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理性建构方式的转变

从前期的《正义论》到后期的《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经历了从规范性的正义学说向政治的正义观念的转变,与之相对应,其理性建构的方式也发生了从道德建构主义向政治建构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与多元主义的影响和思维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的,标志着罗尔斯思想的发展和理论的进步,但并不意味着他所作的理论尝试都获得了成功。事实上,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体系和政治建构主义方式仍然有缺失之处。     

反思理性还是辩护理性——论福斯特与科斯嘉德建构主义之间的分歧

作为康德式建构主义理论的杰出代表,科斯嘉德和福斯特的理论进路存在差异,其核心区别在于二者对实践理性和建构主义程序以及二者的关系的不同解释。面对理论对手提出的游叙弗伦问题的挑战,科斯嘉德的反思—实践同一性模型在处理康德式建构主义所面临的游叙弗伦问题所引申出的三个子问题(客观性问题、道德殖民化问题和实践理性的规范性问题)方面存在困难,而福斯特采用话语伦理学的方法来重构实践理性概念却显示出相对优势。福斯特所主张的话语伦理学方法将人视为有血有肉的辩护性存在者,能够更有说服力地论证康德式建构主义。     

罗尔斯的理性重叠共识

重叠共识被认为是理解罗尔斯思想"政治的转向"的枢纽性概念。人们一般认为,这一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他的正义理论是建立在社会公众的意见或者常识之上。然而,重叠共识虽然把公众的信念当作正义理论的基石,但并不是对公众观念的简单收集,相反,它试图找出那些蕴含在政治文化中的更一般观念。因为只有这些基础性的观念可以成为理性推演的出发点。重叠共识的稳定性要求还意味着公民理性的自我谦抑,意味着辩护和信念的分离。     

人生计划、运气与美好人生

根据罗尔斯《正义论》的价值理论,一个东西是好的或有价值的,当且仅当一个有理性的人在有充分信息和具有慎思理性的情况下会选择它。因此,一个美好的人生,就是一个有理性的人在有充分信息和具有慎思理性的情况下会选择过的人生计划。这样的生活不一定成功,但可以保证当不成功时当事人没有理由后悔,也没有理由责备自己。罗尔斯的这一理论,受到不少批评。本文主要讨论来自拉莫尔和威廉斯的批评。这些批评可分为强和弱两种:一、人生计划这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二、人生计划观念本身没有问题,但罗尔斯的理论是错的。本文尝试论证,强批评很难成立,而弱批评有些能被罗尔斯理论恰当回应,有些则不能——特别是威廉斯基于运气的批评——这使得我们有理由放弃罗尔斯的上述理论。也就是说,罗尔斯的理性的人生计划理论是不成立的,但这并不表示人生计划本身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周易》感通观与后现代政治哲学

《周易》感通观念具有多重意蕴:感通提供了宇宙自生自成的生生之动力;没有感通,中国古人就无法认识这个世界;道德之起点要追溯到感通观念;感通观念为裁成辅相、各从其类的政治秩序提供了理论支撑;感通万物也是重要的修身工夫。如果将西方后现代哲学作为一个批评维度,可以看到《周易》感通观试图为世界附魅、非理性、非本质主义和非建构主义的特点。尤其是,《周易》感通观念相信某种具体的普遍性,这就既不会陷入某种理性独断论,也不会陷入某种极端个人主义或相对主义。而在这两者之间的摇摆与挣扎,恰恰是西方后现代政治哲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因此,借助《周易》感通观念建构感通政治哲学,似乎可在一个不同的思维场域形成对后现代政治哲学的补充和借鉴。     

正义与共识——对罗尔斯正义观念实践功能的批判性考察

对约翰·罗尔斯而言,正义观念的实践功能指的是它能否得到民主社会公民的一致认可,从而帮助他们在正义问题上达成共识.为了实现正义观念的实践功能,他的方法是诉诸一种抽象的组织化的理念,为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中互相冲突的理念和原则赋予融贯性.罗尔斯所提出的这一共识的基础,即一种正义观念,能否在现实中得到公民的认可,关键在于一种为了融贯性而做出的理论重构,相对于我们对正义的日常理解如何能够具有权威性,而罗尔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回避.这表明,为了说明政治哲学如何能够解决我们的实践分歧,我们仍然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对融合限度的反思——驳近年来西方学界融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倾向

《正义论》曾长期被西方左翼学者看作是为福利资本主义的辩护之作。进入21世纪,罗尔斯在两部新著中把福利资本主义斥为不正义,并申明他自己的正义理论吸纳并克服了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评。西方学界遂出现了一股融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潮流。然而,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政治理论和罗尔斯的契约论政治理论在人的观念、社会观念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进路等方面都存在重大分歧,这就使得雷曼、亨特和布鲁德尼等人融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尝试很难取得成功。     

