各个族群。西周时“中国”一词有地理疆域、王朝正统、文化伦理和华夏共同体的含义。西周的政治伦理以血缘为基础、以周天子为中心、以伦理为纽带、纳夷夏于一体,是协调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的伦理原则和规范体系。西周建构了五个系统的伦理关系,确立了五服之制的治理理念,提出了彝伦攸序的伦理规范。西周的伦理思想具有鲜明的政治伦理特质,其整体主义取向和华夏共同体意识对后世大一统的观念具有重要影响,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具有范导意义。     

从大一统到统一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中华民族从自在实体向自觉实体的转化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觉意识的形成根植于自身长期以来的观念与实践,成形于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民团结奋斗、救亡图强的历史进程。在历史上,大一统观承受了王朝更迭、外来文化冲击和各民族融合引发的变革,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发展状态的重要文化和心理纽带。近代以来,由传统大一统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不可避免,以“天下大一统”为理想愿景的大一统观也经现代观念的重构,转变为追求“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代统一性理念。从大一统观念下的自在共同体转化为统一性观念下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天下一统的文化愿景被重构为多元一体的身份意识,向内凝聚的政治结构被重构为集中领导的团结意识,文明一脉相承的历史哲学被重构为文明发展的历史意识。以现代统一性观念为基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使中国能够在维系统一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传统中三种共同体形态及其道德原则

对于人类来说,共同体是人的存在的本质和家园。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地存在着三个无法忽视的共同体形态,就是家(血缘共同体)、国(政治共同体)和天下(开放性共同体)。家庭以血缘为核心,家庭成员之间联系紧密、守望相助,形成以血缘之爱为基础的强烈的情感认同和归属意识;国家以政权为核心,通过对政治权威的尊奉,形成精忠报国的忠诚意识和与国家休戚与共的价值共识;天下作为一个开放性共同体,秉持"无外"原则,通过兼容并蓄,达到"天下一家"、和谐共存的理想状态。对中国传统社会共同体形态进行深入分析,对于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当今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着重要而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儒家哲学的超越精神

作为一种特定人类共同体悠久而普遍的文化现象,宗教应包括构成特定民族文化类型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群体深层心理结构和信仰、价值体系,以此而观,儒学与宗教无疑具有同样的功用.在历史上,儒学之于中华民族,犹如基督教之于西方民族、犹太教之于以色列民族、伊斯兰教之于阿拉伯民族一样,是一种民族凝聚力的精神纽带,因此,无论在西方抑或在中国,都有人称儒学为“儒教”.尽管儒学缺少宗教应有的组织形式、教义形式、传播形式和人格化的至上神崇拜形式,都不影响它与世界上几大宗教体系一起享有并驾齐驱的人类文化地位.     

老子道德观及其自然精神

道教将老子称为太上老君,与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并称三清。其来源,道教释为“一气化三清”,这等于说三清是无由自生或自然而生,自然观念在道教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以文化人类学观点看,玉清元始天尊神性最强,他偏重于表达自然的物理时空本质,有无始无终、永恒如斯之义     

古贤论“节俭”

“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也是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特质。在中国历史上节俭是悠久的文化传统,也有丰富的道德内容。“节俭”,在古人看来不是琐屑微末的小事,而是关于养德修性、安身立命、兴邦治国的大事。 一、俭以养德 古人崇尚道德,而在道德之中又十分推崇节俭。节俭被提高到道德的高度,纳入道德修养的内容,属于社会道德的范畴。节俭不是一般的道德问题,而是重要的道德问题。《左传》有语:“俭,     

孟子推恩说何以可能

推恩说是孟子实现其“仁政”理想的主要措施,它与孟子“爱有等差”的思想并不矛盾.推恩说具有可能性是因为孟子将血缘情感赋予自然的、本能的含义,同时强调这种血缘情感又具有高于自然的理性自觉.孟子以“孝”为“仁”的起点,实质是强调“仁”以人的自然性为起点,这使孟子的“仁”学具有高扬人的自觉性和能动性的内容;同时孟子并不局限于自然因素,他所强调的只是仁义礼智等社会道德需要奠基在人的自然而真实的情感之上,否则会导致虚伪的道德、导致对人性的扭曲.“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仁”的自然性起点并不意味着对理性自觉的否定.     

