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对佛教体用义的批判与误解

《新唯识论》的体用义与熊十力晚年体用义不同,是在批判和吸取佛教体用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对体的生化大用的肯定来自易学,而对宇宙万法诈现幻相的判断则来自于唯识学。在对唯识学二重本体的批评之余,他对佛教的体相用概念作了消化,相用合并以构成翕确之用。而所谓唯识体用割裂之过实际上源于熊十力对欧阳竟无体用观的误解。     

南北朝佛教“体用”观念的树立

中国哲学“体用”观念的树立，起始于六世纪初的南朝佛教撰述。梁武帝、沈绩与宝亮等佛教思想家在形神论语境中缔造了这一哲学范畴。而在北朝佛教地论学派的撰述中，体用观念整体上带有明显的修道论色彩。梁武帝与沈绩以“体”为中心，以“用”为附庸，体用之间无所谓平等。但是，在地论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法上所撰《十地论义疏》中，体用与本末一样，指向不同的修道位次，体用平等关系由此浮现。法上更在缘起论语境中开出体用说的存在论意义。南北朝佛教体用观念的树立，为体用成为中国哲学的关键性范畴奠定了坚实基础。     

欧阳竞无的三重四种体用观

欧阳竟无在《唯识抉择谈·抉择体用谈用义》中给出三重四种体用观。第一重“粗言”体用，第二重“细别”体用，第三重“以相明体用”；其中第二重又区别“体中”与“用中”，提出两种体用观：这样就有四种体用观。其中，第一种照应了中国传统体用理论框架；第二种将“体用”与“唯识”联系起来；第三种“种子为体，现行为用”是欧阳的创见；但最能代表欧阳思想精神的是第三重也即第四种体用观，因为在这里欧阳其实已经扬弃了体用概念于“相”的思想中。正是出于对“相”的重视，欧阳不但越出，而且批判传统体用观，拒绝一往而谈“体用”。     

朱子《太极解义》中的“体用”观念

朱子在《太极解义》中分别以太极之“用所以行”“体所以立”释“阳动”“阴静”,使得“体用”观念构成了朱子《太极图》宇宙观建构的重要线索。“体用”与“阴阳”的关联可追溯至以形质为“体”、功用为“用”的“形质论”传统，而朱子进一步借助张咏“公事有阴阳”之论，将与“阴”“阳”相应的“体”“用”之意涵普遍性把握为“已定”之确定性与“未定”之可能性。通过这一普遍内涵，朱子在《太极图》诠释中统合了“阴阳体用”与“理气体用”两种范畴下的“体用”观念，由此将“阳动”“阴静”分别阐释为太极作为形上“所当然”之理内在禀具的确定性之“体”(“必然”)与可能性之“用”(“能然”)两方面要素在形下气化层面相继不已的实现环节，推进了古代哲学关于阴阳统一性问题的思考。     

“本”“体”变奏：理学思维转型及其哲学史意义

魏晋以前中国本土哲学以“本末”思维为主要致思路径,这在解决“经验的存在之先”问题上简洁有效,但有难以克服的理论困难。对此,玄学与佛教都做了许多探索,“体用”思维逐渐确立起来,对超越之“体”的追问代替了对经验之“本”的探寻。不过,佛教“体用论”因其非实在性而与世间、人伦难以兼容,这给理学留下了继续探索的空间。宋代早期理学家集中展现了思维转型的理论自觉,其“体用”之“体”,一方面较“本末”之“本”更具超越性,另一方面又较佛教之“体”更具实在性,一种既超越又实在的“体用”思维逐渐形成。早期理学家各具特色的思维转型的努力是理学得以产生的核心动力,也促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第一次大型范式转换。     

易简与体用——以“易简”诠释的思想变迁为中心

在易学哲学史上,学者们对《系辞》中“易”“简”的思想诠释几经变迁。首先,汉唐注家往往将“易”“简”解为“无为之道”,并将其视作对乾坤体性的摹状;而朱子认为“易”“简”更偏向“动用”一端。从《系辞》本义来看,“易”“简”分说不能简单地从“静体”和“动用”的角度来理解,“易”指乾以动为本,但同时又兼虚静;“简”指坤以虚静为本,并兼动实。而“易简”合说又是对生生道体的摹状。其次,《易纬·乾凿度》提出了“虚无感动”说,易简的“道体”义被进一步强化。但此道体也不应以“体用”论之,所谓虚静、昭著只是易简之德的不同面向。最后,现当代新儒家对“易简”的讨论可视为易简诠释的新发展,其中蕴含着超越体用论并进一步推进“易简”讨论的可能。     

