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义利观研究──兼论《易传》之伦理思想

义利关系是《易传》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易传》作者系统总结并发展了先秦诸子的义利观,认为“义”乃人类行为最基本之道德规范,其职能是“理财、正辞、禁民为非”,其基本含义是“崇德向善”、“广业济世”、“和谐中正”、“崇刚抑柔”、“顺天应时”;“利”的基本含义则是指“天地之大义”,凡合于义者,皆视为利。因此,在义利关系问题上,《易传》作者的基本思想是：（１）“义以为上,以义制利”;（２）义以生利,利在义中;（３）义利合一,相互为用。     

试论老子“道”的过程思想

正确理解“道”的含义,是正确理解和把握老子思想的关键。考察“道”的字义、“道”的思想渊源、老子把“道”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根本概念的有关论述、“道”融通万物的同一性、老子关于“道”的认识论、“道”作为实践行为法则等方面,可以发现,“道”体现的是过程的思想。将“道”理解为过程,不失为研究老子思想的重要方向。     

民本与人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新解

学界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释义渐有趋同之势，但仍有分歧。实际上，“不可使知之”句中的“知”当作“知晓”解，不宜破读。此“知”字之意涵和《墨子·经上》对“知”的定义相同，在与“民可使由之”相对立的语境中，“不可使知之”句中的“知”含有采取强力手段或空洞说教使人知晓的含义。“民可使由之”句肯定了民智足以知“道”、人性之向善，“不可使知之”句若含有“民愚”之义，则与之矛盾。因此，此章反映了孔子基于民智与人性的深刻治国思想，与孔子的民本思想一以贯之，既无“民愚”背景，也无“愚民”思想。     

晋文侯名仇之研究

晋文侯在西周晚期至东周初期的这段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其研究实属必要;而对其名字含义的研究,则不仅有助于理牖周代的命名原则,还可以厘清晋国的相关史事。根据史籍记载,晋文侯被命名为“仇”,其含义并非以往学者所谓的“战相仇怨”,而是“匹配”之义;晋文侯出生之年条之役为周宣王二十三年,战争结果史籍缺载;晋文侯与其弟之命名违反了周代命名原则,预示着晋国的动乱。     

论马丁·路德的基督教正义观

本文展示出了马丁·路德发现“上帝之义”概念的思想历程,重点分析了作为他的原创性思想的“基督的外在之义”概念,指出神义的希伯来文原义在古希腊罗马文化背景下的扭曲变迁才是路德精神困苦的直接原因.只要将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理性分配正义观应用到神义的讨论之中,并将义解释为按照人所有的进行分配,就会遮蔽义的神圣维度.     

论“落”的隐含义在诗词解析中的应用

隐含义虽属语词的非本质附加义,却是规约语词使用习惯的重要因素。利用语词隐含义解析古诗词,可使古诗词中相关意象更直观、更形象地展现出来,使原来只可"意会"的炼字之妙变得可以"言传"。汉字"落"可以从其字形构意推求其隐含义,可用其隐含义对古诗词中相关意象和思想内容进行深入解析;通过与其近义词"降""坠"进行比较,还可分析阐释古诗词语言的准确性,深入浅出地说明古人炼字之妙。     

“间距化”——论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的解释

“间距化”的基本内容有四:(一)《春秋》之辞字面义与本质义以及《春秋》之义的“间距化”;(二)《春秋》所记之事与事实真相的“间距化”;(三)《春秋》之常辞、常义与变辞、变义的“间距化”;(四)《公羊传》解释的意义与《春秋》之义的“间距化”。“间距化”形成了《春秋》之微的主要特征;是理解的障碍和误解的原因,构成了董仲舒解释《春秋》、《公羊传》的根据;“间距化”为董仲舒发挥主观思想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     

