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义心而生利、反利心以除害——以朱子为枢纽重新考察儒家义利观

朱子认为,《孟子》首章处理的是"义心"、"利心"问题,是在反"利心",但这又不是无法保证后果的"动机论"。在朱子,儒家的这种旨趣,是基于儒家对于义、利的理解以及"义生利"的洞见的,儒家义利观的全面表述应该是:义主合当,不但内在于心,而且外在于事物本身;利则首在各得其所、次在人伦牢固,财用之利,顺此而定;在事物本身,义生利而本末一贯;连人心而论,义心务本而有助于利益自本之末地健康生出,利心逐末而将自末之本地反噬义利;处事之要,在于"充义心而生利、反利心以除害","曰利"之方,当为"罕言"。     

儒家的义利之辨与企业的社会责任

义利之辨是儒学的重要内容。儒家所谓的"义"指一般的道德准则,所谓的"利"通常情况下指个人私利。在义与利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问题上,儒家始终强调义的优先地位,主张义以为上、先利后义、重义轻利,反对重利轻义、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但儒家并不排斥利,且认为追求利益是人之本性,甚至认为义能带来利。义有"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和"古今之通义"之分,当三者发生矛盾时,儒家认为应以"古今之通义"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准则。儒家的义利之辨对现代企业管理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助于企业和企业家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朱子之仁:道德实践的自律主体

当代新儒家之一的牟宗三以朱子道德为他律道德而判定朱子哲学是别子为宗,其核心理据是心是气心,理是但理,性只存有不活动,心具理是当具而不是本具。因此,朱子道德哲学没有道德主体,只能成就他律道德。其实,朱子之仁,作为仁心则是善良意志,是道德实践的自律主体,是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的统一,仁作为心之德本身即具有实现道德法则的力量;作为仁理,则是仁心所颁布的道德法则;作为仁情,则是具有先验性的道德情感,乃是道德主体对道德法则的一种表象,即四端;作为仁境则实现了意志之自由,即意志之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其结果是康德自律道德之证成,自由意志之实现。     

未能安仁须学利仁 ——以朱子对“知者利仁”的诠释为中心

历来对"知者利仁"诠释的分歧都比较大,主要有"借仁济私"和"以仁为利"两种诠释。朱子认为"利仁"是指:真知仁之可好而必能行之。针对自以为达到"安仁"境界的狂妄者以及为一己之私而放弃仁义的假儒者,朱子认为只有做到"利仁",坚持做克己复礼工夫,才能有望达到安仁境界。朱子主张"未能安仁,须学利仁",对当今志于儒学的人来说应当有所启发。     

孟子的义利之辨:一种形而上式的理解

义利之辨是儒家哲学传统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漫长而丰富的诠释史与研究史中，本文试图回归与关注的是朱熹对《孟子》首章“造端讬始之深意”的解读。与通常停留在道德伦理与政治哲学等层面对义利的理解不同，朱子关于义利的思考与其心性论特别是理气同构的生成论紧密相关，从而呈现出超乎寻常的思想品质。通过朱子对仁义与利心生成论意涵的揭示，“义利之辨”所指向的人在道德活动中的抉择问题实际转变成了是否朝向人的生成本真而共在的问题。这也使儒家哲学传统中关于“义”与“利”的探讨获得了真正本质性的分判与说明。     

儒家之“义”的责任伦理意蕴

儒家之"义"不仅常常分别与宜、仁、礼相连属而构成仁义和礼义的二元结构,同时还经常与利相对应,进而建构了宜→仁→义→礼→利的五元义理结构,以此揭示了儒家之"义"是由发自人内在仁心和遵循外在社会礼法的适宜行为,是由个人自身的仁爱道德情感和社会礼仪规范共同作用而产生出来的道德义务和伦理责任,是一种与利益相对应同时又追求社会公利的价值合理性实践活动。在对儒家之"义"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了误解、误读,尤其是没有注意挖掘儒家之"义"所具有的义务、责任意蕴。对儒家之义可以也应当进行多维解读,尤其是应引进责任伦理学的思维范式揭示儒家之"义"所蕴含的责任精义,以为丰富完善儒家义学思想、构建儒家责任伦理论提供学理支撑。     

朱熹正义思想探析

朱熹之学综罗百代,致广大而尽精微,朱子对正义问题亦有所思考。朱子推崇德性正义,认为"义"是"天理之宜",主张行天理之公义,格物致知,"处物为义";推行政治正义,主张"正君心""格君心之非"以行政,以民本"为国家者明道正义";践行经济正义,倡导"正经界",复古井田制,创立"社仓"制以恤民。朱子的正义思想,带有鲜明的理学特质。     

朱子思想中的“鬼神与祭祀”

朱子在气论上坚持一般的气会散尽,而在祭祀问题上持儒家的一般观点,坚信祭祀人的诚敬之心可以和祖先感应,祭祀中的"感格"以朱子的理气论为基础。他承继谢良佐"祖考之精神便是自家之精神"的讲法,认为人的血脉的延续是根据"生理",自家的气是祖先气的直接延续,祖先形体的那部分气虽然会散尽,却通过子孙的存有而延续下来。朱子对部分礼制的解释也基于他的理气观,而又在理气构架下赋予儒家生命观、身体观以更进一步的哲学阐释。     

