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与“绝对命令”——孔子与康德的道德人生观比较研究

孔子依据"仁"而自觉地作圣贤工夫以发展完善其道德人格,并"践仁知天",达至与宇宙万物为一体的人生境界;康德依据绝对命令而禁绝种种感性欲望之诱惑,从而纯化道德之动机而彰显理智世界之人格。孔子与康德的道德人生观虽在德与福如何一致等问题上存在不同,"仁"与"绝对命令"自身也有一定不足,但它们都强调了对人的尊重和关爱,彰显了人的道德生命和内在的人格世界,体现了一种超越的、终极的人生价值追求,这对于越来越"物化"的现代人而言具有重要的警醒作用。     

生存态度与生命情感:孔子“敬”思想的人学意蕴

"敬"是儒家核心范畴之一。孔子之前,"敬"是先民对天或帝等神秘力量的原始畏惧心理表达,至孔子,"敬"实现了一次重要的人学飞跃,由原始的恐惧心理转变为人之道德理性精神,成为德目、德性和德行的统一。作为"德之干","敬"首先是基于对个体人格尊重的主体间关爱之情的理性表达;其次是个体交往的行为规范和实践准则——孔子主张"修己以敬"、"执事敬",在笃实行"敬"中获得德性的充实和事业的圆满;复次是生命追求的终极关切和文化信仰。经由孔子的人学化变革,"敬"成为儒家人文精神和道德理性的哲学表达,积淀为中华文化的精神品性和价值信仰,为现代人走出生态困境和存在危机提供了思想资源。     

张其昀的孔子观:文化道统与文化开新

张其昀在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争论中开始"文化自觉"。他肯定孔子、孔学维系"中华一统"的社会价值,总结孔子确立中华民族理想人格典范、构建中华文明价值传承体系、开中国数千年文明教化先河之功,同时重述孔学的知识与思想谱系。他既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息,是因为有一以贯之的道统,孔子是中国文化道统的中心;同时也主张突破狭隘的儒学道统观,以中国文化大传统为中国社会的新道统。当代中国人应该在继承孔子思想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融合现代价值理念,为中华文化开出新道统。     

君子人格的诠释及其现实价值

孔子平生教书育人,以培养造就"君子"为宗旨。君子、小人一直是人们区分人的道德品行好坏的标准,君子是人们追求达到的理想人格目标,小人是人们所鄙弃的无德行者。君子人格的内涵、特征或者标准,大致说来,应该有10种:仁、义、礼、智、忠信、勇、中庸、和而不同、文质彬彬与自强。孔子及先秦儒家汲汲于"君子小人"之辨,目的在于扬善抑恶,塑造仁德的理想人格。从优秀传统文化美德中汲取营养,激活和焕发人们内心由传统文化长期熏陶而形成的价值理念,是确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修课。既然如此,在当代,界定和培育君子人格就是"使中国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的重要抓手;是让中国传统文化换发出新的生命力,为解决当下中国人安身立命问题提供思想资源的一项重要举措。     

论柳宗元的孔子观及其时代意义

除去汉唐经学笼罩在"孔子"身上的神圣、神异之蔽,把孔子还原为一个"人"之后,柳宗元对"孔子之道"进行了重新诠释,将其归结为形而上层面的"大公之道"与形而下层面的"生人之意",并主张以之作为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总方向,同时,又把孔子的人格理想概括为"圆外方中"的范式。柳宗元的孔子观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政治上,提倡以"王道"来重建"大一统"的社会政治秩序;文化上,指明了三教融合的总方向,也代表了中唐儒学复兴的方向;实践上,为当时士人指明了在复杂而严酷的政治环境中践履"孔子之道"的行为准则。     

孔子"君子人格"与"小人人格"在现实践行中的融通与权变

"君子人格"与"小人人格"是孔子提出的两类人品操行境界,作为道德行为标准,两者在理论上的划分是明确清晰的,但在现实践行的权衡与变通中,其界限就变得模糊含混起来.但孔子所标举的"君子人格"绝不是冰冷空洞的道德教条,而是将其化作具有道德价值意义的自觉变通的行为实践.他能在践行"君子人格"的实践过程中,于细微、深远之处洞察到危机与契机,并能看出这危机与契机相互变通、转化的时机和规律.     

