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是“凡事包容”

经文：林前13：7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就是“兼包并蓄”,“容”就是“海纳百川”;因此,“包容”讲的是“接纳”、“容忍”、“礼让”、“爱心”,此诸多元素皆以“仁”为基础。“仁”者才有“爱心”、才懂“礼让”、才知“容纳”、才会“宽宏大量”、才能“包容”。     

论易道与天道、地道、人道合一

通行本《系辞传》有“道”字29个。如:“乾道”、“坤道”、“三极之道”、“天地之道”、“道济天下”、“昼夜之道”、“阴阳之道”、“君子之道”、“道义”、“显道”、“变化之道”、“圣人之道”、“天下之道”、“天之道”、“形上之道”、“日月之道”、“小人之道”、“为道”、“道”、“天道”、“地道”、“人道”、“其道”、“易之道”。我们可以将这些“道”简单地归纳为四类:a、天道:b、地道:c、人道:d、易道天道与地道合而言之曰“天地之道”。天道、地道、人道合而言之曰“三极之道”。     

《周易·坤卦》卦名新探——秦简《归藏》及清华简《筮法》的启示

《周易》坤卦也遵循 “依筮辞而题卦名”的一般规律，卦名本作 “黄”，源于爻辞中 “黄裳” “玄黄”之 “黄”，甲骨文 “黄”“寅”同形，“寅”与 “坤”同音通假，以 “寅”为卦名在 《归藏》中得以保留。《易传》以 “地” “顺”释 “坤”缘于声训。“坤”卦又作 “川” “■” “巛”，与 “坤”为通假关系。     

论孔子“仁德”道德规范的理论依据及主要内涵

孔子认为人追求“富贵”、厌恶“贫贱”、趋利避害的心态，决定了人是“好利”、自私的，只有“克己”、“克私”，才能培养起人的“仁爱”品质，才能恢复“周礼”，实现社会的和谐安定。孔子提出的实现社会和谐安定的“仁德”的道德规范不是“仁义礼智”等，而是“爱”、“忠”、“孝”、“恕”、“恭”、“信”、“俭”、“谦”等。     

从东西文化、学术、思想看“易学”的意义和特色

“知识论”是西方哲学的中心。“宇宙观”、“人生观”、“目的论”和“价值论”都可以从“知识论”的基础上去推衍,也可以划归到宗教和科学的范畴。但没有“知识论”,便没有西方哲学(“爱智”)。现代西方哲学可以说是由“知识论”发展到“分析哲学”、“科学论”、“语言分析”,因而引发“人生哲学”、“宗教哲学”(包括“存在主义”)的反应。本文探讨易学在这方面的意义。     

切“己”与“尽己”——孔子“仁”学诠释的内在进路

孔子讲“仁”是立足于“己”的。在孔子看来,要想在人与人之间能够“行仁讲让”,应当先以“我”(“己”)为原点,彰显“亲亲为大”的真性情。另外,“仁”是人最本质的特征,但凡“知人”者皆具备内省自己(“知己”)的能力;由“知人”而“知己”的过程中无不贯穿着对“仁”德的体察。在切“己”“知人”的前提下,通过“尽己”的方式最后顺利实现“行仁”之目的。     

论《周易》中的"行"

动与行同义。《周易·系辞》上说:“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周易》中有“天行”,有“终则有始”、“消息盈虚”、“反复其道”等特点。“利涉大川”属于“天行”。行动合于天时,故曰“时行”。动而合于天道,故曰“中行”。又有“志行”与“独行”, 守道不回之义。“果行”指勇决。“上行”指遵循天理。另外,还有“说行”与“安行”,皆与“吉行”同义。     