朱子设教思想在士庶中的一贯性——以义利之辨为角度

朱子认为利有好坏，但都要严辨义利。对不好的利当然要与义严格分别，极端即为舍生取义，这对士庶来说皆然，因为这关系到人禽之辨，有民之秉彝好德为基础。而考虑到位分、责任不同，对士庶的要求则有轻重、缓急之异，理学家并非苛刻无情者；对好的利仍要严义利之辨，是避免人为利而行义以至于终不免为利而行不义，朱子因此极推重董子“正谊明道”及张南轩“无所为而为”之说。但此时严辨义利并不意味着讳言利，“利者，义之和”既为自然之理，朱子对此平正说之，以礼乐政刑之惩恶扬善与以鬼神之福善祸淫来施教、劝谕皆正大光明，而并非就是以利害动人；朱子认为根本的是先要明理，义理明则利害自明。否则用心专主于功效利害上，设教即成设伪教，劝善即不免为劝恶，而士庶并受其诬。只有在上者既明义利之辨而为之倡率，其作为为政主体的地位才能凸显，政治才成就为德化政治而免于功利主义。且安顿好鬼神之福善祸淫对时政的辅助地位，神道设教的正大、充分含义亦得以彰明。     

“义”“利”“害”观念的现代诠释——以叶适功利伦理学说为进路兼以朱学为基本参照

义利之辨,既为儒家的传统论题,在现代的意义世界里,也能转出它新的生命和新的形式。论语时代发轫的这一命题,与墨学的对峙与交通,经过董仲舒、程朱一系的补充或补订,兀然在有宋一代朗现出新的气象。水心环绕此命题所下的补正工夫,即是其中的一案。《水心别集》卷三说“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到了水心晚年来了个大的转换,一方面仍是义利并举,另方面则是利先义后,谓之“成利致义”。比照横渠、朱子用“心”来统贯“性”“情”二观念,水心在“义”与“害”的链接间,寻到了一个大写的“利”字:利,既可以是“义”,也可以是“害”,犹一剑双刃,较之“心统性情”,它是“利统义害”。故,就结果言,水心说坦荡地展臂拥抱墨学,却恰好造成对先秦儒义本学统的彰显,与小程子辨明兼别、融通儒墨的理一分殊说,有不二之妙。     

俯仰无愧怍--论朱子“浩然之气”章解的诠释意义北大核心CSSCISSCI

朱子站在理学的立场,对《孟子》"浩然之气"章作出了独到的诠解。他以本末内外之说阐释了心气、心言、志气的含义及其关联;剖析了"浩然之气"的神秘、刚大、先天、创生等特点,将"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视为"浩然之气"的主旨,突出了它的义理性。在养气工夫上,朱子将"知言"视为养气之前提,直养、配义、集义为根本,"有事而勿忘勿正勿助"为节目,强调道德修养工夫的实践性、彻底性和一贯性。朱子对本章的诠释充分体现了他的诠释理念:"看本文意义,会立言指趣,识为学功夫"的诠释目标,虚心讽诵、专一理会、通贯深入的诠释方法,批判中继承,继承中超越的诠释特点。朱子对本章集大成之诠释在儒学诠释史上树立了典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说与东亚儒者的诠释

在东亚的"仁"学思想史中,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说是朱子之前的最高峰,是二千年来中日韩各国儒者"仁"学论述之源头活水,极具关键性之地位。自孔门以降,儒家"仁"学义蕴丰富,理路甚多,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这项命题,极具理论之意趣,亦深具思想史之涵义。历代东亚儒者对"克己复礼为仁"一语,提出深具时空特色之诸般解释,并开发潜藏于其中的哲学问题,揭示了"仁"与"礼"之不可分割性与相互紧张性。中国儒者对孔子"仁"学之新诠,以朱子、杨慈湖、王夫之、戴震最为精彩,尤以朱子释"克"为"胜"、释"己"为"身之私欲",具有指标性之作用。朱子以后的东亚儒者或推衍、或驳斥朱子之说,但都无法跳过朱子的诠释典范。从解释者所依凭的理论背景观之,如果说朱子代表了"理学"的诠释进路,那么杨慈湖、阳明后学诸君子与王夫之可以说是践行了"心学"的诠释进路,而十八世纪戴东原的解释则表征了反宋儒"理"学思潮的兴起。就朝鲜和日本儒者而言,十七世纪日本的荻生徂来与十八世纪朝鲜的丁茶山最称大家。荻生徂来以"纳身于礼"及"以礼制心"解释"克己复礼为仁"说,丁茶山以父子、君臣、夫妇等均尽其分定义"仁",两说虽有所出新,但基本上与清代中国的"礼"学思想相互呼应,可视为东亚近世"实学"思潮在《论语》诠释中的表现。     

