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社会整合思想与积极构建和谐社会

管子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提出以“富国安人”为核心目的的治国理念,这个理念分别把“贫富有度”的经济思想、“攘外安内”的政治思想和“崇礼重德”的文化思想进行了系统化的整合。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我们今天也面临着贫富分化、地区不平衡以及德治与法治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笔者认为,管子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整合思想已经具有现代社会整合思想的端倪,对解决当今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多维视角下的中国古代社会“礼法共治”模式

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治理一直实行“礼法共治”，与西欧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教法共治”形成鲜明对照。唐以后六部的位次、古代各朝正史中“礼”“刑”类“书”“志”的次序、比例等，都是中国古代重“礼治”的表征。中国古代“礼法共治”思想的形成，与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大一统政治体制建立、宗教的社会功能偏弱、信奉人性善理论等有关。挖掘中国古代“礼法共治”模式中的合理成分，有助于在当代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加强个人心灵自治、家庭自治、地方自治、社会自治的功能，完善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儒家的政治思想与美德政治观

儒家政治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政治思考的主要部分,自孔子以来就提出了德与政的一系列讨论,孔子以为政者的“自正”转变了西周春秋政治“政以正民”的方向,孟子则引入“他正”的“批评政治”,并被朱子继承。以美德政治为古代中国政治特色,就刻画传统中国政治而言是不充分的,必须同时强调批评政治,才能反映古代中国政治与传统的实际。儒家与西方人文主义的政治观相接近,而与立宪主义有较大区别。     

一部会通开新的中国思想史论著──评周继旨教授新著《论中国古代社会与传统哲学》

周继旨先生长我八岁，虽无缘跟着他读书，但他由治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经”，进而治中国社会之史，最后深入传统文化深层的治学道路，却规范了我的治学方向。新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论中国古代社会与传统哲学》一书，从他十六、七来写作的论文中选出二十三篇，汇于一集，恰好体现了这一独到的治学特色。总规全书，先生为了消除独尊一家所留下的“遗传基因”，特别注重方法论的阐述；为了认清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又着力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思想结构的深层分析；而在思想体系领域，则以考察儒家学说的特征为中心，借助对该学…     

市场逻辑与平等观念

人们一般认为,“平等”是个政治概念,而不是一个经济概念,特别是近代资产阶级提出“自由平等”的革命口号,要求推翻封建等级制度,使人们享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和决策权,“平等”一词的政治内涵尤为明显。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随着各项政治权利和自由权利的不断获得与扩大,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各种经济不平等的状况日益突出起来,“平等”的主题发生了转移,呈现出更多的经济涵义：即如何确立市场经济领域中的平等秩序,达到社会财富和利益的平等分配。这个问题可以说已成为西方经济哲学所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一、市场经济中…     

论道教的妇女观

自从父系社会取代了母系社会以后,都是以男性文化为主体的社会,男人创造了适应于自己的政治、经济、法律以及伦理道德等文化,而妇女则沦为男性的奴仆,社会的附属品。妇女作为社会主体的身份被剥夺了,她们丧失了作为人的尊严、社会的人的价值和参予社会活动的平等地位。尤其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残酷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束缚着妇女,将她们禁锢在封闭的家庭中,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家庭的附庸。总之,在男尊女卑,两性不平等的男人世界里,女性成为男人政治、经济、法律、伦理道德的统治对象。     

儒家社会管理学说评析

司马谈在议论古代诸子百家要旨时认为，中国古代思想的各家各派，尽管立论不同，持义各异，其共同目的却都在于如何管理好国家。“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务为治者”一语，恰如其分地点明了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古代思想的管理学意义。儒学作为显学，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和传统社会管理实践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在孔于那里，就明确提出了“为政以德”和“齐之以礼”（《论语·为政》）的基本管理思想，并把管理活动看成是始于“修己”而终于“安人”的社会协调过程。孔子的社会管理思想，经过后儒的不断深化和…     

宗教宽容:对中国古代宗教的一种误读

学界关于中国古代存在宗教宽容的看法是对中国古代宗教兼容的误读。中国古代宗教之所以长期存在多神兼容现象,乃是宗法社会、原始思维与专制政治这三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真正的宗教宽容是社会文化具有宽容精神的产物,它需要自由、平等的价值支撑与民主、法治的制度保障。由于中国古代的宗法专制与政治专制并不具备这样的社会条件,故不可能培育出真正的宽容精神,也不可能产生严格意义的宗教宽容。     

论明末清初全真教“中兴”的成因

论明末清初全真教“中兴”的成因王志忠纵观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宗教发展的历史，宗教的兴盛与衰落，每与社会危机之严重与缓和密切相关。在社会政治相对稳定，人民生活比较安宁之时，宗教平缓地持续发展；一旦社会动荡不安，天灾人祸频繁，民生凋敝，则宗教超常迅猛发展，...     