从理想到现实──论孔孟荀韩“仁”“义”“礼”“法”思想之承接

先秦德法等学派都是在春秋战国“周文疲弊”背景下应时而起的“务为治”的政治学说。其中孔子的核心概念是“仁”,政治理想是“仁政”;孟子侧重的概念是“义”,政治理想是“王政”;荀子侧重的概念是“礼”,政治理想是“礼制”;韩非的核心概念是“法”,政治理想是“法治”。“仁”“义”“礼”“法”的变化来源于理想与现实关系的调整。孔孟荀韩四人的具体主张虽然不同,但都坚持人道实践原则一点是一致的。在此原则下“义”、“礼”特别是“法”对于前者表现出的恰是一种合理的承接关系。     

马王堆帛书《周易》卦爻辞校札九则

本文就帛书《周易》部分疑难卦爻辞的训释作了探讨,认为:《剥》六二“辩”读作“蹁(髌)”,膝端也,“辩”及初爻“足”均非床体；《赣》九五“塭”即“堤”之形讹,读作“疷”,“祗”读作“疷”,训“病”,或以“柢”为语词,或写作“柢”,皆误；《屯》六三“鹿”读为“麓”,山足也,不训禽鹿,“几”,词也,“如”,往也,“舍”者舍置也；《归妹》六五“日月既望(望)”,“日”字衍文,“既”,今本、帛书《昭力》均作“几”,“既”读作“几”,几者辞也,或如字作解,或以“近望”实解,均非；《泰》初九“胃”读作“(曹)”,“(曹)”为“(彝)”或体,“(羹)(汇)”为“(曹)”之假借字,“(曹)”者类也；《鼎》九四“屋”读作“屋剭”,“刑剭”者厚刑也,此汉人古义通训,今本作“形渥”,“握”训“渥沾”,疑非；等.     

先秦“命”“天命”概念与儒、墨“天命”观的异同及其实质

在上古时期，“命”和“天命”观实际反映了中国早期宗教由“自然宗教”到“人为宗教”、由多神教到一神教的发展特点。春秋战国之际，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将作为至上的人格神上帝或最高主宰之“天”所赋予人的“使命”或德性称为“天命”,而将令人无可奈何的、导致人之生死疾病顺逆吉凶等偶然性的“盲目的异己力量”称为“命”。墨家则出于“天志”“天鬼”“天意”的宗教立场，认为一切社会现象皆由“天命”决定，“天命”之外不存在所谓“命”,故对“强执有命者”之“有命论”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墨家“非命”的实质只是反映了儒、墨两家“命”和“天命”观的某些差异，而非两家思想的根本对立。     

朱子《太极解义》中的“体用”观念

朱子在《太极解义》中分别以太极之“用所以行”“体所以立”释“阳动”“阴静”,使得“体用”观念构成了朱子《太极图》宇宙观建构的重要线索。“体用”与“阴阳”的关联可追溯至以形质为“体”、功用为“用”的“形质论”传统，而朱子进一步借助张咏“公事有阴阳”之论，将与“阴”“阳”相应的“体”“用”之意涵普遍性把握为“已定”之确定性与“未定”之可能性。通过这一普遍内涵，朱子在《太极图》诠释中统合了“阴阳体用”与“理气体用”两种范畴下的“体用”观念，由此将“阳动”“阴静”分别阐释为太极作为形上“所当然”之理内在禀具的确定性之“体”(“必然”)与可能性之“用”(“能然”)两方面要素在形下气化层面相继不已的实现环节，推进了古代哲学关于阴阳统一性问题的思考。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近亲属权利表达逻辑的伦理维度

婚姻家庭编是以关爱伦理为基点展开近亲属的个体权利规则。夫妻关爱伦理的实践内涵是“互爱互信”“恩爱相待”,法律内涵体现为“平等”“互爱”,强调以独立、平等的反分离的牵引力来实现夫妻之间的恩爱有常。亲子、“手足”、祖孙等其他近亲属之间的权利逻辑是基于“仁爱”之“爱”（单向的顺爱）和“仁爱”之“仁”（逆向的感恩的爱）这两种不同方向的“有序”的“爱”而展开的。实然层面,婚姻家庭编确以“和”为“航向标”指引着条文的修增,如为“恩爱有常”“仁爱有序”修增了正向规则、负向规则。应然层面,未来修法时还应当继续践行以“平等”为前提条件、以“爱”为内核要求、以“和”为目的要求的现代家庭伦理三原则,着重以关爱场域为“家庭”“家人”构建“优良家风建设”的主体要素,以“协力互助”为“恩爱有常”划定合理的“同居共财”界限,以“家顺人和”为其他近亲属“仁爱有序”添“砖”加“瓦”,从而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面融入。     

