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建设是构建法制社会的重要基础

“法治”对“德治”的前提和规范作用一直被人们所关注,而“德治”对“法治”的基础和制约作用却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本文试图通过论证道德对法律的基础和制约作用,指出道德建设不足是当前我国遭遇法治困境的重要原因,并提出如何加强道德建设、构建法制社会的具体措施。     

“法治”与“德治”关系三题

法律和道德是规约人类社会行为的两大基本规范,二者虽同属上层建筑,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却呈现出多维差异和相互影响。这种哲学关联反映在我国的治国方略上便表现为"法治"(依法治国)和"德治"(以德治国)的有机统一。然而,在我国贯彻治国方略的历程中,却生发出三个亟待厘清的时代论题:一是法律和道德是否构成一对矛盾?二是德治是法治的基础还是法治是德治的基础?三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无重点之分?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深刻表明,只有坚持法治和德治的刚柔并济、交相为用,才能真正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协同推进"四个全面",从而达成"善治",最终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法治社会的德治理论——评《法治社会中的伦理秩序》

“以德治国”作为治国方略提出时，有人担心这一方略是否会带来人治的后果，也有一些法学家则对其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里，最好的治理方式是法治，因为法治实质是法律家之治，而且我们也可以培养充分而全面的法律人才，制定完备的法律，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简而言之，法治具有极大的可操作性，相反，德治却不具有。所以“在法治正在全面推行的社会里，德治应该缓行”。面对这一质疑，伦理学工作必须做出解答，当然这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正当性证成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虽已确定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坚持的重要原则,但在学界对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正当性仍有不同程度的分歧与存疑。因之,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正当性的证成,则是推进我国法治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转型亟需深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从法律与道德价值的同源性与交叉性、法律与道德规范的同宗性与交叠性、法律与道德功能的独特性与互补性,立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原则正当性的理论基础。     

法治秩序观与德治秩序观的比较——从社会基础、正义观及实现路径切入

对法治与德治关系的讨论,应避免立场先行的分析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法治秩序观与德治秩序观是两种理想型秩序观,分析各自的社会基础、正义观及实现路径,有助于深化认识秩序形成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德治在共同体中能发挥好作用,追求实质正义,倡导自律及重视实践者的德性。法治能更好回应陌生人社会需求,主张通过形式获得正义,以国家法为主要载体。在现代社会,德治不可能在规范意义上取代法治。     

“德治”平议

目前学界批评传统“德治”的意见多带有主观随意性 ,然而对“德治”需要作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公平评价。孔子关于“德治”的本义是“德治”与“政治”并举。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德治”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德治”与“政治”、“刑治”都是通过“礼治”实施的。传统“德治”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和民族个性 ,因此对“德治”的批评应持慎重的态度。在当前实行依法治国的历史时期 ,在认识和实践上都应当把“法治”与“德治”统一起来。     

提高对道德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坚持“法治”和“德治”并重的治国方略

通过探讨中国古代儒家“德治”的基本内容,论述了它和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的“德治”有什么不同;分析了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法治”和“德治”并重;阐释了我们今天强调“德治”的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法治与德治互动之社会机制引论

贯彻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必须把“法治”和“德治”的互动与结合具体落实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秩序规范的机制创建之中。社会主义法治和德治互动的社会机制包括宏观机制,中观机制和微观机制。这三个层面的机制有机地统一在社会主义法治和德治的互动过程之中。     

法治与德治之辨

法治的核心特征是法律高于一切。法治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功用:它可以限制任意专断的权力,提升人的预见能力,增进人的主动性;能协调人际关系,缓解囚徒困境。法治无关乎民主、自由,只意味着形式的平等。德治的核心思想是树立道德典范,激发道德良知,影响人们的行为。法治不仅关乎法律之存废,同样关乎道德之兴衰;若法治不立,则德治难行。     

德法并举:实现社会治理水平现代化的根本途径——“社会治理中的法治与德治”研讨会综述

<正>2015年6月26日至2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和南昌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主办的"社会治理中的法治与德治"研讨会在南昌工程学院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莫斯科大学等几十个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八十多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学者围绕法治、德治的内涵及功能;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道德治理的实现机制与实现途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传统和法治精神;社     

“以德化民”的德教传统与市场经济建设

“以德化民”的德教传统是我们民族的一笔丰厚的道德遗产,它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重在研究这种“德治”、“教化”传统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的现实价值。文章认为,弘扬德教传统,加强法治与德治、教化相结合,是保证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文章着重从四个方面具体探讨了弘扬德教传统,强化道德教化及其对经济生活的调节,以克服市场经济负面作用、加快市场经济建设的措施     

