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罗近溪的乡约思想与实践

<正>罗汝芳是明代泰州学派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以"赤子之心"和"孝弟慈"为旨归的学术思想和"以讲会乡约治郡"的伦理政治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阳明后学尤其是泰州学派中或流荡虚无而近禅、或"不复为名教所羁络"的狂侠倾向,促其回归平实和正统。罗汝芳这一归宗阳明学正统、以"圣谕六条"化俗治乡的学行取向,也体现在他有关乡约的思想和实践中。自北宋蓝田吕氏兄弟倡行"乡约"以来,以礼教化俗乡间、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就成为宋元时代儒家     

退溪与阳明:朱熹哲学的不同走向

陈荣捷先生曾从儒学的整体发展上把理学看作一大模式,认为从广义上可以把朱熹也看作心学,从朱熹到王阳明,亦是理学的发展进程。退溪学对理学的发展不仅是继承朱子,亦可以说是以阳明心学的传播及对阳明心学的批判为中介。退溪学与阳明学大约处于同时代,面对朱子学在明初以后向着心性道德之学发展的形势,及提出的理论课题,他们从不同方向上发展了朱子的心性之学(或可从广义上称为心学)。阳明学走了体用合一之路,他以“一性”消解心、物对立,将外物移至心中,以期杜绝士大夫外事物以求理的“口耳之学”;而退溪学走了体用重整之路,他分析理、气,心、性,心、理之不同,在“心统性情”的基础上主“性情理气分发”说,侧重理、气在性中及情中的分别。退溪的“四端七情”说是坚持朱子的以“理”为本体的路线,而对朱子心性学的发展,也是对宋明理学乃至东亚儒学发展的贡献。     

中晚明阳明学的格物之辩

对《大学》中“格物”观念的不同理解与诠释,可以反映朱子学与阳明学这理学传统两大典范的基本差异。但中晚明阳明学“格物”观念的发展却呈现出较为复杂的面貌。由中晚明不同阳明学者的格物之辩可见,中晚明阳明学的“格物”观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以聂双江、王宗沐、王艮以及刘蕺山等人为代表,将“格物”完全收缩到自我意识的领域,不免取消了“格物”这一经典用语本身所具有的面对客观事物的致思方向。另一种以王龙溪、周海门、欧阳南野、王塘南等人为代表,通过将“物”理解为意向性中的对象或者作为各种实际生活行为的“事”,使“格物”工夫不再是一种单纯自我意识的孤立活动,而是展开于自我与外界事物的关系结构与互动过程。在后者看来,如果说朱子学的“格物”“忘内求外”而不免“逐物”的话,前者则又“务内遗外”而不免“绝物”。作为一种既不“逐物”又不“绝物”的“合内外”工夫,后者其实是阳明晚年成熟“格物”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反映了阳明学在与朱子学互动过程中由反对到吸收的动向。并且,这一动向在中晚明一些朱子学者的“格物”观处也有鲜明的体现。     

论黄道周的宋明理学观

针对晚明理学发展的困境和危机,黄道周主张调停朱陆、会通朱王来弥合理学的内部冲突,以期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整合为统一的思想体系。他认为朱陆两家学旨本同,咸归于孔孟之道,尊德性与道问学虽有差异,但应兼重两者。他提出不同于朱子的圣学传递谱系,认为阳明之学也是承续孔孟圣贤学统的嫡亲之系。对阳明后学的流弊,黄道周不遗余力地进行批判,主张以周孔《六经》之学救正当时思想界的空疏、荡越之风,希冀以经典文献为根本,重建理学的学理根基。     

黄宗羲对阳明心学的定位

黄宗羲作为王门后学的一名得力干将,同时也是与王夫之、顾炎武齐名的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他集"王门后学"与"明末启蒙思想家"的身份于一身,对明代阳明心学有着特殊的情感和定位,这一定位即"立心学为圣学"。在尊崇与维护阳明心学的基础上,黄宗羲不仅对阳明心学和释老之学做了区分,而且还努力为"王门四句教"辩难,试图从"心即理"的命题出发,划分儒释之界限;也试图通过重新理解"四句教"的涵义、置疑"四句教"的出处,以剔除"四句教"对阳明心学的负面影响。黄宗羲对阳明心学的定位,不仅充分显示出其本人的学术好尚,同时也反映出其作为一名学术史家在一定程度上对明代学术领域中阳明心学、程朱理学和释氏之学的论断和评价。     

