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论法治与政治权威的互动

船山学研究史上,关于船山是“人治论者”还是“法治论者”一直聚讼不已,其中的关键在于没有把握理解船山法治思想的钥匙,即法治与政治权威的互动。船山法治思想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在于船山认识到了法治与政治权威之间互动的关系。这一认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船山声称“任人任法,皆言治”,揭示了政治权威与法治的辩证联接;第二,船山主张“法者非必治,治者其人也”,强调了政治权威在法治中的重要作用;第三,船山宣扬“法善以待人,则人之失者鲜矣”,凸显了良法对于制约政治权威的重要性。全面、完整、准确地把握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才是正确理解船山的法治思想的关键,而不应该各执一端、莫衷一是。     

政治中的代表性与正当性

通过“代表”治理社会，构成了社会治理的一般形式。在传统的君主政体下，君主既在“君权神授”的意义上“代表”形上之天，又作为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担负着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的职责。近代以来的政治形态以代议制为形式，其中包含无法摆脱的内在紧张。一方面，代议制中的各类政治人物首先以“选民”代表的形式出现，另一方面，他们又需要代表“全民”来看待和应对相关问题。在民主协商的形式下，人民成为中心，这一意义上的人民既是治理的主体，也是治理的对象。政治领域的代表性不仅涉及代表什么，而且关乎代表本身如何产生。在不同的时代和政治体制中，代表的社会性质不同，其形成的方式也各异。政治权力的正当性与代表产生的方式相关，但又呈现更为复杂的形态。代表形成之后，如何具体地实施代表性?政治领域代表的正当性一方面体现于代表产生的方式(代表如何形成),另一方面又与代表的实施方式(如何实际地代表)相关。在社会治理活动中，“如何代表”这一问题体现于不同方面，其意义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多重展示。     

经济能人·政治权威·道德权威——以HH村为个案的苏南村庄领袖权威获得与延续之实证研究

苏南村庄领袖的权威是一种由基于为村庄共同体带来福利的报偿性权威、基于上级任命获得的法理权威和基于个人人格和道德威望的魅力型权威共同组成的"复合型权威"。这一权威的延续,必须基于村庄领袖作为"经济能人"对村庄发展作出的持续贡献和作为"道德楷模"对村庄福利的慷慨回报。在此基础上,村庄领袖的政治权威可以自然获得并不断巩固。相反,一旦失去这两种权威基础,村庄领袖的双重角色则会自然中断。     

试谈孙中山哲学的理念及其意义

孙中山不仅由于完成了推翻君主专制政体的政治革命而革新了中国的政治结构,　而且也由于把近代哲学的革命推进到顶峰而重建了国人的文化一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他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领袖,而且是革新传统观念的旗手、战士和思想家。他运用近代伟大的进化观念考察了宇宙演化和人类社会的历史趋势,描绘了建立近代强国的宏伟蓝图和基本道路;他以近代西方社会政治理论和科学技术的革命历程为背景参照,一反数千年来中国文化所崇奉的“知易行难”的传统路数,力倡了以“知难行易”为基本特征的近代科学理性精神;他从中国文化伦理精神和…     

论先秦儒家的王道观念——兼论所谓“东亚价值”

近年来,“东亚价值”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讨论。所谓“东亚价值”,其核心被认为是(政治)权威主义的价值观,是与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分不开的。本文通过对孔子和孟子的相关思想和实践,尤其是孟子政治思想核心的王道观念进行一些梳理,来认识儒家是怎样看待政治权威主义的。一一般认为,政治权威主义是介于王权(皇权)专制主义与现代民主之间的一种政治模式,这种政治模式既不像传统专制主义那样对于社会臣民采取专断的权力统治,也不像民主政治那样强调民众的政治参与和个人自由的价值。权威主义政治强调的是服从、秩序与纪律。权威主义的价值观把国家…     

法治、政治与中国现代化

本文旨在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需要和政治逻辑出发,重新审视当前中国法治与政治之间的纠结。本文认为,从韦伯的权威类型理论来看,当前法治与政治的纠结本质上是法理型权威与魅力型权威两种合法性观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尽管两种权威在合法性逻辑及相应而来的制度安排上多有龃龉,但中国的赶超型现代化内在地要求将这两种权威有效地结合起来,以政废法或崇法黜政都是不可取的。在当前,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党的魅力型权威,符合中国现代化对"强国家"的需要,也有利于国家灵活地因应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但与此同时,党和国家也必须保持面向现代化的政治意识和执政能力。     

作为文本指向型哲学的中期柏拉图主义

和中期柏拉图主义相关的许多研究都是从学说角度展开的,这些研究假设了中期柏拉图主义的多样性,但却无法说明各种中期柏拉图主义学说为何会被统称为柏拉图主义。为了从一个统一的角度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中期柏拉图主义,本文假设古希腊哲学可以分为事实指向型和文本指向型两种形态,它们代表了做哲学的两种不同方式。中期柏拉图主义属于文本指向型哲学,以对柏拉图哲学对话的评注为做哲学的首要任务,因而这些评注活动强调柏拉图及其文本的权威地位。本文认为,我们应当在评注活动的语境中来理解柏拉图的权威,柏拉图的权威本质上是知识取向的,而非道德取向的。     

“电视下乡”:新时期国家整合乡村社会的逻辑

上世纪90年代电视在中国农村迅速普及,客观上为国家介入乡村治理并对乡村社会进行整合提供了一个“经济”而有效的策略.通过电视下乡,农民的自主意识、组织意识不断增强,他们逐步懂得运用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有能力与乡村的各种赢利型经纪人进行合法抗争.电视下乡是一种国家力量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建立了政策“直达”机制,瓦解了基层政府及村庄精英对乡村的垄断.电视传播建立了农民对国家的心理认同,提升了国家在广大乡村民众中的权威地位.“电视下乡”改变了乡村政治生态,形成了农民、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之间的“三角”关系,从而在乡村社会形成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三种力量相互制衡的动态均衡.     

社会困境下政治信任对公众态度和合作行为的影响

现代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有效地促进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达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有关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的研究成为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热点。随着群体理论的发展,研究者的研究视角逐渐从个体(individual)转向群体(collective),关注层级结构的群体(hierarchical groups)中,管理者或管理机构(权威)的特征和行为对个体合作行为的影响。其中,权威信任(trust in authority)和公正感(fairness)是影响个体态度和合作行为的重要变量。政治信任(political trust)也可以看作权威信任的一种,即在社会背景下,公众对社会管理权威(政府机构)的信任。未来研究应尝试在实验室里对政治信任的作用和机制进行探究,并进一步探究公正感在政治信任对态度及合作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关于first person authority中文译法的一点思考

first person authority是心灵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术语。在字面上，这一术语可以有两种不同的中文泽法：(1)译为“第一人称权威”；(2)译为“第一人权威”。我认为，第一种译法清晰地表达了first person authority的含义，准确地把握了心灵哲学家们使用这一术语所要表达的意思，而第二种译法则含义模糊。下面，我首先对心灵哲学中first person authority这个术语的含义作简要介绍，然后讨论将这个术语译为“第一人称权威”的理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