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蟾的三教合一思想及其宗教调适性

白玉蟾三教合一思想是唐宋以来三教合一思想在道教金丹派南宗创教史上的突出表现,其主要内容是三教"异门"而"同源",以"诚"说孔,以"定"说释,以"静"说老,以"止止之妙"概括三教的中心所在.其思想表现为对宋代道学、佛教的吸收和融摄以构建自己的道教理论,其实质则是"以道教内丹为中心",以较高素质的宗教调适性求得道教的发展.     

王阳明的音乐戏曲思想与实践

王阳明生活在具有浓郁民间戏曲传统的环境下,自小就对琴棋书画情有独钟。他所喜爱的“余姚腔”,属于民间杂剧的一种,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其性格中的庶民化成分。他不仅把吟诗歌舞作为讲学论道、吸引众人入门的重要手段,而且还将其作为调节情绪、排解郁闷的主要方式。后来他从道学家的立场出发,单纯地把音乐戏曲当作教化的工具,加剧了音乐戏曲艺术的泛政治伦理化倾向,从而脱离了艺术创作的一般规律。     

论王阳明之乐

王阳明认为乐是心之本体,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欣合和畅。乐的境界就是无论在何种艰难境遇中都能保持"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儒者胸怀;亦保持着"无入而不自得"的超然和畅的气象。孔颜真乐不仅是王阳明追寻的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亦在他追求的人生过程之中。王阳明将真乐置放在人的生命、生存、生活、生意之中,在不同的层次,展现出不同的类型人生之乐。真乐是对人生之乐的提升和超越。真乐亦存在于人生的种种忧虑当中,王阳明以乐化忧,忧中更能体悟和彰显乐。     

王阳明经世致用思想探讨

在王阳明的思想体系里,包含了丰富的经世致用思想。王阳明提出的经世致用思想是对程朱理学流行后导致"记诵词章之习"盛行之弊端的修正和纠偏。其经世致用思想的内涵主要包括:提出"良知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工"的思想,认为致良知与声色货利等人的物质欲望密不可分,主张考虑利害和人情而务求公私两便;重视"体究践履,实地用功",肯定功利和事功,把格致诚正之说落到实处,而与空虚顿悟之说相反;提倡和肯定"居官临民,务在济世及物",重视"亲民之实学"等方面。探讨王阳明的经世致用思想对于完整、客观把握其思想的全貌具有重要意义。     

王阳明的《论语》诠释

王阳明虽然没有专门的《论语》诠释著作,但他在《传习录》及《文录》中对《论语》诠释的方法及内容体现了其鲜明的心学特点。他在诠释的方法方面主张反之于心、向内求理、统合归一、诸经互释,在诠释的内容方面提出以理释礼、以理释知、以乐释学、以良知释无知、以去欲存心释克己。他在诠释的方法及内容上确立了以心解经的新典范,打破了朱子对《论语》乃至《四书》诠释的学术垄断,对明代中后期乃至清代初期的儒学经典诠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王阳明对湛若水的最后论评

王阳明与湛若水是明代心学阵营的两大宗师,虽私交甚笃,但论学互致批评。关于王阳明与湛若水的格物之争,研究已多,但王阳明对湛若水的最后论评,学者较少留意。据湛若水嘉靖八年三月祭奠王阳明文可知,王阳明去世前一个多月在广州穗石曾发表批评湛若水的言论。穗石讲学应有其事,湛若水的转述带有他个人表达习惯,但其中包含的要点与王阳明是年两封书信所言一脉相承。穗石讲学是王阳明去世前最后一次重要学术活动,是对现有王阳明传记的一个有益补充。湛若水对阳明的最后论评做了有利于自己的解读。     

王阳明思想中的“身体”隐喻

本文首先揭示了王阳明对身体的两种基本样式的区分 ,然后从身体的七个具体的存在面向考察阳明身体隐喻的使用 ,以期通过此“第二序”的论说方式之反思 ,而阐发阳明乃至宋明儒家运思的能近取譬特征     

论王阳明的民族观

王阳明的民族观是在强调大一统的王权统治下提出的,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的民族差异性;"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教化之人"的民族平等性;"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的民族团结性。王阳明的民族观值得我们批判地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     

福多的组合性思想及其理论旨趣

在认知科学的发展过程中,概念问题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对它进行研究,当今认知科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第一种是以推理作用语义学(inferential role semantics)为哲学基础,认为概念是原型(prototype),概念是定型(stereotype),概念是定义(definition),等等[1];与此相反,第二种     

王阳明与陈白沙之间是否存在学脉传承关系?——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相关论述辨正

束景南先生在其《王阳明年谱长编》中,关于阳明在成化十九年就已经认识白沙并深受其影响、就已经对白沙学问"熟闻习见"的论述;关于阳明在成化二十年便与张诩相识,"盖张诩可谓阳明生平最早相识之白沙弟子,自此阳明乃可从张诩接触白沙之学"的推断;关于"张诩确在弘治十八年来京师,将《白沙先生全集》赠王华、阳明"的考证,都缺乏足够的文献依据,值得怀疑。因此,束先生关于阳明与白沙之间存在"学脉传承"关系的论断,值得商榷。     