人 人性 人格——孔子人学思想初探

孔子人学思想为中华民族留下了"认识你自己"最为珍贵的理论成果和思想遗产。孔子的人学思想是由人、人性和人格三位一体所构成,既解答了什么是人的问题,也解答了人所具有的人性特质,还回答了什么是做人的人格问题,这三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学体系。     

孔子诗教与礼乐观发凡

孔子诗教的思想主旨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用敦厚纯洁的情感提升人的理想、道德、人格、情操。敬莫大于"礼",隆礼是华夏文化的根本特色,也是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思想文化的精髓,援礼入仁、质重于文、和谐有序、严责僭礼构成孔子礼教的人文特质。乐莫大于"乐",人歌而和、闻韶忘味、评章韶武、与太师说乐、晚年正乐,鲜活表明孔子的音乐造诣和艺术修养。以"诗"来兴发志向,以"礼"来立身处世,以"乐"来陶冶性情,集中体现了孔子教化哲学的人文精神。     

论孔子的君子人格

<正> 一春秋时期,随着氏族贵族体制的衰落和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人格问题,即人类个体的价值、尊严和思想行为方式问题,已引起人们思考。《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鲁穆叔与晋范宣子关于“死而不朽”的那场著名谈话已开其端倪,而全面展示这个问题的当首推孔子。在孔子的言论中,涉及人格的概念有“圣人”、“君子”、“成人”、“志士”、“仁人”等,提得最多的则是“君子”。《论语》一书言及“君子”者,多达百余次。君子是孔子用以培养学生和律人律己的标准人格。君子称号常见于孔子以前的文献《尚书》、《诗经》,其最初涵义是指大夫以上的当权     

论孔子的“人格之教”CSSCI

孔子之教,实乃人格之教,以教人求"仁"为最大教义。孔子"仁"的思想源于他"对人性的自觉",即:人性即"仁",它本身就充分自足、尽涵万物,赋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量,故终可与天道合一以"成仁"。孔子之教立足于这种自觉,以教人"下学而上达"为主要内容,欲人于"博文约礼"之中自达"知天命"之境,自悟得"性与天道"的高深道理。孔子以典范人格的身教为教育之最有效的教育手段,而其本人正是最佳典范,他以身作则地为此作了最好的诠释。     

孟子“浩然之气”说探原

孟子提出的"浩然之气",是在已有气说的深厚历史基础上,延续和更加彰显了孔子以来早期儒家对道德修养和君子人格的执著追求。"浩然之气"根源于人先天的内心善端,是在道德高度自觉的基础上的精神力量和伟大人格的彰显;其内涵丰富,是道德认知、情感、意志的综合表现,显著特征是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由"直养"功夫培养铸就。     

论孔子的“人格之教”

孔子之教,实乃人格之教,以教人求"仁"为最大教义。孔子"仁"的思想源于他"对人性的自觉",即:人性即"仁",它本身就充分自足、尽涵万物,赋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量,故终可与天道合一以"成仁"。孔子之教立足于这种自觉,以教人"下学而上达"为主要内容,欲人于"博文约礼"之中自达"知天命"之境,自悟得"性与天道"的高深道理。孔子以典范人格的身教为教育之最有效的教育手段,而其本人正是最佳典范,他以身作则地为此作了最好的诠释。     

论孔子的信仰

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中,孔子的信仰问题很大程度被遮蔽了,对孔子信仰的诠释表现为一个除魅过程,其结果不但遗失孔子信仰的真意,且将孔子学说中的宗教信仰和人文理性这两个不可分割的面向对立起来.本文对以往学术界有关孔子天命观的几种主要解释范式进行辨析,指出其解读方法上的不足,并从信仰对象、信仰态度、信仰的情感及人格塑造等方面解读孔子信仰的内涵,力图还原孔子信仰的本来意蕴.另从中国古代宗教史的角度探讨了孔子所以"敬鬼神而远之"的原因,揭示其天命信仰与鬼神观的关系,突显孔子天命信仰所具有的伦理宗教特质.     

