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社会主义的价值和价值观——兼与王锐生同志商榷

在当前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正面临严峻考验和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怎样从哲学高度研究社会主义,从而为亿万群众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斗争指明可靠的方向,是摆在我们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个十分紧迫、不可推诿的任务。王锐生同志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价值和价值观》一文(载《哲学研究》1990年第1期,以下简称“王文”),在     

在哲学基本问题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两条战线的斗争”?——对吴江同志答复的答复

《哲学研究》1980年第9期刊登了吴江同志《再谈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争》(以下简称《再谈》)一文,对我们的《论哲学中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文进行答辩。虽然我们不同意吴江同志《再谈》中的基本观点,但对他的答辩本身是欢迎的,因为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关系到如何从哲学上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和建国以来哲学领域斗争的历史经验的大问题。这对于我们坚定地     

请查恩格斯的原文

于世诚同志新近发表的《关于德国古典哲学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的探讨》(《哲学研究》1962年第3期)一文,我是仔细读过了的。在这篇短文里,我暂时不详细答复于世诚同志所提出的理论上的争论之点,只想谈一个文字理解的问题,这就是如何解释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第二方面那一段话的问题。虽然这并不是争轮的实质问题(实质问题是承认不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但整个争论是由这一段话引起的,因此如何理解这一段话也很重要。于世诚同志自己也说,弄清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次争论的是非”。这一段话,我过去解释过,我认为照那样解释,文义是清楚     

对商品生产与道德进步的几种看法

近年来,对商品生产的急速发展与社会道德领域消极现象的关系问题,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哲学研究》1986年第5期,第11期以及1987年第9期,先后发表了王锐生《商品发产和道德进步》、张博树《也谈商品生产与道德进步》、陈瑛、朱勇辉《商品生产与道德进步之我见》三篇文章,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发表了一些不同的见解。现摘要如下: 一、商品生产与道德进步的关系 为了弄清社会道德消极现象与商品生产的关系,三篇文章都首先对商品生产的性质、特征和社会作用展开了探讨。王锐生同志提出为了研究的方便,在思维中应该区分“作为生产方式的商品生     

“改革开放与人生价值观”研讨会简介

“改革开放与人生价值观”研讨会简介乔法容由《人民日报》理论部、《高校理论战线》、《教学与研究》、河南省委党校、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改革开放与人生价值观”研讨会,于５月４日－８日在郑州召开。与会者近４０名,主要围绕下列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一、对人生价值观教育的历史反思有同志提出,道德领域也存在“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问题。建国后相当长时间里,在伦理道德的一些问题的研究和宣传上,存在脱离实际、忽视和蔑视个人正当利益的现象。同时,也有右的错误,主要表现在极少数人反对在道德领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宣扬资产阶级价值观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在人生价值观基本理论研究方面也存有不足。如１．重视个人正当利益不够,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结合得不好。２．不承认价值观的层次性、先进性与广泛性、公正与效率、竞争与互助、先富与共富结合得不好。３．政治价值、理想价值、职业价值与生活价值结合得不好。有同志还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影响,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对外来的价值观、价值理论的接纳和摒弃方面,都还有大量的问题需要研究。＝、人生价值观的现状与评析有同志提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整个     

不能否认价值真理

《哲学研究》1985年第9期发表了袁贵仁同志的《论价值真理概念的科学性》一文,把“价值真理”问题的讨论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期发表的薛克诚同志的文章对“价值真理”提出了异议,认为承认了价值真理,就没有了客观真理。 我认为,薛文的推断是不能成立的。价值真理首先必须是客观真理。真理是科学性(即客观性)和价值性的统一。真理之所以是真     

试论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兼评哲学教科书和王锐生同志的观点

传统的哲学教科书认为,精神财富是物质生产者(劳动群众)创造的,作为思想家、科学家和文学家的个人不能说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王锐生同志认为,劳动群众(体力劳动者)仅仅是给精神生产提供了物质前提,因而不能说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只有精神生产者才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王锐生:《谁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载于《文汇报》1981年1月19日)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片面性。谁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问题,实质上是物质生产同精神生产的关系问题。所以,本文就从对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本质关系的分析入手,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三谈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关于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以下简称“中心史”)的研究对象问题,我在拙著《先秦心理思想研究》和《汉魏六朝心理思想研究》两书中,曾以“一谈”、“再谈”的形式探讨过。在这方面,自觉已再也没有多少话好说的了。但近来读到曾立格同志《关于中国心理学史的对象问题》(载《心理学探新》1984年第2期。以下简称“曾文”)的大作后,颇受启发;特别是“曾文”中涉及到我的观点处,使我更受教益。于是我又拟以“三谈”的形式,就“中心史”的对象问题,再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以与曾立格     

原始社会与社会发展的原动因再探——兼答王贵明同志的反商榷

王贵明同志的《再谈原始社会与社会发展的原动因》(载《哲学研究》1991年第3期)一文,对我与他商榷的文章《也谈原始社会与社会发展的原动因》(载《哲学研究》1990年第4期)提出反商榷,认为“在原始社会不可能出现一个历史地形成的社会”,而我提出的观点则“存在着明显的疏漏”、“人为”的“臆断”。王文的观点对于深入研究原始社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在总体上难于成立。本文再就这些观点就教于王贵明同志及理论界同仁。     

