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简书“信情”解读

郭店简书《性自命出》等儒家文本的性情说,实质上是持“生之谓性”的立场。由此,郭店儒家简书突出地强调“情”的主要特征在于实然性的“信”,即真实、真挚。简书对于“信情”的崇尚,是儒家思想内在理路的发展和“情”之语义学历史演进双重影响的结果,它体现了先秦思想家由神本转为人本的致思趋向。而且,提倡“信情”,也是孔、孟之间一般思想家(主要是儒、道)的共同的德性诉求。     

试论孔子“信”伦理观念的教育价值

孔子认为,“信”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并贯穿于全部社会生活之中,它是“仁爱”的必然要求,亦是“行仁”和“仁政”的具体体现,没有“信”就无所谓“仁”。因此,孔子把“信”确定为教育的目标要求和基本内容,同时也把“信”作为教育工作者的立教方法。面对东西方的伦理道德危机,当代社会生活必须强调修“信”和养“信” 的重要性,崇尚取信于民的治民之道、童臾无欺的经商之道、讲信明义的交友之道和言行统一的自立之道。     

忠恕之道的特质及其现代价值

忠恕之道是儒家的根本为人处世之道,亦即儒家根本的人道理念。忠恕之道分为“忠道”和“恕道”,前者是对己的要求,表现为一种极认真、极虔诚的态度;后者是对人的态度,表现为对他人的理解、尊重、宽容等品质。忠恕之道所内含的价值,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应该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民族性格。     

马注《清真指南》中的儒学思想

<正>马注,是我国清初著名的穆斯林学者,代表作是《清真指南》,全书将伊斯兰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社会道德融为一炉,形成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伦理思想。一、以言行相顾而立"信"的儒家信条"信",是儒家五常之一,意即人要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任,这是做人的根本,是兴业之道、治世之道。马注深谙儒家思想,又博通伊斯兰教经典,这样论述"信":前人云"古人形似兽,皆有大圣德。今人面若人,兽心不可测。"以不测之人,其言其处,     

《文心雕龙》之“道”辨——兼论刘勰的哲学思想

对于我国萧齐时期刘勰所著《文心雕龙》一书之所谓“道”,解放以来发表过意见的人,火部分认为是儒家之道,但也有少数人认为是道家之道或佛家之道。笔者认为《文心雕龙》之“道”的内涵是“以佛统儒,佛儒合一”。本文试就此作些探讨。     

儒家的职业道德观

在儒家伦理思想中,职业道德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而在对儒家伦理思想的现代解读的成果中鲜有所及。孔子所提出的“敬事而信”、“行之以忠”等思想集中反映了儒家在职业道德方面的基本要求。今天,认真研究和吸取儒家职业道德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对于培养人们爱岗敬业、克尽职守的职业道德是十分必要的。     

略论郝经对儒家“用夏变夷”思想的发展

郝经“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主张的理论基础,是儒家传统的“用夏变夷”、“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华夷观,而这一主张的提出,又是对儒家传统华夷观的具体应用和进一步发展。郝经一生从事的主要政治活动,一是呼吁蒙古统治者“行中国之道”,从而为其在中原的统治提供合法的理论依据;二是敦促南宋王朝承认蒙古“中国之主”的合法地位并采取合作态度,以避免生灵涂炭和南宋王朝的灭亡。     

知“道”,成“道”与行“道”——对《郭店楚墓竹简》儒家“德”论的一种解说

哲学的使命决不仅仅是认识和把握形上之理(所谓知“道”),更重要的还在于把形上之理转化为人的内在之性(所谓成“道”),并在此基础上把掌握于人的形上之理对象化于人的实践活动中(所谓行“道”)。因此,知“道”、成“道”、行“道”,是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三个基本环节。但是,并不是所有哲学都能自觉地意识到和处理好这三个环节之间的关系。《郭店楚墓竹简》儒家诸篇对这三个环节的处理和把握,对我们颇具启发意义。《郭店楚墓竹简》儒家的著作分别是《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     

