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民事审判的双轨制建构——以日本未成年人民事审判为借鉴

我国儿童保护问题频发与民事司法救济应对乏力,体现出未成年人民事审判改革还在浅滩,要实现制度的深入发展必须关照其应有的制度品性。本文从日本未成年人民事审判的理念、定位与制度结构中分析其机理,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尝试构建我国双轨制的未成年人民事审判制度体系。该体系包括以未成年人人事诉讼与家事审判为核心的专门审判程序、以法定代理制度与特殊保护规定相结合的普通审判程序。未成年人民事审判双轨并行,是彰显未成年人民事审判特质,传承少年司法经验,对未成年人深度司法关怀的最优路径。     

论人本主义刑事司法理念

司法制度中所有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都在于关注人,人本主义所蕴含的尊重人的尊严、价值的法律精神,可以引伸出刑事司法程序的主体性要求,并成为重塑我国刑事司法理念的理论基础。     

司法审判中社会舆论的现代性功能及其价值追问

现代社会舆论作为公共领域的重要内容及表达方式,在司法领域的意义在于追求“协商型正义”,即以理性的对话实现真正的司法正义。社会舆论与司法审判正在悄然实现良性互动,即二者之间在公共社会环境中相互影响并达成彼此合作或和谐的理想状态。通过社会舆论和司法审判在体制内的正和博弈,协商型司法正义的精神则被注入到法律的运行过程中。司法正义对社会舆论存在良性引导,而社会舆论成为司法独立的有力保障。     

清代中国的爱民情感与司法理念——以袁守定《图民录》为中心的考察

传统中国的“情”,不仅涉及到私人的日常生活领域,而且涵盖了国家的政治活动领域,从而成为整个文化的基础.这种“情本位”的文化类型,也与传统中国司法官员的思维模式相吻合,并对司法裁判的风格有着直接的影响.以清代官员袁守定编撰的《图民录》一书为例,爱民情感构成了全书的核心环节,作者以古人的“嘉行”故事来作为州县牧令追慕的榜样,阐明了“为政”必须以“爱民”为基础的道理.书中关于行政举措与司法技艺的具体阐述,也都是围绕“爱民”这一中心展开的.对具有循吏特色的清代州县官员袁守定来说,如何真正践行“为民”或“爱民”的政治理想,也就成了他心目中焦虑的问题.司法官员的这种“爱民情感”,构成了传统中国司法场域中“情”的内涵之一.     

论以谋求共识为核心的德育理念

道德教育以谋求关于道德行为准则的共识为核心 ,可以避免以教师为中心或以学生为中心的德育模式的弊端 ,使德育中的主体与客体、知与行真正统一起来 ,使德育服务于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道德人格的培养 ,成为个体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保障和推动力量。     

论“以善为本”的出版理念

出版理念是指出版主体关于出版价值的根本性的判断 ,“以善为本”就是以促进社会公益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为核心 ,它不仅为出版活动提供道德理想 ,而且为出版活动提供良好秩序。     

论人对动物的正义义务——以罗尔斯为中心的讨论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委婉地表示,他的正义论不适用于人与动物的关系。围绕罗尔斯的动物正义遗产,老年罗尔斯派与青年罗尔斯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老年罗尔斯派捍卫罗尔斯的结论,否认人对动物的正义义务;罗兰兹等青年罗尔斯派则紧紧抓住罗尔斯思想的方法论精髓,通过重新阐释或重构罗尔斯的正义论,论证了人对动物负有的正义义务,并激活了动物正义的话题,使之成为20世纪末以来西方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纳斯鲍姆的以可行能力为基础的动物正义论、唐纳森和金里卡的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动物正义论、加纳尔的以利益为基础的动物正义论提供了与罗尔斯式动物正义论不同的思路;它们各有自己的理论优势,构成了动物正义的辩护联盟。发展和完善罗尔斯式的动物正义论,倡导各种动物正义理论之间的建设性对话,不仅能够更好地为人对动物负有的正义义务提供辩护,而且还能有效地拓展生态文明的文化空间,实现人与动物的和谐共生。     