广、狭“格义”与道安的佛学诠释思想

“格义”是佛教传入中国初期中国人对佛教的一种理解方法，可分为狭义“格义”与广义“格义”两种。就东晋道安的佛学诠释思想而言，他针对小乘毗昙学多涉及名相概念的“事数”而采取了狭义“格义”的解经方法，对大乘般若学的“性空假有”思想则采用了广义“格义”的诠解方法。道安通过灵活使用两种不同意义的“格义”方法，促进了小乘毗昙学和大乘般若学在中土的广泛流行，特别是他在研究方法上从狭义“格义”转换到广义“格义”,显示了中国僧人在促进印度佛教中国化和建立中国佛学理论上的努力，这为我们当代中国佛教和宗教学研究的现代性转换提供了参考。     

《太平经》的和谐观

世界是人、社会、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维持着整个世界的和谐。成书于我国东汉中期的《太平经》,又称《太平清领书》,是道教早期的重要经典。我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的基本命题和这个命题所表现的“体用一源”的思维模式,熔铸了一种独特的宇宙人生理论。汤一介先生称之为“普遍和谐观念”①。这种“普遍和谐观念”在《太平经》中至少包括四个层次,即自然界的和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我身心的和谐,本质上体现为一种整体和谐观念。一、自然界的和谐《太平经》继承并发展了老子《道德经》“道生一,一生…     

朱子晚年仁义体用动静关系的再展开——基于《朱子语类》的史料批判

本文基于朱子文献的史料批判,特别是对于《朱子语类》的批判研究,考察了朱子哲学中“仁义体用动静”关系的变化过程.在乾道七年与吕祖谦、张栻等的辩论中建立了“仁用义体”的新模型,以区别于传统的“仁体义用”.庆元二年在与董铢的讨论中为了协调扬雄和周敦颐的矛盾提出了“仁体刚而用柔”的命题.通过史料批判解决了《朱子语类》中关于这一...     

华严宗与禅宗“体用”观之管窥

在佛教思想体系中,华严宗与禅宗的理论反映了较高的中国化思想,其中将中国哲学的“体用”范畴引入到中国佛教宗派思想之中。就学理而言,“体用”被作为基本范畴之一,对各宗派的哲学理论及修持理论建构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各派思想体系中,又凸显出不同的特色。     

杜预“体元”说探源——兼论《左传》与《公羊》的元年之争

杜预以“体元居正”总结《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之义,终结了两汉关于《春秋》之元的争论。然而,“体元”之义直至宋初无确解。程颐以“体仁”解“体元”,胡安国承之。明末王夫之等人质疑宋儒“体仁”说,但有破而无立。事实上,杜预“体元”说基于“开元”与“体元”的张力而立义,以配合左氏学的《春秋》中兴说。“体元”作为杜预对“元”的增字解经,重心在“体”不在“元”,“体”实则“继体守文”之“体”,核心是与《公羊》新王受命改元的“元年”释义抗衡。孔颖达据元气论和《易传》解释“体元”之义,造成对杜预的误解,但无意中延续了董何与杜预之外,刘歆对《春秋》之元的第三条解释路径,也启发了宋儒的“体仁”说。     

易学“太极”概念考论——兼论《系辞上》“《易》有太极”章的含义与解释

《系辞上》“《易》有太极”章及“太极”概念为何义,是易学史上颇有争议的问题。帛书《系辞》“《易》有大恒”的“恒”字应当从今本读为“极”字“。极”本指无上无限的空间“,太极”是无以复加的极限义。此义为“太极”概念的生成提供了词源基础。但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它又是在哲学语境中生成的。在《系辞上》中,它既指揲蓍之初极,又指天地未分的至极本原。随着汉唐、宋明哲学的变化,这一概念的具体所指或为元气或为理“。《易》有太极”章包含着揲蓍成卦和宇宙生成两重次序,二者是表里、明暗关系,而这一特点又是由《周易》本为天人合一的产物所决定的。在前者中“,太极”指蓍草未分的初始状态“,两仪”指分而为二的两部分蓍草“,四象”指六、七、八、九四数;在后者中“,太极“”两仪“”四象”各有其宇宙生成的象征物。汉唐对此章的解释偏重于气化的宇宙生成论,明末清初以来的解释则过分强调其揲蓍成卦之义,都偏执于一边。     

“经典时代”还是“子学时代”？——“中国哲学史”的叙述开端与“中国文明的主体性”问题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提到中国哲学与中国义理学的区别时指出，用哲学方式来重述中国义理学传统的好处在于：可以把义理学传统放置到近代学问的体系中加以审视，获知其在近代知识体系中的位置。这也就是说，哲学是促使传统的学问获得近代知识自觉的方式。在我们看来，在某种意义上，“哲学”是一种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谓“再思”（Andenke...     