阳明后学乡约教化的特色与实践效应

制定、推行和参与乡约是贯穿阳明后学地方社会活动的一条主线。共同的学术传承和移风易俗的社会追求使得阳明弟子在乡约事业上共同参与、相互支持、相互借鉴,以《南赣乡约》为蓝本在明代基层社会掀起一场以乡约为载体的乡村教化运动。阳明后学乡约活动的最大特色是它所展现出的鲜明的阳明心学色彩,他们将举乡约视为一项拯救乡村社会世道人心的"治心"举措,要求约众以戒慎恐惧、省察克制之心时刻警惕自身的细微恶念,特别重视"良知"在践约实效中的关键作用和特殊意义。阳明后学将阳明思想那种专注行为主体内心的严格细致的修养功夫作为推行乡约的精神要义,在民间社会开辟了一条面向一般民众、可具操作的成德路径,推动了阳明学说尤其良知之教在民间社会的传播、落实与认可。这种以心学为精神内核的乡约道德教化又与当时乡村社会秩序重建、作为意识形态的官方圣谕、根深蒂固且信众广泛的民间宗教、民众社会生活的现实需求紧密相连,诸要素相互交织、相互碰撞、相互借鉴不断推动着晚明民间社会教化活动的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     

狂侠精神与泰州传统

明代阳明心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泰州学派的主导思想与人格是很有研究价值的一个论题。该派创始人王良的“出位之思”与“尊身守道”的主张为泰州学派的狂侠精神提供了理论基础,前者形成了泰州后学在官方系统之外独立进行的讲学与政治活动,后者则形成了其个体之间患难相依的奉献精神与生死交情,从而显示了明代士人作为一个独立阶层来发挥舆论的力量以评议政治、代言民情的新景观。     

程朱王刘之辨:黄宗羲对蕺山之学的阐释及其问题

程朱王刘之辨是明末清初学人论学的一大节目,黄宗羲作为心学主将之一,也参与其中。宗羲程朱王刘之辨的最大特点,在于他以阐发蕺山之学为主要目的:会通王刘,借阳明学以申师说;贬抑程朱,又借朱子之语以封攻诋蕺山、阳明者之口舌。黄宗羲此论,虽在借古人之说以申己义,却也遮蔽了其师的甘泉渊源,使蕺山晚年对理学和心学、甘泉学与阳明学的综合,折入阳明心学一途。     

试论春日潜庵对蕺山思想的接受北大核心

18、19世纪,随着阳明学风行日本,蕺山之学在日本也得到广泛传播,被幕末明治时期的日本文人所认识接受。江户后期的下层贵族春日潜庵是较早推崇蕺山的阳明学者,他接受了蕺山的慎独说,较为深入地理解“独体”之内涵。其次,他对蕺山“意”的阐发也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尤其是认同“意为心之所存”而非“心之所发”,要在心之所存的“意”根处用功。并且,春日潜庵能够区分意念之别,重视刘蕺山“念”的内涵。在现实政治活动中,春日潜庵深受刘蕺山晚年绝食殉国的节义行为影响,在日用慎独之功、时刻内省的同时积极参加幕末政治改革运动,推动了日本幕末到近代时局的变化。     

王艮心学思想发微──兼论王艮与王阳明、王畿心学的异同

王艮（1483—1541年），字法止，号心斋，江苏泰州安丰场人。他出身盐产，少年时就因家贫不能竟学而商游四方，但渴幕孔颜圣贤，奋然有任道之志，时常随身携带《孝经》、《论语》、《大学》等儒家经典，逢人质难，久而讲论经书，多有发明自得，不泥传注。他曾师事王阳明达八年（152－1528年）之久，在王门弟子中颇具声望，与王畿齐名，并称二王。阳明殁后，王良回到泰州接徙讲学，特别注重平民教育，“入山林求会隐逸，至市井启发愚蒙”《王心斋先生遗集·年谱》），始自立门户。他虽受业于阳明，但又“时时不满其师说”（《明儒学案·泰州…     

论明代关学与朱子学之关系北大核心CSSCISSCI

明代前期,关学以程朱学为宗,恪守主敬穷理之传,并继承张载之学读经重礼的传统,其思想资源主要是来自河东的薛瑄之学以及本地的三原学派。正德、嘉靖年间,随着阳明学的兴起,为关学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但这一时期阳明学在关中的传播还主要局限于渭南一带,关学的主流仍然是以吕柟、马理等人为代表的朱子学,他们坚守程朱,从各个方面对阳明学进行了批评,并影响了此后数十年间关学发展的基本趋势。朱子学在关学中的主流地位一直持续到晚明万历初期,冯从吾用理学传统的体用方法建构起以心性为本体,以学问为工夫的新的思想体系,将朱子学与阳明学统一起来,从而完成了明代关学对二者的吸收与融合。     

邹守益戒惧以致良知的工夫实践历程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以江右阳明学者邹守益为个案,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呈现其以戒惧工夫致良知的阶次和历程:早年戒惧于形下念虑,嘉靖七年以后戒惧于形上心体,由最初的理欲交战到克治私欲为主的负面工夫,再转为心体做得主宰的正面工夫,进而在心性隐微处更深入地反省,终于在嘉靖三十年默识心体,为其戒惧工夫及境界的突破性提升。这一过程,呈现了心性的自我修养由形下经验意识向良知心体之境不断深化、拓展、飞跃的历程,不仅提供了致良知渐修工夫形态的又一例证,而且在阳明后学的工夫进路中具有典型性意义。     