论王阳明“知行合一”的道德修养学说

本文分析了王阳明“知行合一”命题的伦理学意义 ,探讨了道德认识与道德行为二者的内在关系 ,指出“知行合一”演变的逻辑路径即是化知识为德性、化德性为德行 ,最后着重分析了“知行合一”道德修养方法的关键 :立志     

王阳明“夜气”解

王阳明传世文献中,数处提及"夜气"。此词盖肇端于孟子,经程颐注意,后朱子师生屡相讨论,王阳明更有发挥。后世传播,"夜气"虽不如"良知"为众所晓,然自成脉络,是孟子、朱子、阳明等皆有领会处。今藉阳明"夜气"解,疏通其义,并论心性学之特点在于对文字进行身感的理解。     

有关王阳明的两个考证

王阳明《年谱》所谓“始揭‘致良知’之教”的确切含义是指第一次明确提出“致良知”的话头;作为其立论依据的“遗书守益”之“书”可疑之处甚多;王阳明正式提出“致良知”话头的时间,很可能不在正德十六年辛巳,而在嘉靖三年甲申。《年谱》对“南大吉续刻《传习录》”时间的认定是错误的,南刻《传习录》成书时间当在嘉靖五年八月与嘉靖七年十月之间。     

王阳明与宋明理学生死观之转向

儒学生死观从宋到明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其中王阳明的生死观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本文分别讨论了宋代和明代理学生死观的特点:宋代理学家的生死论述可被概括为"重生轻死"和"随气聚散"两种类型,明早期陈白沙"以自然为本"的生死观接近于道家,而王阳明的生死观则以"良知"为宗,在龙场悟道的真实体验中建立了以心性超越为基础的儒家生死观,改变了过去罕言生死的传统。文章接着重点分析了王阳明生死观的独特性,指出其与宋儒、陈白沙以及传统"三不朽"观念的差别,这种基于道德又超越道德、融通佛道又归本于儒的新型态生死观,对于宋明理学生死观的发展有重要的价值。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和“致良知”说

“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是王阳明主要的思想观点,二者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产生的。知行合一,强调是“知”和“行”两者不可分离、相互作用的关系,实质是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的关系,而“知行合一”的补充与扩展即为“致良知”,二者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王阳明辑佚文字辨伪北大核心CSSCISSCI

阳明文字辑佚近来成绩斐然,新编《王阳明全集》与《阳明佚文辑考编年》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然辑佚的同时,亦须辨伪,本文尝试于此有所发明。本文所辨析的焦点,集中于上述两书中误以崔铣一疏为阳明佚文。崔铣此疏,乃因灾异修省之诏,借灾异以弹劾时任首辅费宏,冠以阳明所作既于事实不符,亦于阳明政治心态有曲解。     

论王阳明的良知说对道家智慧的融摄

王阳明的良知说是王阳明立足儒门,融摄道家的本体论、本源论、自然说和境界论所蕴涵之哲理的产物:援引道家的本体论架构建立良知本体说,吸摄道家关于道即无规定性的思辨,申明良知本体所含之义理无具体规定性;借鉴道家本源论思维模式,勾勒出“良知→气→万物”的宇宙生成样式;拓展道家的自然论,用以证明良知存在的自然性;涵摄道家“无滞”的意境,认为良知还表征着无滞善恶毁誉得失存亡的超然境界。     

驳《有关王阳明的两个考证》

《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1期刊发的胡永中《有关王阳明的两个考证》对阳明学研究中的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提出“新说”。其一,以南刻《传习录》刊刻时间在嘉靖五年八月至嘉靖七年十月之间;其二,以王阳明首次提出“致良知”三字的时间在嘉靖三年甲申,并基于此,曲解王阳明《年谱》辛巳“始揭‘致良知’之教”的含义,质疑《年谱》所引“遗书守益”为“来历不明”、为“可疑”。其考证结论既不成立,其推理过程亦问题良多。本文通过驳论,意在澄清相关事实。     

文道合一与诗乐合一——朱熹与邵雍文学本体论之比较

朱熹与邵雍是理学家中的代表人物,又是理学家中的重要诗人。在理学家中,邵雍诗数量最多,朱熹诗艺术水准最高。他们都提出自己的文学本体论。与朱熹过于谨严的"文道合一"的文学本体论不同,邵雍提出了"诗乐合一"的本体论主张。这是理学诗学观的两种重要理论形态,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一方面是理学流派差异性在文学思想上的体现,另一方面是理学家个性差异的表现。     

三教合一与全真道

"三教合一"是全真道的基本教理之一,和同三教,倡言三教同源、三教同功、三教平等,构成其鲜明的特色,同时也为全真道其他教义、教理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全真道"三教合一"理论的提出有其独特的思想文化渊源和时代基础,但"三教合一"论所蕴涵的基本精神却对依然当今时代道教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