略论东周时期的民本与法治思潮

“民”字初意为神视，并非奴隶，由此方可理解何为民本。先秦血缘政治决定其政体形式带有民族特色，以此观“礼”其法律文化特征不言自明。春秋民本思潮的高扬，为后来战国改革法治提供了立法重要的借鉴参照系，从而使得地缘政治——中央与郡县制对立统一的新政体模式得以确立，自此中国历史上明确的国家形态、体制得以矗立。     

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

契斯诺科夫在其文章中,建议历史唯物主义课程从“自然和社会”开始,进而探讨“物质生产的基本规律性”、“阶级和阶级斗争”、“基础与上层建筑”和“文化”、“人们的共同体形式”、“个人与社会”、“和平与社会”、“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而以“历史上的迸化和革命”、“社会进化”结尾。     

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共同体与道德——兼及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三重合理性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中，共同体作为人的社会性存在方式内含道德要素，而道德作为共同体的本质和纽带则是共同体生活的自然结果。共同体不但生成社会意识从而形成人们价值与行为的道德共识，而且塑造生活世界从而形成道德行为的赏罚机制，还衍生社会关系从而形成普遍化与多层次的道德文化，这使之成为道德生成与发展的前提性基础。依据道德的经济社会制约性原理，自然共同体产生朴素的集体主义道德意识，虚假共同体衍生阶级或个人的本位主义道德，真正共同体生成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集体主义道德既是生产社会化时代利益整合的客观结果，又是人的社会本质与整全个性的德性复归，还是人的道德自由与道德自觉的逻辑前提，具有坚实的社会、历史与价值合理性基础。     

基督教在云南跨境民族地区的中国化实践——以认同与交融为视角

中国化是基督教在中国生存与发展的必由之路,云南跨境民族地区的基督教亦概莫能外。因族源、地缘与文化跨境共享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基督教在云南跨境民族地区的中国化呈现出历时性与共时性差异。从认同与交融角度切入基督教在云南跨境民族地区中国化实践的研究,可为今后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基督教的进一步中国化提供历史经验,也可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理论对话。     

弘扬民族精神与传承文化传统

民族精神是源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孕含在特定文化传统中,随社会历史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民族主体意识。中华民族精神就是孕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又代表传统文化优秀特质的文化精髓。在这个意义上,弘扬民族精神,必须注重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元代江南文化风习与民族关系

元代 ,江南地区出现了民族混居的复杂局面。在淳厚的儒学风气濡染下 ,出现了许多蒙古、色目子弟竞相学习汉文化的现象 ,尤其是延开科 ,更是极大地激励了蒙古、色目人学习汉文化。蒙古、色目人士和汉族士人围绕汉文化的学习频繁交往 ,在交往中逐渐淡化了民族界限 ,还出现了泰不花、余阙这样的杰出代表 ,他们同样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元代江南地区的民族交流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血缘、文化为纽带共同发展的历史。     

“新丝路经济带”的纵深文化与我国的战略思路

"新丝路"的新开拓、新合作,要以文化交流、文化影响、文化引领为先导。充分利用新疆突厥语各民族文化与沿路各国文化的同质、类似、影响等特点,制定适应沿路各国居民文化心理、文化需求、文化市场的文化发展战略,并以此带动其它经济领域的合作与发展,是我国建设"新丝路"的重要战略思路。应当充分认识具有血缘、人缘、教缘、语缘的新疆突厥语各民族能够迅速融入沿路各国的优势,制定新疆突厥文化人才以及对外交流人才培养计划。同时,最大限度利用好新疆的地缘优势,建设一批陆上国际贸易大都市。     

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基督教跨境互动的历史形态与阶段特征

基督教传入后,其跨境互动作为历史事实一直存在于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对民族文化发展、国家边疆稳定以及地缘政治关系等持续产生影响。本文拟在文献分析及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从整体的宏观背景出发,分阶段描述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基督教跨境互动的历史与事实,剖析影响基督教跨境互动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归纳基督教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下跨境互动的形态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