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复观对儒家民主思想的发明

徐复观对儒家的德治展开了一种创造性的解释——德治即"无为之治"。为政者要消解自己的好恶和才智,限制自己的政治权力,使自身处于一种无为的状态,即非主体性的状态;而以人民的好恶为好恶,即"以百姓之心为心",突出天下人民在政治中的主体性,即以天下治天下。德治即"无为之治"含蕴着深刻的民主思想。徐先生的解释把儒家的德治与现代的民主政治结合起来,认为儒家的政治思想具有民主精神,但没有建立民主的制度和法治;而现代的民主政治,只有建立在儒家之仁义道德的基础上才能根基牢固。     

论儒学基本原理与民主政治的兼容与接轨

早期儒家思想中的一些基本原理与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是可以兼容和接轨的。儒家以代表“天意”的“民意”作为政权合法性的依据 ,符合民主政治的权力观 ;儒家的“性善论”可以用来论证民主制度的合理性 ;儒家的“中庸”从政治决策的意义上来说往往是民主程序的自然结果 ;儒家提倡的“特立独行”精神所体现的负责任的个人主义是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前提。     

徐复观与儒家的政治哲学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徐复观,其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独特贡献之一,就在于他细致而又令人信服地阐述了儒家政治哲学思想中与现代民主政治思想、法治思想相通之处。他认定孔子“创发了中国的自由社会”,孟子开启了“民主政治原则之端绪”,荀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却蕴含了专制之倾向,陆象山提出“尊重人格之尊严”,实为现代民主政治奠定了思想基础。徐复观看到了儒家思想对现代民主政治的补充意义,却忽视了两者之间的根本不同。     

徐复观对传统民主精神的阐发

徐复观认为,民本思想蕴含民为政治主体的理念,此一民主理念与古代专制政治之间存有一"政治二重主体性的矛盾",最终导致民本思想蹈空与异化的局面;性善说乃是民主政治之人性论理据与价值根源,可以充实现代民主的根基;德治论的要义在于权力的道德自律,道德自律与法制他律的结合乃是民主政治的可靠保证。通过对传统政治思想予以现代学理的阐释转换,徐复观深入抉发其中的自由民主精神,并反省其成败得失。     

梁漱溟与现代儒家左派的兴起

前期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的开创者,后期梁漱溟则是现代儒家左派的开创者。1930年代,梁漱溟既拒绝"政治国家化",又拒绝"政治虚无化",而是寄厚望于具有儒家信念的左倾青年,引领他们投身于社会化、平民化和底层化的社会政治运动。现代儒家左派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是新文化运动思想主张的继续和深入,受到国民革命及其农民运动的刺激和影响,也是保守主义探索新政治的哲学总结。它上可接续宋儒开创的新传统,下可开现代儒家百世基业。     

梁漱溟与现代儒家左派的兴起CSSCI

前期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的开创者,后期梁漱溟则是现代儒家左派的开创者。1930年代,梁漱溟既拒绝"政治国家化",又拒绝"政治虚无化",而是寄厚望于具有儒家信念的左倾青年,引领他们投身于社会化、平民化和底层化的社会政治运动。现代儒家左派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是新文化运动思想主张的继续和深入,受到国民革命及其农民运动的刺激和影响,也是保守主义探索新政治的哲学总结。它上可接续宋儒开创的新传统,下可开现代儒家百世基业。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民主思想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而这种民主意识又表现出中西结合的特征。梁漱溟认为只要把握了现代民主的精神,不一定要照搬西方现代民主的形式。中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以儒家的伦理精神去会通西方现代民主的具体方式方法,并在民主的实践中努力吸取中西双方的优长,抛弃双方的劣短。这样,梁漱溟认为通过乡村建设的实践,可以使乡村政治组织民主化。最终,达到改造中国的落后现状,建立统一的现代民主新中国的目的。具体包括:乡村建设的民主理论设计、实践运动和具体的运作。     