罗尔斯的建构主义解读

在批判道德实在论和道德相对主义的基础上,罗尔斯提出了道德建构主义的方法。道德建构主义的方法认为正义原则是道德主体在原初状态的程序下建构的结果。与道德实在论相对,道德建构主义主张正义原则的建构特点;与道德相对主义相对,道德建构主义主张正义原则的客观性。罗尔斯对于道德建构主体的设定具有高度同质化的特点,对于道德客观性的论述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试论正义观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

历史唯物主义虽然注重对人类实践进行实证研究并概括出最一般的结果,但它首先是指超越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二元对立的新哲学原则,以之确立了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人类实践的存在论地位,也决定了实证研究的一切结果都应以人类实践为依归。作为价值范畴的正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素。马克思指出其感性物质基础,无碍其表现主体能动性的积极意义。为了构建一种超越资产阶级法权的正义理论,从马克思到邓小平都进行了艰难而有益的探索。     

论康德与罗尔斯的两种道德建构主义

康德的道德建构主义与罗尔斯的道德建构主义都运用了普遍同意的标准、有效性标准来证明各自的道德原则和正义原则,它们都属于义务论派别,绝对命令和正义原则也具有相似性。但是,康德的建构主体是形而上学的,而罗尔斯的建构主体则不具有这种形而上学的特征;康德的建构主义属于构成性自律,而罗尔斯的属于学说的自律;他们各自建构出来的原则也具有不同的适用范围。罗尔斯的转变削弱了正义原则的证明力,在后形而上学的条件下,哈贝马斯对道德客观性的认识可以提供一种解决的思路。     

康德的正义与康德主义的正义

作者认为当代康德主义的正义理论旨在改进康德正义理论,克服其在康德正义理论中看到的问题。然而,康德主义者对康德的批评恰恰是康德主义正义理论所遭受的批评。本文考察这些批评是否同等地适用于康德主义理论和康德的理论,并指出两种理论所依赖前提之不同。同时,本文将论证康德主义理论使用了大量的理想化预设,这意味着它们无法被充分证成,当代康德主义者改进康德正义理论的努力是不成功的,而回到康德却能够提供一条出路。     

从道德建构到政治建构——论罗尔斯的制度理念

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坚持政治价值的独立性,走出道德多元论的困惑,开辟了政治证明的新传统.罗尔斯吸取了康德道德建构主义的精髓,以公共理性精神为出发点,阐释了政治建构主义的证明方法.他提倡民主的政治制度,他的政治建构主义的理念与原则内在于民主政治生活,消除了先验理性的形上色彩.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所倡导的政治价值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更加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     

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道德根基

正义理论是否存在道德基础,是当代政治哲学热烈讨论的一个议题。罗尔斯虽然把正义观解释为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不依赖于广包的宗教或哲学学说,但强调普遍的正义观念离不开政治文化的基础,包括道德基础,即人们所潜在地认可、普遍接受的那些基本理念和原则,如宗教宽容和反对奴隶制。正义原则的达成也预设了平等的公民之间的协议,以及公民拥有的正义感和善观念的道德能力。正当优先于善并不表示正当完全排斥善,而是说两者是相互补充的,正义观念是从两者共同推导出来的。政治的正义观念与其他道德观念之间的区别只是观念应用的范围问题。关于国家中立,基本制度和公共政策虽然不是设计来偏袒任何特定的广包学说,但不可能强求正义制度的影响都是中立的,它所影响的美德是富有意义的。公平正义包括对诸如公民美德和宽容的美德、理性和公平感的美德等的解释。罗尔斯强调其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道德观念",它以最普遍的道德原则作为后盾,这里就包括尊重人、把人当作目的这个根本的道德公理。     

论正义的形态和功能

<正>义是在人类的现实处境下,处理现实利益关系的政治智慧,其实质是人类运用认知理性、实践理性和自由意志的主体能力,以自由和平等为价值目标,在现实的利益协调和分配关系中所把握的一个"度"。由此可见,"正义"形式的背后是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现实的利益关系,抽象的正义理念需要通过把握其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形态来予以揭示。我们把正义的现实形态区分为普遍正义、具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普遍正义是社会合作的伦理基础,具体正义通过"求同存异"维护公共利益,保护个体利益,程序正义则是追求社会治理工程中的价值。     