墨家“治道”论的多重意蕴与先秦诸家对它的扬弃

墨家的政治哲学理论似明而实晦。作为其“治道”的“兼爱”要靠“刑政赏罚”来推行；同时，“兼爱”不仅具有“积极义”、“消极义”和“无私义”,而且还具有“人事之维”和“天鬼之维”。但是，“兼爱”与刑政、“兼爱”之三义、人事之维与天鬼之维之间却存在着张力和歧向。在先秦诸家“治道”竞争的格局下，“兼爱”之三义的“治道”意蕴大多被儒家、黄老道家和法家所重释和扬弃，而其“天志说”则被董仲舒的“治道”整合所融摄。一方面，墨家“治道”论的内在理论缺陷使得它在先秦诸家“治道”竞争的格局中处于劣势；另一方面，墨家“治道”构想的合理因素又大多被诸家扬弃于各自的“治道”论说中。于是，墨家“治道”论在秦汉之际的式微就变得不可避免。     

“丧”:庄子“吾丧我”的另一重隐喻——兼论“想象”的工夫何以可能

庄子“吾丧我”的解释历来受到注家关注，在“吾”“丧”“我”三字均有意义之不确定的情况下，以往学者较多关注“吾”“我”的解读，甚至形成了“求吾”和“解我”两条诠释路径。然而，从“吾”“我”入手解释“吾丧我”,是将“丧”的意义一般化，由此带来实践中不能实现的缺陷。本文认为“丧”字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对“吾”“我”的理解方式。无论是其在短语中的动词词性，以及其在文段中表现出的实践真切性，还是作为南郭子綦对颜成子游的工夫指点，“丧”字的隐喻较之“吾”“我”更具基础性。可见，“丧”的意义值得重新分析。     

玄德的澄明

澄清老子“玄德”的内涵,是把握近“道”之德的关键,也是理解重“德”的中国哲学的关键。如果我们重新审视老子的“道”与“玄”,把“道”看成是有无之间周行的“路径”,把“玄”看成是有与无的统称,那么,玄德的内涵将不再模糊——从根本上说,玄德不是幽隐深远之德,不是“水”德、“生”德、“损”德,而是兼通有无之德。兼通有无的“玄德”,是理解“常德”“孔德”“上德”“广德”“建德”的枢纽,也是理解中国传统伦理学之“德”范畴的重要切入点。     

“六艺之教”:马一浮《论语》诠释的教化维度

马一浮以“六艺论”自觉挺立了儒学的教化维度。马一浮非常重视《论语》,并将其置于“六艺之教”的观照下以显现“大义”。他认为《论语》处处都体现了“六艺”大旨：《论语》有“问仁”“问政”“问孝”三大问目,其中凡答问仁都是“‘诗’教”义,答问政都是“‘书’教”义,答问孝为“‘礼乐’教”义。又“‘易’教”是“礼乐教”之原,因而“‘礼乐’教”即蕴涵“‘易’教”;“‘春秋’教”是“‘诗’教”“‘书’教”之用,因而“‘诗’教”“‘书’教”中自然有“‘春秋’教”。这一诠释进路的意义在于：一是将《论语》融摄于“六艺之教”,继承并贯彻了儒学“教化”观念,使“六经”在儒学现代化这一学术视野中依然可以“在场”。二是重新绾合“六经”和《论语》在本源意义上的联系,为“六经”是孔子之教提供了极为有力的佐证。     