论政治社会的共享目的——以罗尔斯为视角

罗尔斯一方面恪守自由主义的中立原则,另一方面又拒斥霍布斯式的"私人社会",认为良序社会的正义原则及相应的制度是一种内在善,是公民应为之奋斗的共享的终极目的,两者形成了紧张关系。为了解释其张力,罗尔斯援引奥克肖特关于事业联合体和公民联合体的区分指出,有着共享目的的政治社会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共同体,而只是实践联合体(公民联合体),它相容于中立原则。但事实上,对于罗尔斯而言,中立原则和共享目的的和解依赖于更深层次的共享——对自由及其相关价值的共享。正是奠基于这两个层次的共享目的,政治认同得以确立,"稳定性论证"才得以完成。     

论人际比较的标尺——以约翰·罗尔斯与阿马蒂亚·森为中心

从约翰·罗尔斯的基本善与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之核心概念的内涵与特点出发,通过对两位思想家有关正义问题信息焦点的论辩,可以证明基本善作为人际比较的尺度面临诸多问题,最明显的是无法解决人际差异性问题.可行能力相对于基本善而言,能够为我们在现实社会中帮扶弱势群体、进行各种社会安排的比较等诸多问题上提供更为有力、有效的指导.     

论中世纪西欧犹太社团的司法自治--以10-12世纪的法国和德国为例

中世纪时期,西欧各国的犹太社团虽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却享有广泛的自我管理权,其中司法自治是犹太自我管理权最重要的体现,这使得欧洲犹太社团的存在和犹太人的自我管理有了法律基础.同时,欧洲的非犹太人社会一般不干涉犹太人内部事务,无疑对于欧洲犹太社团的存在、发展、巩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也是犹太文化和传统得以保存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着重分析犹太社团司法自治的权利来源、犹太社团的立法机构及重大法规的影响和社团司法自治的原则,同时对犹太社团司法自治产生的深远影响进行阐释.     

论古人的社会治理思想——以先秦儒家为中心

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就应该重视社会治理问题。社会治理有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教化层面上的人格改良与礼乐教养,二是管制层面上的法治效率与法治正义,合言之即古人所谓"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先秦儒、墨、法、道诸学派立说皆有"思以易天下"的命意,道家对社会伦理注意到异化的一面,尚无为,远世道。墨、法首重功利实效,又注意到人性自利,故一独标"兼爱",一独标"法治",各有所贵,亦各有其失。荀子在"本始材朴"的人性命题下坚持礼乐教化与法治管制并举的治世路线,强调教化及教化的有效路径,强调法治及法治的正义方向,防止尚德如宋儒失于空洞空疏,尚法如一般法家失于君主"权术"主义而陷入不正义。     

社群主义的全球正义困境:以戴维·米勒为中心的讨论

戴维·米勒所建构的现实主义的全球正义理念虽然为民族自决和对民族同胞的偏爱情感提供了空间,但其理论仍然面临许多难题:作为其全球正义关怀之终极单元的人的概念(即需要帮助的受动者和具有选择能力的行动者)既缺乏足够的规范内涵,也不具有“自由而平等的世界公民”概念所具有的那种普遍性,难以成为全球正义理念的人学基础;综合个人道德与制度伦理双重视角的全球正义进路误解了全球正义的约束对象,把基于自然人格的自然义务与基于法理人格的人为义务混为一谈;强调国内领域与国际领域之截然二分的情境主义的二元论正义观忽视了国内正义与全球正义之间的本质联系,低估了人类道德进步的潜能。     

残障人问题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挑战——兼论纳斯鲍姆之"能力法"

残障人问题给罗尔斯的理论带来的巨大的挑战,这根源于罗尔斯对公民之理性平等的设定.由于人只有在生命的某个特定的阶段才会具备独立性以及实践理性的能力,因此在罗尔斯的理论设计中,残障人就丧失了参与建构正义原则过程的资格.美国当代著名伦理学家纳斯鲍姆从四个方面,即首要善、康德哲学之人性、大致平等和互利,对罗尔斯的理论进行了审视,并提出了"能力法"的理论.在许多现实问题的分析上,纳斯鲍姆的理论要比罗尔斯更具有解释力,但仍需更多的探讨.     