峨眉山普贤道场的形成

峨眉山宗教的发展史曲折复杂。最初应是民间儒家祭祀，然后仙道略先，佛教随来，天主教最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佛、道二教，峨眉山被佛教称为“大光明山”，被道教称为“第七洞天”，故又享有“仙都佛国”之誉。由于受历代帝王“抑道扬佛”、“灭佛崇道”以及儒家的影响，加上自身的变迁，佛道二教在峨眉山兴衰时有变化，     

何以修己以安民？——人的需要与孔子儒家修己安民之道的深层意蕴

孔子儒家之“学”不外是一种修己安民的君子之学,亦可说是一种以君子为治体的修己治人或经世济民的道德政治学。“儒者,人之需也”,孔子儒家之学实为适应人的需要而生,对于人类心理的认识乃是其一切理论主张的重要根据。从适应人的需要特别是参照或借鉴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角度,人们可以更好地来理解和阐释孔子儒家之学的本质义涵,尤其是君子之学与修己安民之道的深层意蕴。要而言之,孔子儒家的君子之学及修己安民之道的核心要义、最具深意的地方就在于它们是对人类不同层次的需要或人民生活的各种需求与愿望所做出的某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回应。正唯如此,孔子儒家修己安民之道的理念才能在历史上逐渐与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产生共鸣,并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信徒。     

“生”对儒家伦理的意义

“生”是儒家学说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儒家的许多范畴和命题基本上都能从“生”中得到说明。只有正确理解“生”的内涵和意义上 ,才能准确理解“中庸”、“仁”、“忠恕之道”和“天人合一”的含义 ,也才能把握儒家重精神情操的思想特征和推己及人的行为方式。     

借鉴中国传统德育方法

借鉴中国传统德育方法徐雅芬在《中国优秀道德传统教育与高校德育》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教育方法对当前高校德育工作有积极的借鉴作用。１．“忠恕”之道的道德教育法。“忠恕之道”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基本要求,也是儒家的一项基本道德教育方法。所谓“忠”,是指“己欲立...     

“中”、“中庸”、“中和”平议

“中庸”是儒家思想的哲学基础。它是由“中”和“庸”二方面含义构成。“中”是事物的核心,又是事物矛盾双方处于相对平衡与和谐的表现,它贯穿事物的发生、存在、发展乃至死亡的全过程。万事万物始于中而又止于中。道从中出,中即道。“庸”为“常”,“中庸”之道就是“中常”之道,也就是说“中”道乃是事物的常道。“中庸”反映了儒家对事物本质规律的认识。属于哲学上本体和认识论范畴。“中和”则是儒家把“中”道用到处理各种实际事物中以求得和谐。“中庸”是就客观事物存在、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而言,“中和”则主要指人们运用‘“中庸”而达到理想的和谐境界而言。     

易学与中国伦理思想

《周易》的伦理思想之所以高于除《易》以外的《五经》、《语》、《孟》,主要在于吸收了道家的天道阴阳的思想,提炼出了“性命之理”的范畴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说卦》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义本是儒家的伦理范畴,但是儒家的孔孟     

儒学和之道的诠释与反思

“和”是儒学之道的最高点。作为核心议题,和贯穿于儒家学术讨论的各个层面。“和”在字源上与音乐相关,其主旨有别于“同”,与德行修养、政治教化、生活实践相关联。儒家多在天人关系的语境中阐述“和”,认为天人在根本上是和谐而非对立的。依据对天的不同理解,儒家天人和谐思想呈现为两大主张:人与主宰之天合一、人与自然之天协同。同时,儒家关于和的论述并不仅仅是一种探寻形而上之奥秘的理论尝试。这一理论具有很强的化解冲突、建立秩序的实践性功能。作为一种救治方案,和道在人的领域具有人我、家庭和国家三个向度,追求一种动态的有序。     