王弼“卦主说”新探

“卦主说”是王弼在《明彖》中提出的一条重要解《易》体例。学者或以“卦主说”包含“二体说”,或以一卦有二主,皆是不明“卦主”内涵。“卦主说”的基本原理为从“卦体”中确定“卦主爻”,再由该爻统摄卦义,进而在此时境中理解各爻之义;其确立原则为找一卦之“中爻”或“少爻”,并以前者为主。“二体说”是以上下体之义明卦体,不属于“卦主说”,而是处理特殊情况“卦体不由乎爻”,且各体之义也以一爻为主。虽然王弼注文并未全尽各卦卦主,但很多卦的卦主其实可以根据此原理推断出来。孔颖达为调停讼卦注文中疑似存在的矛盾而提出的“一卦二主”说是错误的,讼卦卦主只有九五。     

《弘明集》推类思想探析

南朝梁僧祐编撰的《弘明集》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护法弘教的文献汇编,收录了东汉至南朝齐、梁五百余年间阐明佛法的各种护法论集57篇,在其“弘道明教”的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着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其中既有对先秦以来推类方法工作机制及功用性的认识,也有类似于先秦惠施有关推类的界定以及对于“譬”的方法论效用的的认识。不仅于此,在整部《弘明集》中对先秦以来的推类方法的认识和运用比比皆是。而在同时期的佛教文学作品《百喻经》中,也能处处看到庄子式的寓言说理的结构式和墨子式的因果性类事理联结词。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几百年间,它们所辑录的东汉至南朝齐、梁的各种护法论以及以寓言譬喻大乘佛法,无一不是在自然选择着传统政治伦理传播活动中的“谈辩–用辩”方法,表达着对先秦以来传统推类思想及方法的传承。对《弘明集》以及《百喻经》的推类思想及方法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在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宏观定位研究与微观个案分析互动融贯的基础上,继续发掘、扩展更多的文献史料;同时也可以为当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以及传统逻辑课程的教学讲授,在“大历史观”的背景下提供更多的可供选择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案例素材。     

朱熹“与道为体”思想的哲学意义

朱子在道体思想的论述中，提出了所谓“与道为体”思想。万物“与道为体”指道体之发见流行处，在此意义上“与道为体”可谓道体之“用”。但是，“与道为体”之“体”指形体，道之本然之体无形体，有形体之万物不能成为道体，万物只能成为道体通过此形体体现自已的一种场所。朱子为解决以上两种论点之冲突，不采取如“太极为体，阴阳五行为用”的说法，而采取“无体之体”与“与道为体”。这对待关系更胜于单纯的体用模式。这关系更具体体现于“道底骨子”思想。     

中国佛学“体用”义略疏

体用是一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原创性范畴,它作为一种思想主题与思维方式始终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系统中。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特质与思维表意模式就是一种体用模式。当代中国哲学界有人认为体用范畴,可以析为四大主要关系:一是质能关系,二是常变关系,三是本末关系,四是实幻关系。其实它与有无、生灭、一异、性相、能所、理事、动静、心物、隐显、形神、真妄、名实、时空、阴阳、道器、因果、内外、权实、染净、迷悟、智如等概念都有一定的相关性。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实质就是体用范畴与诸多概念范畴关系的引申与拓展。体用论若…     

《礼记》“敬”“让”思想探析

“敬”、“让”是《礼记》这部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礼学文献中反复出现的高频词,《礼记》在关于为礼必须端肃、恭敬、谦让的大量记录和论述中,对“敬”和“让”的伦理意义作了独到的阐发,在中国伦理史上首次提出了“敬让之道”的概念,视“敬”“让”为君子必具之德,并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规范;也首次提出了“敬业乐群”这个职业道德的核心概念.《礼记》所阐扬的敬让思想,丰富了中国伦理学理论宝库,对中华民族敬让美德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龙树《中论》的“涅槃”思想探析

“涅槃”是佛教修行所要达到的最高目的,是佛学的基本观念。龙树菩萨倡扬毕竟性空的究竟实相义,有学者就以为大乘中观学派对于“涅槃”很不感兴趣[1]。其实这种认识有待商榷的。本文就以《中论》为主要依据,对龙树菩萨的“涅槃”思想进行探析,以明其真义。一、“涅槃”的名义涅     

“本际”考论

"本际"词源为古代印度与原始佛教同时代的外道思想流派解释世界本源的哲学范畴。"本际"虽在汉译佛典中也间有使用,但在大乘经典中,才被赋予形上学的内涵,逐渐突出其"本体"色彩。"本际"又曾经是道教与中国佛教哲学的范畴之一。道教学者借"本际"一词的多义性,探讨"道体"与"道性"的本体之究竟和本源之起始,诠释"道"与"自然"在重玄学语境中的内涵和外延;"本际"范畴的定义,经历了由相似本体论向道性论和心性论的逻辑发展,这也是李荣的"本际义"与《本际经》及《宝藏论》的哲学诠释路径。《宗镜录》的"本际义"是佛教如来藏思想与道教重玄学"本际"理论相互借鉴、吸收的成果,代表了中国佛教宋代以后的思想发展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