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是“凡事包容”

经文：林前13：7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就是“兼包并蓄”,“容”就是“海纳百川”;因此,“包容”讲的是“接纳”、“容忍”、“礼让”、“爱心”,此诸多元素皆以“仁”为基础。“仁”者才有“爱心”、才懂“礼让”、才知“容纳”、才会“宽宏大量”、才能“包容”。     

阿奎那的自然法作为本性之律的人学内蕴

托马斯·阿奎那的“自然法”理论系统地架构起一个包括“永恒法”(eternallaw)、“神法”(divinelaw)、“自然法”(naturallaw)、“人定法”(humanlaw)等内容的思想体系。其中,他将“自然法”视为以人性为根据的“本性之律”,协助人完成其“本性”目的。“自然法”不仅由于其“上通”“永恒法”而“分有”“神性”特征,更为深刻的是,其作为“本性之律”“下贯”“人定法”以规范人的世俗生活,而彰显出深厚的“人学”意蕴。一、“自然”的“本性”解析按照阿奎那的“自然法”理论,由“永恒法”、“自然法”、“神法”、“人定法”等构成的宇…     

折射“字”里的阳光

智:最“懂”得怎样度过每一“天”。功:要想出人头地,必须下大“工”夫,出大“力”气。吹:之所以虚张声势,仅仅因为“欠”了人家一顿“口”福。吵:只恨“少”一张“嘴”。闷:不让爱“心”出“门”,心情也好不了多少。怕:“心”里一片空“白”,才六神无主。钻:一心只想去“占”有含“金”量高的东西。     

"修辞立其诚"的语义学诠释

“修辞立其减”本为孔子读《易》解经之语,但它却对后世的文学评论及修辞学产生了深刻影响,高频率的使用还使它凝结为词——“修辞立诚”。如此,“修辞”与“立诚”在结构上成为平行并列的两个词。但从修辞角度看,二者则有密切的从属关系:“诚”内“辞”外,“诚”主“辞”从,“辞”以“诚”存。“诚”在儒家思想中的主导地位也说明,修辞应以“诚”为本,“辞”要服从并服务于“诚”。所谓“修辞立其诚”,是指以“诚”为前提并以“诚”为主导的“修辞”。     

论《周易》中的"行"

动与行同义。《周易·系辞》上说:“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周易》中有“天行”,有“终则有始”、“消息盈虚”、“反复其道”等特点。“利涉大川”属于“天行”。行动合于天时,故曰“时行”。动而合于天道,故曰“中行”。又有“志行”与“独行”, 守道不回之义。“果行”指勇决。“上行”指遵循天理。另外,还有“说行”与“安行”,皆与“吉行”同义。     

切“己”与“尽己”——孔子“仁”学诠释的内在进路

孔子讲“仁”是立足于“己”的。在孔子看来,要想在人与人之间能够“行仁讲让”,应当先以“我”(“己”)为原点,彰显“亲亲为大”的真性情。另外,“仁”是人最本质的特征,但凡“知人”者皆具备内省自己(“知己”)的能力;由“知人”而“知己”的过程中无不贯穿着对“仁”德的体察。在切“己”“知人”的前提下,通过“尽己”的方式最后顺利实现“行仁”之目的。     

从东西文化、学术、思想看“易学”的意义和特色

“知识论”是西方哲学的中心。“宇宙观”、“人生观”、“目的论”和“价值论”都可以从“知识论”的基础上去推衍,也可以划归到宗教和科学的范畴。但没有“知识论”,便没有西方哲学(“爱智”)。现代西方哲学可以说是由“知识论”发展到“分析哲学”、“科学论”、“语言分析”,因而引发“人生哲学”、“宗教哲学”(包括“存在主义”)的反应。本文探讨易学在这方面的意义。     

安和乐利——企业最高指导原则

企业伦理是伦理中重要的一环,企业伦理可以分成4个层次,分别为“利”、“乐”、“和”。“安”。如果依据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列,正是安、和、乐、利。 “利”是利润。一般人喜欢说:“企业不是慈善事业,乃是营利事业”,便是站在企业伦理的“利润”层次,亦即“企业的经济责任”来立论的。 “利”有“正利”也有“邪利”。能“安”的利,叫做“正利”;“不安”的利,便是“邪利”企业应该赚取能“安”的利,不要贪图“不安”的利。     