“即工夫即本体”:《孟子·告子上》“求放心”说的工夫论特质

《孟子·告子上》有“学问之道无他，求放心而已”的论断，“求放心”也就成为中国哲学道德修养论中的“公案”。在孟子那里，“放心”是指因利欲熏染而不能始终“居仁由义”和不能自觉“居仁由义”的“个体之心”,但“放心”不代表“本心”“良心”的“丢失”,只是被“遮蔽”而已；“求放心”是自我主体性的自觉发挥，是“本心”“良心”的自我澄明，体现了“即工夫即本体”的工夫论特质。孟子论“求放心”是以善根本性为始基，以“性”“情”“才”(“四端之心”)的“三位一体”为内在逻辑，贯通生存世界中善恶杂陈的“实然”镜像与可能世界中的性善“本然”,挺立意义世界中道德判断和价值评判的“应然”,其本质是以“应然”的“求放心”工夫回归“本然”的性善世界。尽管先秦儒学并没有“工夫论”的具体概念，但其道德修养论对工夫论的有益探索，为后来宋明新儒学构建工夫哲学夯实了思想基础。     

中国数理哲学续论：从“混沌—崩裂”到“七日来复”

在中国古代之数的基本体系中,一、三、五、七之数实为易数的不同表现。《乾凿度》所记一、七、九,可藉谢尔宾斯基三角形观其分形数理,见“混沌”为一,“崩裂”为七、为九的“混沌—崩裂”分形之数。九宫数与“三”“五”关联密切,而“文王演《易》”很可能是潜心推演九宫数及其中数“五”。深究“三”“五”之数理,可以定天下之象、见天下之吉凶。复卦“七日来复”、震卦“七日得”、《庄子》“七日”“七窍”之“七”均与“混沌—崩裂”之数直接相关。震作为“七”的分形之数的集合,兼具“混沌—崩裂”之数理与象义。在东西方哲学与人类文明的大背景中,中国数理哲学之“历史”,“推动”并“接续—推动”着人类“哲学”与“科学”的“历史”与“自由”。     

儒家思想中的“内”与“外”——“内圣外王”何以成为儒学之道的一个“关键词”?

“内”“外”分类具有丰富多彩的象征意义。在先秦儒家，“内”不仅是德性生活的策源地，也是天植灵根之域；在《庄子》中，“道德”“天道”“本真”“物之祖”“天地精神”“太初”等形而上的终极实在与“内”联系在一起，“内之域”即是恬淡寂漠之域、自然而无为之境。惟有深入其“内”,方能做“方外之游”。“入其内”即是一不断超越各种“外”的工夫、一不断“向内而在”的过程。佛教传入中国，其明心见性之学一度“垄断”了这一“内”之领域，其学被称为“内学”,其经典被称为“内典”,儒学及其经典遂沦为“外学”与“外典”。宋明理学转向“内”,实则可归结为两个面向，即将天道性命一贯之学落实于人之心性世界中，而心性生活又必须在人世间、人伦社会(“方内”)之中实现。于是，与天道沟通的心性世界(“内圣”)与日用伦常的关切(“外王”)之关系遂成为“内外本末，始终后先，显微无间，体用一源”之关系。“内圣外王”一词因此最终成为宋明理学乃至整个儒学之道的关键词。在现代新儒家建构第三期儒学格局中，“内圣外王”一词实兼有“定性”“定向”“综合”三义于一身。     

原“仁”

学者们对于“仁”之本字的认定,从重视的部件而言有三类观点。笔者从诸多学者所忽略的“忈”字出发,指出仁字的各个构件同样重要。“仁”字的右半边是“心”的省文而不是“二”,仁之本字为“(?)”(不同于“伈”)。谈到“仁”之本义,不能不提到“相人偶”,“相人偶”是一种表示君臣上下互致敬意的礼仪。郑玄以“相人偶”释仁是深切儒家之脉的,至于以“亲”、“爱”、“人”等释“仁”,是孔子将“相人偶”之义加以扩大延展,并经后世诸儒进一步发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