从忠君到天下为公——儒家君臣关系论的演变

君臣关系问题是儒家学说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先秦儒家的君臣关系论经历了从忠君到“以道事君”、“从道不从君”、“诛暴君”、“天下为公”的演变过程。这与汉宋儒者营构的“君为臣纲”、“君臣之义”有根本的区别。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等人把先秦儒家思想中的民主性精神又向前推进一步 ,并对近代中国思想变革发生重要影响。如何充分利用儒家学说中富有民主精神的思想资源 ,服务于新时代的民主理论建设 ,仍是思想界面临的重大任务。     

“夫子之道”探微

《论语·里仁》：“子日：‘朝闻道,夕死可矣！’”又《卫灵公》：“君子谋道不谋食。”儒家之重道,于此可见。然儒学广大,纵观儒家典籍,论及“道”旨之处何啻千计！使后之学者难挚纲领,又往往不免于执偏以论道。今检《论语·里仁》之曾参概述孔子“一以贯之”之道为：“夫子之道,忠怒而已矣1”戚戚然似有所得。曾参为孔门弟子之高才者,孔子道学精髓,必当得之于心,方能对孔子面训的“吾道一以贯之”应而不问,也就是说,“忠、恕”二字即代表了“夫子之道”的全部“秘旨”。历来学者对曾参之语,疏而略之,以为只是如孔子训诲其门…     

“道尊于势”的历史与性格

“道”、“势”二词常见于中国古代各家思想,尤其是“道”更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范畴。然各家之“道”名同而实殊：儒家为仁义之道,道家为自然无为之道,墨家为尚同兼爱之道,法家为因道任法、因道全法之法道,名家循名责实之道,兵家安国全军、决胜败安危之兵道。而且各家道论中,道的涵义也是多层次的：道是世界的本体或本原;道是世界的本质及其整体联系;道是事物的普遍规律;道是运动变化的过程;道是政治原则,伦理规范,治国处世的道理,立身行事的内在根据,等等。（参见张立文主编《中国哲学范畴精粹丛书·道》绪论,中国人民大…     

“曲成万物而不遗”——先秦儒家、道家哲学的原初“物”论论域

先秦儒家、道家哲学依“存在实现论”的个性特质,孕育出一种不同于西方哲学知识论意义上的原初“物”论论域。此论域可用《周易·系辞上》“曲成万物而不遗”一语来标示。它揭示出万物的成就与实现方式乃是在天人相通、互为中介的关联中达成的。此一原初“物”论论域规定了,“物”在本原上并不是外于人的现成对象,而是经由人之修为工夫所转出的整体性的境域显象。儒家、道家哲学中的为学工夫论与境界论由此被收摄其中。在修为工夫方面,儒家、道家两家工夫的具体进路虽有所不同,但最终都落实为“复”“反”“归”“止”的“曲成”工夫。循此修为工夫,“曲成万物”最终指向一个“人”“物”各成其所是而又“独”立超越的“道”境：一方面它是“人”之“道”,是经由“人”“物”相接的修为工夫所转出的人格气象境界;另一方面它又是“物”之“道”,是“物”自身的本真成就与开显。先秦儒家、道家哲学“合外内”“一天人”的精神特质在此独立超越的道境中得以实现。     

由“道德束缚”到“道德美感”——乐道而自得的“孔颜之乐”境界

“孔颜之乐”的体验由“道德束缚”转变为“道德美感”,是源于这种美是生命主体在悟道、得道、践道的过程中,消融了道德在人生命中的紧张感、异质感,在美之陶冶中自然而然检点身心,从而自觉追求道,自觉运用礼。这种“乐在其中”体验是在道与人之生命相统一后的精神和谐。作为儒家传统命题的“孔颜之乐”在宋代以后多次被理论阐述,宋明理学家对“孔颜之乐”的诠释虽然见仁见智,但相互之间亦存在着共同点,他们在获取“乐”时重视对超越物质基础之上的内在涵养工夫,使“乐”没有摆脱儒家伦理道德成分,指向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