牟宗三先生“三统并建”说及其现代意义——以“开出民主政治”说为中心

三统并建说,意在强调学习西方重视"知性主体",开发出学术方面之科学与政治方面之民主体制,肯定尊生命、重个体,在体制上对自由、人权加以肯定,可谓抓住了中国走上现代化的根本,是现当代新儒家与现代社会、生活世界相调适的重要成果。要求民主政治是"新外王"的第一义。牟先生并不是简单直接地照搬西方的价值与制度,他肯定道统、良知的指导与参与,超越了西方民主政治,警惕着浅薄、片面、平面化的"民主"弊病的发生。当代新儒家从人的主体心性中发掘普遍的道德法规,并透过康德式的论证,由伦理通向政治,建构普遍法则之治的法治论述,有益于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对此,现代新儒家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第二代新儒家的重牟宗主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概括为“内圣开出新外王”,堪称是代表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识。这里所谓“内圣”就是儒家所素重的心性之学,而“外王”则是指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由于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鲜明地保持了德性优位性,而民主与科学则均是现代理性主义生活实体的产物,显然,“内圣开出新外王”实际上所论的正是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     

试论牟宗三对船山政治思想局限性评价

牟宗三认为即便是"开阔、弘通"如船山者,尚不能转出"民主政治"的新外王,此即为船山政治思想的"局限性"。笔者认为,牟先生这一评价,是把西方政治哲学中作为政体形式之一的"民主制"看作儒家有无政道的评判准则,如此限制了关于政体形式的讨论类型,致使无法同情地理解"圣君贤相"这一混合君主制、贵族制的"儒家"式政体形式,同时对民主制本身之弊端也缺乏必要的分析。另一方面,牟先生希望在王船山注重事功的基础之上再"稍进一步",转出"民主政治",应该说这个创见可以弥补儒家政治思想中"公民政治主体"缺位的不足,在儒家关于政体形式的探讨中,确实缺少对民主政体形式的关注和讨论。     

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

梁漱溟、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政治哲学均将中西政治传统之根本差异理解为其背后的“精神-主体性”之差异,这种解释可以方便地称之为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这种解释不止于描述中西政治在制度表现、社会组织、人际秩序等现实政治运作上的不同特征,而且试图在认识论(广义)、主体性及存有论上解释何以会有这种差异。这种“精神-主体性”的解释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何以没有孕育出民主以及如何开出之;另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并为建立文化主体的自我认同、避免现代文明的流弊、纳现代文明于传统等目标奠定思想基础,在传统与现代的双向批判中实现返本开新。     

坎陷与民主——牟宗三“坎陷开出民主论”的启迪、补充与前瞻

通过坎陷开出民主是牟宗三具有代表性的思想之一。这一思想包含着深刻的理论意义,这主要表现在认定中国没有西方意义的民主,肯定儒家政治的层面不低于西方的民主,坚持开出民主不应抛弃儒家道德的传统,主张完善的政治形式应当道德与智识二者齐备等方面。但由于牟宗三对性恶的层面重视不够,使其思想无法真正落实,这又构成了其相关思想的缺陷。文章最后还对坎陷开出民主的前景谈了个人的理解。     

伦理与政治之间--徐复观对孟子伦理思想的政治哲学阐释

在徐复观先生看来,孟子的性善论为确立和谐、有序的政治秩序奠定了坚实的人性论基础,为儒家的仁政或德治提供了形上根据,同时也可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据。孟子的仁义内在说对政治生活有重大影响。孟子的孝悌之道重视人格尊严,不但没有维护专制政治,反而与专制政治相对立。此外,孝悌之道及建基在其上的家庭还可促成进一层的个体与群体得到谐和的民主政治。     

“开新”还须“返本”:现代新儒家一个基本信念析论

现代新儒学思潮肇始于“五四”时代,是对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所作的保守性回应。 新儒家学者自觉作为现代化实质内涵的科学和民主,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更是中国社会能否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的关键一步。他们严厉批评腐儒冬烘们的顽固不化,指出科学和民主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应“无条件承认”。梁漱溟坦诚宣布:“我有一个最大的责任,即为替中国儒家作一个说明,开出一个与现代学术接头的机会”。可见,问题不在于要不要科学和民主,而在于如何要科学和民主,如何在保持民族文化自主性前提下消化、整合、涵育这些现代内容。     

当今人类危机与儒家救治之道

当今人类显然正处在社会生态、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全面危机的境况之中。导致三态全面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代西方启蒙理念及其引发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由于理性、人权、独立、自由、平等、民主、科学、进步等启蒙理念被作为绝对价值而波及全球并牢笼人心。启蒙理念极度偏颇的扩张和畸变造成表现为社群疏离、自然破毁、精神堕落的人类危机。儒家传统思想中的以仁本论为核心的宇宙论、社会政治论和心性修养论,对于救治人类危机具有非常重要非常有效的现实作用。     