传统德育的繁荣、式微与超越

中国古代社会中,政治、伦理、教育千年一贯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传统德育的繁荣。20世纪初,“五四”巨子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使其失去了合理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社会转型,伦理道德与政治脱离走向边缘化,德育日渐式微。当代出现“人的危机”,传统德育扬弃自身走向超越。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平等思想——弱势群体权益保护的思想资源

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增长,绝大多数人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与此同时,近年来社会弱势群体问题日益凸显,其人数估计已达1.4—1.8亿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14%。(参见郑杭生)这说明,以农民工为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权益保护的形势不容乐观,平等问题再次成为国人瞩目的社会焦点问题。因此,重温马克思恩格斯的平等思想,对于加强中国弱势群体权益保护的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一、平等是“历史的产物”平等是人类长期以来追求的崇高理想,一般指经济平等、政治平等、法律平等。经济平等是政治平等…     

孔子的教育平等思想及现代价值

教育平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虽然以义务教育形式体现出来的受教育权利的均等是现代社会才出现的现象，但是教育平等的思想却在古代社会就已经萌芽了。在中国教育史上，孔子所倡导的“有教无类”的办学思想与实践，具有鲜明的追求教育平等的倾向。本文着重探讨了孔子教育平等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基本内容。历史影响及其现实启迪意义等问题。     

儒法道治国方略比较研究

中国古代治国方略以儒、法、道三家为最有代表性。儒家主张“以德治国”,其核心是“心治”;法家强调“以法治国”,其核心是“力治”;道家倡导“无为而治”,其核心是“天治”。三家治国方略各具特色,亦各有不足,在政治实践中应兼采并用,各取所长,优势互补,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三家治国方略虽称发达,却仅属于“治道”,属于管理学范畴,而于“政道”甚少涉及,这与中国古代严酷的专制主义政治有密切关系。     

传统贱商观念再探讨

传统贱商观念再探讨胡发贵中国古代社会分层结构中，商位于“士、农、工、商”的“四民”之末，社会地位最为卑下；在漫长的封建历史演进中，商人一直处于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压抑与打击之下，并由此滋生出内容庞杂的反商思想。学术界对此评论、诠释甚多，不过大都只关注这一...     

重思钱穆与张君劢中国古代政制之辩

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是否为专制的问题从未缺乏过探讨。如何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如何在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础上建立新制，是现代新儒家共同关注的话题。钱穆以重述汉、唐、宋、明、清五代政治历史的方式为中国古代政制“非专制”辩护，主张新制构建应根植本民族的政治传统，秉承因时损益的政治发展态度，保持对世界政治格局变化的敏锐，并进行创造性转化。而张君劢则以儒者兼政治人物的双重身份，强调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为“专制”,新制的建立需要站在中国自身的实际立场，结合中西制度优势，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实现立宪民主。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既要正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也要明确“专制”概念的中西差异，而不是一定贴上“专制”抑或“非专制”的标签，这才是古今之分中构建新制的正确态度。     

基督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可能的贡献之我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追求、崇尚“和谐”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和谐也是中国哲学的根本范畴,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社会政治概念。我个人理解,“和谐”这个概念含括了“经济稳定,持续发展”、“人与人,与社会,与自然和睦相处”、“社会团结稳定,具有良好的秩序”、“社会成员的精神生活获得极大的丰富和高度的自由”等不同层面的意义。今天,包括基督徒在内的中国人     

“兼”与“交”:墨家“兼爱”思想新探——兼与儒家“仁爱”思想比较

“兼爱”是墨学的核心与基础，平等与交互是兼爱思想的两大支柱。墨家对“交”的强调意在描绘一种交互式的群体结构，“兼爱”不表现为“反求诸己”的个体行为，而是一种必须在群体交往中才能体现出并被遵循的行为准则。墨家“兼爱”旨在建立外向平等秩序，个体与他人及群体在交互社会中密切关联，人己互动塑造着个体行为的边界。儒家“仁爱”思想包含深刻的平等思想，不能将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笼统地归结为差等之爱与平等之爱，只有通过对实现平等之爱的不同路径的反思才能达到对儒墨差异的深刻认识。     

走向“和合人”——中国教育视域中人的形象的嬗变

理想的人的形象是教育活动的逻辑起点。教育视域中人的形象随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变迁而变化。中国古代社会是农业经济社会,伦理与政治的双重建构决定了教育必须培养“君子儒”与其相适应,突出了教育“善”的一维;近现代社会中国为完成经济转型实现工业化,要求教育培养“技术人”承担历史使命,展示了教育“智”的一维的合理性与优先性;21世纪,为解决时代危机建设一个和谐的新社会,教育必须走向新的超越,培养“智”善”和合的“和合人”。     

公平感对社会认知的影响:经济因素的调节作用

目的及方法: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年数据,采用多层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中国民众公平感对社会认知的作用,及经济因素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第一,公平感越高,则社会冲突感越低,外在政治效能感越高,越倾向于对社会不平等进行内部归因,即对于社会的整体认知更加积极; 第二,经济因素能调节公平感与社会不平等内归因的关系,具体而言,经济水平越低,则公平感对于社会不平等的内部归因正向预测作用越大。     

转型经济国家社会保护机制的建构:中国与波兰的比较研究

本文以中国和波兰为例,试图分析并阐释在社会变迁背景下转型经济国家社会保护机制建立和发展的制度逻辑.虽然中国与波兰两国的经济改革都导致了明显的社会分化,但是由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外部约束条件的差异,在中国和波兰,政府针对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市民社会的政治压力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这些策略明显影响了两国的社会政策模式.为减轻社会分化和不平等带来的冲击,中国在转型过程中社会保护机制形成是通过建立强调社会秩序稳定、"去政治化"(De-politicizing)的反应型社会政策与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双重方式来实现的,同时突出机制建立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特征.而在波兰,由于受到了不同社会精英对社会问题的认知和市民社会的政治压力左右,以及国际外部环境与国际组织的影响,该国社会保护机制的形成则更多是通过政治协商与谈判的渠道来完成,其机制建立突出了民主参与和协商的因素.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同中国长期推行经济发展优先的格局不同,波兰的政治制度的变化、"回归欧洲"的普遍社会预期和欧盟的外部制度约束,加快了其社会保护机制建立的制度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