“思想”作为“无”“存在”——哲学反思的前提追问

一、“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一般的理论思维之所以不“反思” ,或者说不自觉地“反思” ,是因为在这些思维中 ,“思想” (thinking)与其对象———“存在” (existence)总是相互外在的 ,“思想”只是空洞的有欠缺的东西 ;而哲学之所以专事反思 ,是因为在哲学思维中 ,“思想” (thinking)与其对象———“存在” (being)是内在同一的 ,“思想”是唯一的“存在” (being)。“哲学”要“反思” ,必须把“思想”本身作为思维的对象反过来而思之。作为思维对象的“思想”不是实存的“存在者” ,而是使“存在者”成为可能的“存在”本身。在知…     

试论先秦儒家中庸范畴的哲理化

孔子首先将“中”庸”并用,作为“至德”的伦理范畴,体现为坚守中正的原则,不断调和与“礼”相异的矛盾,达到“和”。《中庸》在此基础上,要求“尽合乎中”,强调“固执”,忽视变通。孟子以“权”“义”为中心范畴,强调坚持圣人之道——“义”,但要有“权”——灵活性与合理性,却忽视了差异性,难以体现诸矛盾的和谐和平衡。《荀子》以“礼义”为中心范畴,基于“性恶”强调“分”“别”,追求“兼”“一”。他强调“以分求一”、“从别到兼”,礼义统摄下的差异性的“各得其宜”,从而达到“万举不过”。《易传》的中庸观是在《荀子》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他的基本内容是:一、贯穿于“穷变通久”的“位”;二、调和于“分阴分阳”的“中”;三、警惕于“否极泰来”的“时”。由孔子、《中庸》而孟子而《荀子》而《易传》,结束了先秦儒家中庸观哲理化的历史进程。     

谈动宾短语的超常搭配

在现代汉语的动宾短语中,其宾语大部分是受事宾语和结果宾语。所谓受事宾语是指动作行为直接涉及的事物,例如“吃饭”、“穿衣”,“洗脸”“走路”、“唱歌”、“打球”等,其中的“饭”、“衣”、“脸”、“路”、“歌”、“球”都是受事宾语。所谓结果宾语是指动作或行为产生的结果,例如“盖房子”、“订条约”、“写文章”、“织毛衣”、“包饺子”等,其中的“房子”、“条约”、“文章”、“毛衣”、“饺子”都是结果宾语。以上这些动宾短语都是正常语义搭配,所以从字面语义上都容易理解。但是,还有一批动宾短语,动宾之间的语义关系是超常搭配,从字面的语义不容易理解。例如     

纯真篇义证(下)

三 “一1和“究竟”本篇所表示最重要的意思,是“一”和“究竟”。在事实上,“一”和“究竟”可以说是分不开的。惟其是“一”,故能是“究竟”。也惟其是“究竟”,方能是“一”。但在理论上,为了说得更明白,却又不能不把它们分开说。大约所谓“一”,是对“二”或“多”说的,此观下文所谓“无一与之     

汉语本体符号新释

汉语“本体”由“本”与“体”两个符号组成,截然不同于印欧语系的 ontology。汉语“本体”与“体”“本”构成一个内在统一的过程。中华先哲的问学之旅,即是立“本”生“道”、“本体”与“体”“本”的和合相生之旅。汉语本体构成了汉语思维进行诗性超越的根基,它独特的创新意识表现为追“本”溯源、返“本”开新,在这个意义上汉语本体与方法论是统一的。自现代以来,ontology 式本体之理解遮蔽了汉语“本体”的“本”来内涵,汉语“本体”符号亟待摆脱ontology 的“殖民”,而返回母语故乡。     

李退溪哲学逻辑结构探析

李退溪(1501—1570)为朝鲜李朝朱子学之大家。他继承和发展了朱熹哲学思想,而构成了博大的哲学逻辑结构系统。他的哲学逻辑结构系统的最高范畴是“理”,或谓之“太极”、“道”,其核心范畴是“理”与“气”。“理”既是最一般的规定,又是最具体的发展。它是其逻辑结构的起点;由于“理”、“太极”、“道”的动静流行,便从“天道”(圆)到“地道”(方),包括“人道”。在这个流行过程中,形成了三个层次:“理”、“太极”、“道”,属于“理本”范畴,作为宇宙本体的第一层次。“气”、“阴阳”、“五行”,属于气化范畴,作为宇宙化生的第二层次。第一、     