当代新儒家的本体论与现代化

当代新儒家的本体论与现代化施忠连当代新儒家的本体论除冯友兰哲学以外,都继承了陆王心学的传统,把人的本心,即仁心作为世界的本体,只不过不同的哲学家论证的方法不同。以本心为宇宙本体,对于现代新儒家来说具有多方面的理论意义。第一,据此为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确立了最高价值观念。第二,仁心为现代人的人生确立了最高目标,使人生变得美好,富有意义。第三,以仁心为本体,说明人们应反求诸己,发扬它作主宰的精神。第四,心本体是创造精神的不竭源泉。第五,肯定儒家思想的永恒价值和普遍意义。现代新儒学的目标是让新儒学成为现代人精神发展的总指导,成为现代文化的思想基础,从而能够支配现代化过程。然而实际上,现代新儒学对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影响微乎其微。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现代新儒学受其本体论所局限。现代新儒学过分倚仗他们的本体论,因此他们重视抽象的、思辨的形而上学理论,轻视具体的实际问题,这是由于他们受传统儒学以本统末思想方式的影响,认为现代社会所有理论的和实际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确立本体。现代新儒学过分倚重形而上学,根源于其本体论学说中的一个致命伤,即将实在与主体混为一谈,也就是把心本体与宇宙实在相混同,从而完全否定了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这     

胡安国《春秋传》的“圣人以天自处”论及其政治文化意义

胡安国吸收并发展了传统儒家制约君权的思想,他秉持儒家"道高于君"、"以道事君"的精神,建构起以"天理"、"王道"批评君主和制约君权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就在于胡氏《春秋传》中所提出的"圣人以天自处"论与圣人是"天理之所在"说。对君王进行批评和贬责,与儒家"君为臣纲"以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伦理秩序发生了冲突。"圣人以天自处"论与圣人是"天理之所在"说的提出,使儒家士大夫摆脱了"臣子贬君上"、"以匹夫而黜天子"的政治伦理困境,为批评甚或批判君主与制约君权提供了思想武器,因而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     

礼治是人治与法治的调和

礼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不仅是为人处世修身立德的规范,更是国家的根本意识形态,故儒家社会思想实以礼治为本。自周公以来,儒家的思想就是以道统制衡政统。后世不少人误解认为儒家的礼治是一种人治,缺少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其实任何一种管理,都不可能脱离人治,也不能完全依靠法治。本文通过分析儒家的理论和治国实践,指出儒家的礼治是人治与法治的调和,是一种高级的管理方式和一种国家根本意识形态。秦代是中国历史上法治的巅峰,然而造成了人民没有自由,社会风气堕落,迅速灭亡。民主有其与生俱来的平等主义的缺陷,西方社会的长治久安,也并不仅仅是靠法治,更有隐微的也更基础的人治成分,而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儒家重分别、尚节制的礼的精神,以及附丽其上的礼治,是抵抗民主滑向多数的暴政、法治流于机械无情的最好的堤防。     

孔门“为己之学”

<正> 一孔子和儒家的思想里,有一点极重要的精神,就是他们对“学者为己”的提倡。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以下引《论语》只注篇名)这里说的“为己”,不是为自己谋私利,是说为了充实和完善自己;这里说的“为人”,也不是为他人着想,是说行事为了给人家看,求得别人的赞誉。孔子是提倡“为己”,反对“为人”     

第三代新儒家面临的两大挑战

现代新儒学主要是从直觉与理智的关系探讨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与现代科学民主的关系.他们认为道德是直觉的,科学是理智的,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高于西方的科学民主,因此提出了直觉为体、理智为用的本体论,由此进一步展开了内圣开出科学民主新外王的社会哲学.也就是说,现代新儒家哲学的理论基础是以直觉和理智为逻辑起点,宣扬儒家的心性论,然后由道德、科学、民主三个基本范畴展开了他们的社会哲学思想.从第一代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到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基本上是沿着这个思路进行的.第三代新儒家进一步提出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关系,试图对传统与现代化、现代化与后现代化(新经济时代)的社会问题提出新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