为什么说法家的“法治”是人治的一种表现形式

由于儒家德治思想与德政方略 ,使得人们通常将德治与人治相提并论 ,简单地把法治视为人治的天然对立物。然而 ,历史上的情况却没有这样简单 ,法家主张的“法治” ,就不是人治的天然对立物 ,而是人治的一种表现形式。法家的法治本意 ,是有“法治”而无“法制” ,是君王一人的“法治” ,而不是全社会的“法制”。     

罗国杰法治德治思想探析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罗国杰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域。笔者认为,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罗国杰关于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国家治理思想能够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思想道德建设提供思想资源和重要参考。在此文中,笔者从罗国杰关于法治与德治思想的内涵界定、关于法治与德治关系的论述、关于如何落实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治国方略及其重要意义的思考三个方面,对其法治与德治思想进行探析。     

《管子》的法教统一观

先秦时代,关于道德、教育与法律、刑政的关系,儒家与法家曾经有过争论。儒家宣扬“德治”,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对于法律的作用估计不足。三晋的法家如商鞅、韩非强调“法”与“势”的重要,把法治与文化学术对立起来,认为道德教育都是毫无价值的。两者都陷于一偏。惟有齐国的法家学者以《管子》为题的著作,既主张以法治国,又肯定道德教育的必要性,看到法律与教育的统一关系。这是先秦时代最全面的政治思想。 (按《管子》     

“以德治国”的历史意蕴及现实思考──记山东儒学研究基地“以德治国”理论研讨会

２００１年４月８日，设于曲阜师范大学的山东省儒学研究基地召开了“以德治国”理论研讨会。来自中国孔子基金会、山东大学、山东省社科院、曲阜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就“以德治国”的内涵和现实基础、“德治”和“法治”的关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德治”学说的现代价值等问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一、关于“以德治国”的内涵 刘蔚华（中国孔子基金会常务副会长）指出：对“以德治国”这一概念，现在有着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认为，“德”指“民德”而言，“以德治国”是指要在群众中进行…     

“卡里斯玛”崇拜与中国古代“德治

“谁”来实行“德治”、“谁”才能实行“德治”?围绕着这一问题,文章从韦伯的统治结构“三类型”说切入,论述了儒家的“卡里斯玛”崇拜及其与“德治”思想的关系。认为中国古代“德治”是以“卡里斯玛”崇拜为特征的“德治”,即“圣王”-“德治”。儒家寄希望于“卡里斯玛”式“圣王”来实现“民本”-“德治”-“邦宁”的“德治”理想。然而,这在“传统型”的君主制政体下是不可能真正和全面实现的。文章还分析了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影响,指出除了给君主以“卡里斯玛”光环和一定程度上对君主有规范作用,唯有“德治”思想体系中的“德教”产生了实在的重大影响。     

以德治国:路径·功能·框架

一、路径开新: 统治、治理、善治将“统治、治理、善治”的治理演进形态作为现代德治的开新路径, 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基本价值判断: 一是中国社会治理发展对于德治的需要程度; 二是人们对于德治价值的理解与接受程度; 三是德治本身以其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成果之于中国治理的满足程度。选择治理理论解读“以德治国”, 旨在强调德治并非与法治分庭抗礼, 更不存在任何弱化法治权威的意味, 而只不过是要表明或更好地表明现代治理的多元事实或者说社会控制的多元格局。政治国家、民族地域作为一个实体, 其强大与否, 并不仅仅得益于某种单轨的治理主体…     

《周易》礼治、德治、法治思想略论

《周易》的社会治理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周易》的社会治理思想是以礼治为中心为主体,以法治为辅助手段,以实现德治为治理的最高目标,将礼治与德治、法治紧密结合起来,具有典型的社会综合治理特征的治国思想。法治是治理的底线与红线,是社会治理的强制力量,法治依靠他律和强制;礼治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主体力量,主张自治与强制相结合;在法治、礼治的基础上通过德治达到天下大治则是社会治理所向往的理想目标,德治主张自觉自律与自治。《周易》的社会治理思想对于今天中国的社会治理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先秦儒家、法家政治哲学比较研究

在先秦政治哲学中,体现着德治与法治两条截然不同的治国路线。前者的主力军是儒家,后者则以法家为旗帜。本文从不同视角多维度地透视了儒家与法家的德治与法治之争,进而揭示儒法两家的治国方略产生的各不相同的社会功效和客观效果,最后通过对儒法相互态度及历史命运的回溯,领悟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的相互促进、互济互补。     

必须坚持倡导性与强制性相结合的治理手段

行业不正之风久煞不止,愈演愈烈,其原因不只是在抓物质文明建设时忽略了精神文明建设,还在于过于强调思想道德的教育感化作用而实际没有充分发挥法律、政策强制性手段的职能,从而出现了“德治”与“法治”之间不应有的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