从"耳目"、"喉舌"到"向导"、"政监"——略论清末报人的办报理念与公众舆论的话语伦理

清朝末年,随着报刊业的发展和社会思潮的流转,报人对报刊的社会角色和功用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始曰“耳目”、“喉舌”,继之言“第四种族”与“舆论之母”,再则称“政监”与“向导”,愈转愈进,愈转愈激。由于立意于作为“政监”和“向导”,报刊特重“主观”之“言论”,遂由“代言”而逐渐转向“灌输”,甚至直接“制造舆论”。因此,尽管报人与报刊仍以代表“公意”、“公益”而自期,但主观之“言论”究竟在多大程度表达了“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于“民主政治”建设有所贡献,不免令人生疑。     

“非A非B”式成语的逻辑特征

在汉语成语中,“非A非B”式的成语为数不少。例如:“不上不下”、“无往不胜”、“不破不立”、“非亲非故”“无踪无影”等等。这种成语,虽然语言形式相同,但由于“非A”与“非B”联系的方式各异,却表现出不同的逻辑特征。归纳起来,“非A”与“非B”的联系大体有三种类型:联合型、双重否定型、条件型。一、联合型“非A非B”的联合型指的是“非A”与“非B”之间具有并列关系,二者同时存在,柏当于联言命题,可用“「A(?)」B”表示。例如:“不上不下”——“不上且不下”,“非亲非故”——“非亲并且非故”,“无声无息”——“无声并且     

一切为天下,建立大悲意,修仁安众生,是为最吉祥。

“一切为天下”就是“无我为人”,“天下为公”。建立大慈意”,就是发“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弘愿。“建立……意”即发愿;“大慈”就是“同等的大慈,同体的大悲”,就是“菩萨观诸众生与一己为同等同体,无条件地也就是无我地起拔苦与乐之心”,这种“无我的真慈悲”就是“大慈意,大悲愿”。“仁”既包括儒家一切     

无

“无“是一切“有”的出发点。“无”中生“有”,是一般规律。你看,因为无“忧”,所以才有“乐”; 因为无“私”,所以才有“德”;因为“空”,所以才“盈”;因为有所“不为”,所以才有所“为”。只有绝权欲,弃浮华,潇洒达观,于嚣繁尘世而不贪、不卑、不畏、不俗、不谄的“大无”,才会拥有大智、大勇、大才、大貌、大爱、大德的“大有”。这就是具有东方色彩的辩证法。然而,要真正做到“无”却很不容易,不易的原因就在于人们总是老惦记着“有”。如果老惦记着“索取”,老惦记着“占有”,     

中国数理哲学续论：从“混沌—崩裂”到“七日来复”

在中国古代之数的基本体系中,一、三、五、七之数实为易数的不同表现。《乾凿度》所记一、七、九,可藉谢尔宾斯基三角形观其分形数理,见“混沌”为一,“崩裂”为七、为九的“混沌—崩裂”分形之数。九宫数与“三”“五”关联密切,而“文王演《易》”很可能是潜心推演九宫数及其中数“五”。深究“三”“五”之数理,可以定天下之象、见天下之吉凶。复卦“七日来复”、震卦“七日得”、《庄子》“七日”“七窍”之“七”均与“混沌—崩裂”之数直接相关。震作为“七”的分形之数的集合,兼具“混沌—崩裂”之数理与象义。在东西方哲学与人类文明的大背景中,中国数理哲学之“历史”,“推动”并“接续—推动”着人类“哲学”与“科学”的“历史”与“自由”。     

玄德的澄明

澄清老子“玄德”的内涵,是把握近“道”之德的关键,也是理解重“德”的中国哲学的关键。如果我们重新审视老子的“道”与“玄”,把“道”看成是有无之间周行的“路径”,把“玄”看成是有与无的统称,那么,玄德的内涵将不再模糊——从根本上说,玄德不是幽隐深远之德,不是“水”德、“生”德、“损”德,而是兼通有无之德。兼通有无的“玄德”,是理解“常德”“孔德”“上德”“广德”“建德”的枢纽,也是理解中国传统伦理学之“德”范畴的重要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