"和谐世界"理念与我国的地缘安全战略

"和谐世界"理念是我国领导人经过深思熟虑并逐渐明确的重大战略方针,是我国国际战略的最新发展.建设"和谐世界"与构建"和谐社会"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构成新时期我国的总体发展战略."和谐世界"理念是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集中体现,是我国地缘安全战略的实质升华,是制定地缘安全战略的理论前提,是营造地缘安全环境的重要法宝,是实现地缘安全战略的根本保证.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必然要求建设和谐周边、和谐亚洲、和谐世界,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也是我国地缘安全战略的不二选择.客观地分析我国周边地缘安全环境的现状,必须看到尚存在着的不和谐因素,我国的周边安全面临着挑战和变数.和谐周边是我国地缘安全战略所追求的重要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积极推动多边安全合作,大力促进周边地区的和谐与合作.     

以教育促发展,共建和谐世界——关于巴哈伊教"新世界秩序"理念和"以灵性教育为主导的教育观"的研讨

2006年10月11-15日,中国计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巴哈伊教研究中心与澳门巴哈伊总会和香港巴哈伊总会在澳门共同举办了以巴哈伊教为主题的研讨会。来自社科院、香港和澳门的学者就巴哈伊教的“新世界秩序”理念和“巴哈伊教的教育思想”两个论题进行专门的讨论。关于“新世界秩序”,与会学者首先从巴哈伊教义和宗教史的角度,对巴哈伊教的“新世界秩序”的思想进行归纳和阐述,认为“新世界秩序”理念是巴哈伊教核心教义“上帝独一,人类一体,     

公共空间设计中生态理念的运用原则探析——以三亚红树林公园设计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在生活质量得到提升的同时,也更加意识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及宣传生态理念的重要性。在将生态理念融入公共空间设计的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生态为主体的基本原则,注重环保,保护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最大限度地提升空间的舒适性。同时,将生态理念融入空间设计,能有效促进自然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因此,以三亚红树林公园为例,探讨公共空间设计中生态理念的运用,并提出应遵循的原则。     

当代中国医患关系的合理重构——论我国社会转型期医患利益的调节与平衡

我国社会转型 ,为当代中国医患关系的合理重构提供了平台 ,但社会转型期中出现的诸多医患利益冲突也向人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亟需对其加以调节和平衡。这种调节与平衡 ,不能完全甚至不能主要地交由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去运作 ,不能完全任凭甚至不能主要地任凭医患双方自由地去博弈 ;政府必须明确并履行自己的职责 ,为正确调节与平衡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医患利益创立一个全方位的合理的框架 ,使医患之间在有控制的理性的双赢的利益博弈中合理地重构当代中国医患关系的基本格局。     

以家庭平衡为目的的辅助生殖技术性别选择问题探讨

对三孩政策下辅助生殖医疗机构患者就诊过程中呼声较高的以家庭平衡为目的的性别选择问题进行探讨,从概念的界定、产生需求的社会背景及可能引发的伦理问题进行论证,从而推动社会层面的深度思考。同时,结合当前辅助生殖技术中存在的社会需求,提出了以家庭平衡为目的的性别选择是曾经实行的“生男即止法”的延伸。但以家庭平衡为目的的性别选择还需要以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应用为前提,应该从法律法规的完善、技术应用的监督及审查体系的加强等方面推动工作,防止相关技术的滥用。

     

怀疑与信任:清代地方官员司法权威的构建——以刘衡所著“官箴书”的吏治思想为例

清代大量出现的“官箴书”,一定程度上是官员治理经验的总结,具有实操性与实践意义;同时又是官员治理理想的诉求与表达,可以作为吏治思想或观念表达的资料加以运用.清代著名循吏刘衡在其编撰的“官箴书”中,表达了州县牧令的焦虑:一方面,地方政府的组织结构,决定了牧令在行政和司法过程中不得不依靠吏役阶层,但又无法信任这些辅助人员;另一方面,吏役的各种恶行,导致了民众对吏役的不信任,进而对官员的不信任.在刘衡看来,州县官员既要重塑自身的形象,又要对书吏、衙役、门丁等人实行不同程度的控制,同时也应疏通官民之间的情感;在此基础上才能获得民众的信任和认同,重建地方官员的司法权威.     

伍守阳的内丹术探微——以"三关修炼论"为例

伍守阳是明代后期著名的内丹家.伍氏三关修炼论是其丹法的核心内容.伍氏对三关修炼功法次第以及化暴化神之理等进行了详细地阐述,发前人未发之秘.伍氏三关修炼论反映了那个时代道教内丹学的特色;并且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