宗教、法律和政治——论文化多元的世界社会中的政治正义

各交往领域和经济的全球化正在产生出一个"世界社会",而这个世界上恰恰存在着由各大文化传统影响而成的多重现代性格局。要考察这个格局,系统理论的视角和文化主义的视角都有局限:前者忽视了文化的作用,后者则把世俗现代性简单地等同于诸种文化之一。通过把社会理论的普遍化视角和文明比较研究的多样化视角结合起来,彼此遭遇的不同文明与它们所共享的全球现代社会之间的互动,则成为关注的焦点。为克服这种遭遇和互动导致分裂和冲突,必须就世界社会中的政治正义原则展开文化间商谈以寻求共识。为成功进行这种商谈,必须从各自传统中发掘出一种自我反思能力。这种能力与世俗理性颇为相似,但对理性的世俗理解不同于对理性的世俗主义理解。世俗理性只承认原则上可以说服任何人的论证,但它必须如罗尔斯主张的那样对宗教传统和整全学说保持中立,而不必否定这些传统和学说的本身的有效性主张。非但如此,世俗理性还应该一如既往地向宗教传统借鉴与现代社会的正义观念相一致的思想资源,与各大宗教传统一起参与彼此互补的学习过程。     

论忠诚之为政治伦理美德

"忠诚"是政治伦理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中国儒家的忠诚观构成了儒家道德理想主义落实到社会政治生活实际的观念构架。在现代政治语境中,忠诚理论必须归复孔孟的人际对等性与政治对应性的内涵。以这一内涵为基础,便可以明确当代政治实践中的行政个体与民众、上级、良知等具体忠诚对象之间的关系定位。政府的权力源于民众权利的让渡,因而,忠诚于人民是无条件的绝对命令,忠诚于上级则是有条件的理性服从,忠诚于道德良知则是忠诚能否实现、行政个体是否具备政治伦理美德的重要的衡量尺度。     

理想状态和规范性——对威廉斯内在理由论的批评

威廉斯的内在理由论是关于实践理由的主观理论,它将欲望作为规范性的标准和最终根据.奎恩批评理由的主观理论是对实践理性的工具主义理解,它会取消理由的规范性维度,进而取消规范性本身.作为回应,威廉斯用行动者在理想状态下的欲望取代行动者的现实欲望作为规范性的根据.一方面,该理想状态是规范性的具体标准;另一方面,该理想状态自身的规范性在于行动者的理性本性.威廉斯的理想化方案挽救不了理由的主观理论.首先,威廉斯所设置的理想状态无法保证现实的规范性;其次,威廉斯将规范性奠基于行动者的理性本性将使其对外在理由论的批评失去根据.     

社群主义德性观

当代社群主义者在批评现代伦理理论误区的基础上论述了德性伦理,他们认为功利主义和康德主义义务论道德在相互论战中都忽视了人的德性的培育这一关键问题,因而需要复兴古典的德性,特别是亚里士多德所反复论述的德性.德性与幸福紧密相关,同时以理智和基于知识的正确选择为核心,而根本的德性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取得中道,即中庸之道.公平、正义等不是绝对抽象的,它与人的理性选择和社会实践相关.这些论述对于人们认识现代社会所疏离了的德性,注意培育美德,特别是在民主制度下要求政治人物保持操守,坚守德行,防止腐败,都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当然,如何在现代多样化的社会复兴古典德性,防止停留于空幻的议论,真正实现德性践行上的进步,是社群主义者面对的一个理论难题.     

罗尔斯的the reasonable和the rational之区分的实质与中文翻译

为了建构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或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对reasonable和rational作出了十分重要的区分。从思想来源看,他的区分包含了对康德关于纯粹的实践理性和经验的实践理性的划分观念的解释性继承、以及对西布利关于reasonable和rational的区别之观点的基本借鉴。从内容看,可以把这种区分理解为它是围绕人们社会行为的根本特征、主体样式、能力理念、基本状态而展开的,其实质是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公道要求与善目的要求的区分。根据这种实质和中文相关概念的日常用法,可以把reasonable和rational分别翻译为"公道的"和"明智的",或"公道理性的"和"善目的理性的"。     

政治妥协的伦理价值如何实现

政治妥协是现代民主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也是政治文明程度检验的重要表征。它是以公共理性为前提,政治正义为基础,协商民主为关键的伦理价值实现。政治妥协是一种理性策略,这种策略是和平政治秩序的价值保障,公共理性蕴含政治妥协的伦理前提,同时也散发政治妥协的伦理智慧。政治正义不仅能为政治妥协提供良好有序的政治环境,同时也奠定了合理性、公正性、道义性的基础。而协商民主其实也是一种政治妥协的达成,政治妥协贯穿整个民主协商的过程。协商民主为政治妥协的实现营造和平的氛围和环境,提供平等对话的平台,促使"适度"平衡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