融摄与会通——与佛教交涉中生成的阳明心学

王阳明在与佛教的交涉中充分吸收、融摄佛理，会通儒释，建构起新的心学体系。阳明的心本论与佛学的心本论思维、心如虚空、含容万物、无相无住、心性本觉、“寂知”等思想具有高度的契合性。王阳明对禅定较为熟谙，曾亲历从澄心静虑到明心见性的过程，龙场悟道与这种体验紧密相关。阳明提出良知毋需外求，应以良知而非圣人经典为是非的标准，这种思想与佛教反对外在权威的思想具有一致性。阳明转化佛教顿悟渐修的哲理，强调悟后仍当起修，同时还认为致良知工夫无有穷已。阳明还吸纳佛门的无相无住思想，构建了良知境界。     

试论罗汝芳对《论语》的易学解读

作为泰州学派的传人,罗汝芳在《论语》诠释过程中,在本体论和工夫论两个层面展开了对《论语》经文的重新释读,他以《易》之"生生"释"仁",以《易》之"生生之理"释"学而时习之",以《易》之"复""生"释"克己复礼",将被誉为群经之首的《易经》和以孔子言行为载体的《论语》贯通起来,这在无论是在"论语学史"上还是在思想史上都是有其重要意义的。     

禅宗与宋明理学的“光景”说发微

“光景”是佛教和宋明儒学的工夫实践中值得重视的工夫阶段和心灵景象。本文以儒佛比较的视域，探讨不同论域中的光景义理与实践问题。禅宗中的浅层光景属于未离前六识的昭灵禅，深层光景属于破除第六识的明心禅。彻底打破光景，方能离识见性。在宋明理学中，朱子对光景的批判具有中肯之论，他全然否定光景的原因在于，主敬穷理的工夫进路难以与立根心体的工夫方式及体认内容相应。阳明学的光景说按体认层次分为三种：情识冒认的感性心态、心体初步呈现的“光景”、静中深层心体呈露的“端倪”。本文尝试阐述后两者的内涵、正面意义及局限，以期厘清学术史上对光景说的含混解释。     

阳明学与袁宗道的“四书”诠释

公安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袁宗道诠释“四书” ,显示了学宗阳明的取向 ,具有与儒林学人论学不尽相同的特色。袁宗道诠释“四书”与王门主意派形似而与王门现成派实同。宗道诠释“四书”是公安派中惟一系统解说儒家经典的著作。宗道通过提升意念 ,为公安派自然抒写性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凭。     

明代关学与阳明学之关系略论

明代关学中兴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是来自于当时盛行的阳明学,但关学对阳明学的接受和吸收却不是被动的和无条件的。在阳明学于嘉靖初年传入关中地区时,即遭到吕柟与马理、杨爵等人的批评和拒绝,从而使阳明学直到晚明万历中期才最终取代朱子学成为关中理学的主流。南大吉与冯从吾、张舜典等人虽然笃信良知学,但又在不同程度上对其进行了改造,遂使关中的心学呈现出重视躬行实践与调和朱、王的特色。     

颜钧:中国最早的专业心理医生

明代中期,江西永新县人颜钧在南昌开馆"急救心火",是中国最早的"专业心理"医生。他的心理咨询和矫正活动追随者甚众,其突出事迹是三次治愈了名人罗汝芳的心疾,罗汝芳长期伴有严重的焦虑、抑郁症状。颜钧的治疗哲学,劝导人从思虑和嗜欲中解放出来,回到本心,获得快乐,其理论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为了矫治人心,颜钧运用宣讲、谈话、静坐等多种固定手段与技术。颜钧的成就,根植于宋明理学的进展,是对阳明心学的社会功能进行积极应用的产物,同时也缘于明代科举残酷、士人精神状态不佳的特殊背景。     

论邹守益对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邹守益继承阳明学说注重心上工夫的特点,援引程朱理学涵养省察工夫论,提出了以“主敬”、“戒慎恐惧”为主要内容的“致良知”工夫论.他认为,要使“良知”这种先验的本然之知转为明觉之知,就必须保持道德主体心灵上的庄敬态度.他以“心学”贯通《大学》之“格物致知”与《中庸》的“戒慎恐惧”,在继承阳明“戒慎恐惧所以致良知”观点的同时又对“戒惧”作了发挥.邹守益对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继承与发展不仅表现在持守师说、不偏左右,而且以“主敬”和“戒惧”为主要内容充实了阳明心学的致良知工夫论,被视为王学之真传.     

儒学大众化的典范——以阳明学在徽州的传播为中心

新发现的民国安徽通志馆传抄本《新安理学先觉会言》表明,明中后期,阳明学在徽州十分活跃,而这一切都归功于阳明高足的传播活动。邹守益、王畿等阳明高足,通过徽州的学术讲坛并深入徽州乡村大族等方式,把阳明心学之风吹到了徽州地区,进而影响了徽州人的思想,实现了阳明学在徽州的大众化,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阳明学在徽州的传播实践为我们今天实现儒学大众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