商品生产与道德进步之我见——兼与张博树同志商榷

近年来,商品生产的急速发展和社会道德领域里大量消极现象的出现,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继王锐生同志发表了《商品生产和道德进步》(载《哲学研究》1986年第5期,以下简称王文)一文之后,张博树同志也写了《也谈商品生产与道德进步》(载《哲学研究》1986年第11期,以下简称张文)的文章,对王文多所论驳。张文认为,商品生产的一般要求乃是建立在价值关系基础上的从求生劳动到求利劳动的转化,而这种要求不为特定社会经济形态所左右。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道德演化的“二律背反”势所难免,即一方面是个体意识的觉醒;一方面是私有意识的膨胀。与此同时,经济与伦理的冲突不可避免,经济发展注定会影响甚至阻碍道德进步。这些观点是有代表性的。然而在我们看来,上述观点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也缺乏必要的理论根据,是我们难以接受的。     

也谈商品生产与道德进步——兼与王锐生同志商榷

怎样看待商品生产和道德进步的关系?这确系一个大问题。读了王锐生同志的文章《商品生产和道德进步》(载《哲学研究》1986年第5期,以下简称王文),不无启发之余,又总有些恍然若失的感觉。思忖再三,还是决定把它写出来。一方面就教于王锐生同志,另方面亦供所有关心这个问题的同志参考。     

原始社会与社会发展原动因中的几个问题——兼答刘崇民同志

刘崇民同志《原始社会与社会发展原动因再探》(《哲学研究》1992年第5期)一文,对我发表在《哲学研究》1991年第3期上的文章提出了再商榷。刘文围绕自然形成的社会与历史形成的社会的历史分期及其根据问题,作了较系统的论述。我们看到,刘崇民同志对他发表在《哲学研究》1990年第4期上的文章的观点作了若干修正,但在总体上仍坚持他原有的观点。     

再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答王锐生先生

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是当前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我于2006年9月7日在《社会科学报》发表了《当前主要任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文(下文简称“拙文”)。《哲学动态》2007年第1期上发表了王锐生先生的一篇商榷文章,题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该结束了吗?》(下文简称“结束”)。我用心读了数遍后,深感获益极大,很多我原来没有涉及到的问题,“结束”一文都提出来了,并且做了正确解答。但我经反复研读后,又觉得“结束”一文并没有提出使我放弃原来观点的充分理由…     

“人性”就是“人的本质”吗?

编辑同志: 王锐生同志在《关于人性概念的理解》一文(载《哲学研究》1980年第3期)中说:“人性就是人的本质。”我反复细读数遍,终未找出关于这一命题的论证。大概他是把这一命题作为已知前提运用的,以为是不证自明的公理。果真如此吗? 我们不妨先探讨一下中国历史上人们是在什么意义上用“人性”一词的。二千多年前孔子有过“性相近习相远”的说法,他的弟子宓子贱、漆雕开、     

从研究周易哲学看哲学史方法论的问题——并与东方明同志商榷

关于周易哲学研究,东方明同志在《哲学研究》一九六三年第一期的学术评论中,对我所著《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及其(续一)一书不指名地提出指责,我在《哲学研究》一九六三年第二期的短文中予以答复,并说明为着从全面地谈清楚问题另作专文答复。《哲学研究》编辑部在按语中认为展开的讨论是有益的。东方明同志     

再谈“自由自觉的活动”

周穗明同志在《也谈“自由自觉的活动”》(载《国内哲学动态》1983年第10期)一文中,对我曾经论及同一问题时阐发的观点(参看拙文《应当怎样理解“自由自觉的活动”》,载《国内哲学动态》1983年第1期)提出了商榷。读后,觉得有必要对提出商榷的问题再作一番研讨。一、“自由自觉的活动”与“对象化劳动”周穗明同志在文章中说,我的失误的“关键”在于:“把‘自由自觉的活动’与‘对象     

也论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与杨超同志商榷

读了杨超同志的《论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一文(载《哲学研究》1978年第12期),很受启发,电有一些不同意见。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矛盾论》的精神实质,我也就这个问题谈一些粗浅意见,并与杨超同志商榷。     

评国家经济职能的“弱化”说

当前的体制改革,直接涉及到如何认识国家经济职能问题。杜海燕同志的文章《论国家经济职能和体制改革》(载《哲学研究》1986年第2期。以下简称杜文),对改革中的国家经济职能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阐明了某些合理的思想,读后颇受教益。但是我不赞成该文所得出的体制改革标志着国家经济职能弱化这一结论。为此,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杜海燕同志和其他同志。     

“两重反映”这种论点能成立吗?

周抗同志发表在1978年第8期《哲学研究》杂志上的《主观唯心主义真理观的一个黑标本》一文,在批判“四人帮”炮制的《哲学小辞典》的一个条目(《真理的阶级性》)的同时,对真理有无阶级性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周文第四节集中谈了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真理为什么没有阶级性的问题,基本论点是哲学、社会科学学说的内容分为反映阶级性和反映科学性即真理性这样各自独立存在的两个部分。对于这种“两重反映”的论点,读后有若干不解之处,特提出就教于周抗同志。 一、周文承认“一定的意识形态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是被政治和经济所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价值观“再启蒙”的性质及其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价值观的变迁和转型,实际上是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启蒙的延续和深化,是一种"再启蒙"。它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和"再评价",这也构成了与西方启蒙的核心区别。社会主义价值立场的"实践展开"性质,使得中国价值观"再启蒙"具有强烈的阶段性特征,客观上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制度力量渗入到各种主体的行为领域,并行使价值引导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