论朱子的《尚书》学诠释思想

朱子对于《尚书》并未有专书论之,但他对这部经典却有着精深的理解,对《尚书》思想的诠释是深刻的。朱子在治《尚书》的过程中,不仅重考证,而且重义理。训诂考证方面,在朱子的《尚书》学中主要是对伪《古文尚书》及《孔传》、《书序》的考证辨伪;在义理阐发方面,朱子提出治《尚书》要"求圣人之心",并强调重在以义理解之,通其所可通,毋强通其所难通。可以说,重义理阐发而又不废章句训诂是朱子对《尚书》经典诠释的原则。     

"仁义之根"与"万善之原"——关于李二曲"性论"的几个问题

作为明清之际理学大家,李二曲融摄了朱子理学和阳明心学.其关于"性"之论述既有朱子"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义涵,又与阳明"心之本体即是性"、"心即性"的思想相契.其"性"之思想表述内容丰富,既有道德本体之义,又有宇宙论事实叙述.作为道德本体之"性",未发之时它无善无恶,湛然虚明;已发之时便产生情.为保证性情同一,李二...     

胡炳文的道统观与学术倾向

元代理学家胡炳文提出:"明道统者"之功大于"行道统者",孔子因作六经而贤于尧舜。他将朱熹视为孔子之后阐明道统的集大成者,以在现实生活中传播和践行朱子学作为传承儒家道统的重要方式。由此,儒家之道的理想逐渐由治国平天下转向普通人的日用常行。儒家道统是圣人之学,也是圣人之心,但道统不是圣人所专有,圣贤相传之心便是人人所具有的本心。学术倾向上,胡炳文以朱子为宗,却并非笃守朱学,而是广泛吸收陆学,对朱子学进行修正,其思想是对朱陆及宋代哲学的整合与发展。     

朱子“意”的诠释及工夫——兼论朱子对工夫的贯通

"意"与"心"、"知"、"性"、"情"一样,都是朱子心性理学中的重要概念,朱子对"意"的概念的阐发以及对其与"心、知、情、欲、志"等关系的讨论,也是朱子对《大学》"诚意"诠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朱子通过对以上概念的诠释和关系的梳理又成为朱子对"诚意"与"正心"、"致知"、"克己"、"立志"等各项工夫关系定位的理论基础,由此观摩了朱子整个工夫论的架构。目前学者对朱子"诚意"思想的研究多局限于其工夫本身的境域,且把诠释的重点放在"诚"上,较少单独对"意"作哲学上的探讨和概念上的分疏。有鉴于此,本文尝试突破"诚意"之"意"的单向度,审视"意"这个概念本身,探讨朱子对"意"与"心、知、情、欲、志"的关系的把握,试图在以"意"为中心的探讨中重新认识朱子"诚意"的工夫和境界。     

朱子学的治学方法、精神及其当代意义——以朱子、勉斋《论语精义》之辨为中心

探究理学集大成者朱子的治学方法,是中国哲学方法论研究的题中之义。朱子的治学方法,集中体现于其最有代表性的四书学中。《论孟精义》作为朱子《论孟集注》的蓝本和阶梯,充分反映了朱子对二程学派思想的传承与吸收,构成了朱子《四书》思想演变的重要一环。而朱子与勉斋就《精义》的讨论,体现了朱子学"虚心熟读而审择"的治学方法、"会看文字"的治学要求、"读书不可不仔细"的治学理念,彰显了朱子学长于分析、善于继承、当仁不让的反思批评精神,显示了朱子学实是"略一绰过"浮浅学风之"天敌"。因此,朱子学对于当前传统儒学之创新与转化具有不可或缺的借鉴意义。     

牟宗三哲学中的“道德情感”问题

在道德情感问题上,牟宗三批评康德情感与理性二分,将道德情感排除在道德法则的根据之外,致使道德的兴趣无法解明,纯粹理性无法实践,自由自律成为虚说。牟宗三也批评伊川、朱子"性情对言"与"心性情三分",致使性理的道德性、道德力减杀,沦为他律道德。同时,牟宗三警惕阳明后学因无真实工夫而"情识而肆",将道德之情与欲念之情混淆,一味留恋自然、洒脱之光景而流于狂荡。牟宗三认为,依正宗儒家义理,必须在"以心著性""本心即理"的架构下将道德情感复原为即心即理的"本体论的觉情",从而证成自律之实义,说明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先天根据。     

通行本《道德经》中三绝三弃的根本思想

正"三绝三弃"是指《道德经》第十九章中所说的:"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不论是弃利、弃义,还是弃智,并不是弃真利、真义与真智,而是摒弃那些被装饰了的不当之利、不当之义与不当之智。简单地说,自然而然的当得之利、当具之义或当有之智,并不需要去排斥,拒绝的是那些不当得之利、不当具之义与不当有之智,     

朱子鬼神观管窥——以生死、义命和理气为中心

朱子鬼神观是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学界对此关注尚不够。本文以朱子为中心,上溯至二程与张载以至孔孟,着意区分朱子鬼神观的多层次与多侧面,从儒家富于人文理性的人本主义立场出发,考查朱子对生死的态度及其对义命学说的新见。在论述朱子以理气学说阐释鬼神观时,指出朱子反对"安排布置"之论与反对"设教"说,这些须在辟佛背景下方能体贴出其本意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