《易经·颐卦》考释

本文在对《颐卦》“口实”、《易传》“养”之义考释和对殷周之人对龟卜的态度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对《颐卦》卦爻辞进行解释。认为《颐卦》“口实”当取借口、依据之义,经传“养”当训为“象”、“相”,卦辞“观颐,自求口实”是“观察人的面部表情动作所传达的意见.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借口”之义,爻辞“朵颐”、“颠颐”、“拂经于丘颐”、“拂颐”、“拂经”、“虎视眈眈,其欲逐逐”等都是一些暗示人不同意见的面部表情语言、动作语言。全卦实际上反映了商周之际人们思想的转变以及在人意、龟卜结果之间取舍的矛盾复杂心态。     

海德格尔后期著作中"Ereignis"的含义

“Ereignis”如一个谜,除了寻常义、字面义之外,还有待猜的结构之义和深层之义。它表达的“自身的缘发生”,是一个对立结构所造就的原初生成,既无任何实体的设定,又能达到真理和神意,所以总在转向的生成之中,并与海德格尔本人思想的“转向”相关。这样的思想主导词,不可直接翻译,却与中国的“道”有着微妙的联系,而海德格尔想要说明和意译“道”的努力,也很有助于理解“Ereignis”。对这个词的翻译不可本质化。     

观妙——圆融观法与“妙生万物”的思想方向

妙有微妙至极、不可思议、圆融无碍等义,观妙即原初生活领悟。妙之究竟义在于圆融无碍,即于一切事情而观其“无分别相”,观“物”即“无”。在如何“观妙”的思想方法问题上,藉由天台佛学“妙”论的启示,引出“绝待”观妙的圆融思想;“圆融”又蕴涵了“相即”,“绝待”之“即”方是“圆即”,这需要通由从“分别心”到“无分别智”的“观法之切转”透显,观法切转无转相。通由圆融存在观法,转出“妙生万物”的思想方向,不舍于物而“即物”以“妙物”,在生活的相续中不断成就个体的自由与事物的自如。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一个整体结构

<正> 孔子思想的核心,论者或主“仁”,或主“礼”,或主“仁内礼外”说,皆忽视了“义”在其中的地位。拙意以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由“仁”、“义”、“礼”三者构成的一个整体结构。在这一结构整体中,“礼”属国家制度体系和与之相应的行为规范系统,“仁”与“义”属道德意识范畴。“仁”与“义”既相对立,又统一于“礼”,三者相互制约,不可或缺。这一结构体的意义在一系列主要方面都呈现着二重性(对立统一性)。     

墨家“治道”论的多重意蕴与先秦诸家对它的扬弃

墨家的政治哲学理论似明而实晦。作为其“治道”的“兼爱”要靠“刑政赏罚”来推行；同时，“兼爱”不仅具有“积极义”、“消极义”和“无私义”,而且还具有“人事之维”和“天鬼之维”。但是，“兼爱”与刑政、“兼爱”之三义、人事之维与天鬼之维之间却存在着张力和歧向。在先秦诸家“治道”竞争的格局下，“兼爱”之三义的“治道”意蕴大多被儒家、黄老道家和法家所重释和扬弃，而其“天志说”则被董仲舒的“治道”整合所融摄。一方面，墨家“治道”论的内在理论缺陷使得它在先秦诸家“治道”竞争的格局中处于劣势；另一方面，墨家“治道”构想的合理因素又大多被诸家扬弃于各自的“治道”论说中。于是，墨家“治道”论在秦汉之际的式微就变得不可避免。     

清华简《命训》与墨家“命”论之比较研究

清华简《命训》篇论述了“大命有常,小命日成”和“司德司义”“赐之福”“降之祸”的天命观,此与墨家的天志、明鬼、非命等思想多有相似之处。这两者皆是对西周以来道德本位的天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除了揭示道德与非命之间的关系外,清华简《命训》还强调“道天莫如无极”以树立天的权威,并通过“明王”来“道天正人”。在这一点上,墨家思想与其存在较大不同,这体现出两者对西周天命观念的不同发展路径。     

再论马王堆帛书《系辞》中的“马”

马王堆帛书《系辞》中的“马” ,其义同于“数”。根据《素问》的记载 ,“数”是人中之阴阳 ,“象”是天地之阴阳。这与帛书《要》篇中将《易》归于“人道”的说法相通。另外 ,据秦汉时代的流行观点 ,伏羲画卦的传说也与人道思想有关。     