论教师的人格美

教师人格是教育的基石。教师人格的缺失会导致教育失本。孔子的人格学说至今仍有重要意义,是营造现代教师人格的人文依托,价值唤醒和自我陶冶是形成现代教师人格的有效途径。     

"正名":一种高贵的意蕴

孔子面对春秋乱世而提出"正名"的政治主张,却被现代学人在平等理念的观照下,以一种对等性的衡量定格了这一思想所具备的现代性意义.在这一意识背景下,"正名"内容被置换为现代性的权责观念,使得这一思想在现代运用过程中发生功能化的误操作."正名"思想基于一种等级人格的塑造,包含了古典精神的高贵意蕴,却又区分于柏拉图的"高贵谎言".     

孔子对民族“内方外圆”理想人格的塑造

解读《论语》,会明显地发现孔子把人的属性分为内在品质和外在表象两个方面,他看重前者而漠视后者,提出"患立不患位"的价值取向。孔子一方面要求人们确立正直的心性,塑造出"匹夫不可夺志"的内在刚强;另一方面也要求人们确立"无可无不可"的生活态度,以可进可退、与时相宜的方式去处世。孔子由此设定了一种内方外圆、外柔内刚的理想人格,创导了"和而不同"的人生哲学,这对民族性格的塑造有着深远的影响。     

仁是孔子理想社会关系的概括

孔子的仁学是一个复杂的思想体系,历来讨论仁的内涵的论著汗牛充栋,但仁的内涵似乎越来越难于把握。本文认为,仁是孔子对他所处的历史时期所能意识到的人的美好的本质力量的概括,也是孔子理想社会关系的概括。前者也是君子人格的具体表现,后者又是个体自觉地对社会群体肩负责任的实践行为。作者以《论语》中孔子论仁的材料为依据,把有关论述进行排列组合,从中发现凡是孔子那个时代意识到的人的美德与能力都属于仁的范畴。作者认为仁构建了孔子理想的社会关系,构造了君子的人格,仁的基本内涵不止属于孔子以及孔子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也属于人类遥远的未来。     

“仁且智”与孟子的理想人格论

以崇高化取向为旨趣的孔子圣人观,也因固有的神秘化取向而存在一定的理论缺失。对此孟子扬长避短,认为理想人格之于每一个道德实践主体都有着逻辑的与现实的普遍平等性,而且内在根据即是作为仁义礼智四德之浓缩与升华的“仁且智”。就“仁且智”如何促成理想人格来说,孟子针对一般人在心性修养过程中懒于自我反思,所以特别强调了智之于仁的扶持作用,同时针对一般人在人伦实践中喜欢同流合污,所以将“仁且智”视为对理想人格的哲学界定。不是孔子的神秘化取向,而是孟子的普遍平等性,范导了中国古代儒学进程中的圣人观;更为重要的还有,对于现代人不懈努力的“仁智双彰”的哲学模型,孟子“仁且智”的理想人格论亦不无借鉴作用。从而,将“仁且智”的理论贡献还诸孟子,并使之发扬光大,就有着重要意义。     

政由谁出 政治何为——孔子政治哲学新论

政由谁出与政治何为是政治哲学的两大核心议题,孔子对其作出深刻思考并给出了明确回答.孔子的私学教育致力于培养具有完美道德品格的士人君子,而在他的新政治构想中,士人君子是治国为政的理想主体,其资格的正当性就来自君子所具备的人格特征与精神品格.孔子基于人类"性相近,习相远"的复杂特性提出"学以致其道",在不破坏人类习性多样性...     

孔子论周公之德——从孔子对周公“使骄且吝”的评价谈起CSSCI

孔子向往周公之治,而周公治政以德为先,因此孔子需要直面周公之德。在《论语》中,孔子对周公之德只有"使骄且吝"的评价。通过分析发现,"骄且吝"有其特殊指向和政治目的,这说明周公之德主要是一种政治之德。孔子采用否定性的评价方式,表明了对周公之德的高度重视。孔子对周公的重德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它落实在君子人格的养成上,更为重视表现在伦常日用之中的修身之德。总之,周公之德体现为工具理性,而孔子之德则体现为价值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