刘智对伊斯兰教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融合

明末清初在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批“学通四教”的回族学者,他们既精通伊斯兰教义,又通晓儒学、道教、佛教的思想内容,他们把这四种学说融合在一起,使之形成一种新的思想体系。这些学者是中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中有清初的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复初、马联元等,还有咸丰同治年间的蓝煦、马德新等人。他们在思想史上的特点是将“天方（阿拉伯）经语略以汉字择之,并注释其义焉,征集儒书所云,悍得互相理会,知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蓝煦：《天方正学·自序》）。他们为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贡献…     

道家的德性论及其“玄德”之治思想——兼论儒道的“文”“质”之辨

笼统而言,如其他诸家所论,先秦道家所谓的“德”“性”均有万物生而本具的禀赋之义。然道家更重“德”所标示的万物生之所以为生（或生之所由来）的原始义,其德性论也有如下特点：作为世界的本根,“道”具有“生养”万物之“德”;同样,作为“道”之所“生”者,万物也各备其“德”,即各有其独特的生命力和存在禀赋;相应地,道家的工夫论也表现出鲜明的“复归性”的特点。道家的德性论还是其治道思想的逻辑起点,其心目中的理想之治也被称为“玄德”之治。在此治下,“侯王”治若无治,一任万物各循其“德”、各展其“性”,宛如万物存在的“看护者”。不过,在黄老道家那里,本于一统天下的功利诉求,他们也强化了治者的“驾驭者”或“主宰者”的形象。道家的德性论决定了其历史观是退化的,且相对于儒家的“文明”观,其尊“德”、尚“质”的生存态度也表现出“反文明”的思想倾向。     

空海的真言与曼荼罗

空海的密教称作真言密教，其密教思想包含在“真言”概念之中。“真言”第一是用来表达密教教宗的意思。第二是指如来的如义真实语。此真言概念出自佛教经典，在此意义上，应该说它就是真言、曼荼罗的原意。第三个含义按照空海在《声字义》、《十住心论》的解释，“真言在梵文里叫做曼荼罗”。本文主要想通过考察理解真言的内涵，达到明确空海密教思想本质的目的。     

中庸：无过无不及于什么

“中庸”观念是理解儒家思想乃至中国思想的关键。但要准确理解中庸，仅将其界定为“无过无不及”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中庸究竟无过无不及于什么。此前的无过无不及于“礼”、无过无不及于“度”、无过无不及于“三”等解释，都不能充分刻画中庸。从《中庸》的文本来看，中庸应是无过无不及于“性”。这里的“性”是“天命之谓性”的性，其首要含义是万物“共生”之生。无过无不及于“共生”之生的中庸，昭示着万物并育的宇宙理想，指示着并行不悖的通达之道。借助中庸理想与中庸之道，儒家思想和中国思想被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艮”者,根也——《周易》艮卦名义新释

艮作为八经卦之一,其意义的诠解,不仅需要文字的准确训诂,不仅需要落实于八卦卦名嬗变的历史中,更要依托于思想发展史的宏大背景.指山作“艮”,训艮为止,是其一义.另一义即艮之“成始成终”义,此义只有“根”堪与担当.“艮者,根也”,“根”即是植物生命的归宿处,又是植物新的生命的发端之所,它完美地表达了生命的四时返旋.这种观念反映了在中国上古山地农业时期,植物成为生产生活的核心,先民依托植物性向创制《连山》图式来表达其天文历法观念的致思路向.     

《周易》与怀德海之间(续)

五、仪体的分析:形、光、力三态的混仪与两仪之纵贯义与横通义当泰古人的认知心从方位的模糊认识进而对他底具体的生活环境有一个全面的和较确切的体验时,“卦”的意义也随之而具体化、深刻化了。“八卦”原来指的只是“四方八面”所垂的象,逐渐转变为代表“天地相交”的基本型式。“卦”一词一方面有基本型式的含义,另一方面又有具体处境或情况的含义。人生存于天地之间,他的具体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