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孝”道观的比较

在中国文化中,儒佛两家都十分讲求"孝"道,各自都有系统的有关"孝"的教义,但是儒佛两家的"孝"道观是有差别的:(1)儒家以德教为基础,而佛教以感恩为基础;(2)儒家要求子女帮助父母解决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身心之困,而佛教要求子女帮助父母获得佛教的解脱;(3)儒家要求子女以"三年之丧"来表达对去世父母的"孝",而佛教要求子女以"盂兰盆会"来表达对去世父母的"孝";(4)儒家提出了"人伦父母"的观念,认为互为"人伦"关系的双方都应该发展"孝"的关系。而佛教提出了"众生父母"的观念,认为"一切众生皆是我的父母",因而我对一切众生都必须有"孝"的态度。儒佛这两种不同的"孝"道观已经融合在一起并进入了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儒佛会通 化俗治世 以《印光法师文钞》为中心的解读

正印光以佛学理论诠释儒家伦理,不仅促进了儒佛互补,也加深了两者的理论会通;既是近现代中国佛教理论的一次重要探索,也是佛教中国化理论的又一次升华。印光法师(1861-1940)是近代佛教高僧、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他所处的时代,是近现代中国内忧外患最为炽烈之际,社会动荡不安,有识之士各怀忧惧,纷纷奋起推动变革。印光为救时劫,力倡儒佛会通思想,希望"儒宗由佛法而得以复兴,佛化因儒士而得以广布",试图以此"使人人以自治、自立、自强,""实现国家之国治、国立、国强"。     

印顺法师的大学纲目论

印顺法师的《修身之道》形成了对三纲领和八条目的系统看法。与传统儒家将三纲领视为由内向外的推展不同,印顺法师将三纲领视为由外而内的落实,与大乘"三心"相近;致知就是止于至善,如同佛教的"续善根"一样,其意义与佛教的正见相似,但远不如佛教的正见更为究竟、彻底和殊胜;格物是儒家致知的手段,不如佛教修得正见的方式来得真实;他对大学的诚意慎独非常欣赏,比之于佛法的戒学修行,但认为佛法的理论和方法也更有效率;正心就是定,孟子的"养气"就是定的一种境界;儒佛二家都以修身为本,儒家的修身,等于佛法的修慧,只有大乘佛法,才开显了究竟的修身之道;在印顺法师看来,儒佛二家都以利他作为出发点,但利他的方式则有区别。印顺法师的大学纲目是从佛教立场理解和审视儒家经典的范例。     

以佛摄儒与佛法淑世——欧阳竟无应世方法论浅释

欧阳竟无的儒佛融摄,是以唯识学为主的纯粹佛教与原始儒学的融合,有别于传统思想中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化佛教与以宋明理学为主的儒学之辨的融合。同时,他的儒佛融合,带有鲜明的以儒学为佛学应世之学的特色。其方法论是,严格限定儒学和佛学的内容,从而从学理上探讨两者的内在理路的融摄。他批判了以天台华严禅宗净土为主流的中国化佛教,简别了大乘起信论为主的中国佛教经典,重构了内学;他批判了宋明理学为主流的儒家,批判避谈寂灭本体的儒学,也批判了刚刚兴起的新儒学,重构了儒家。进而,他主张以三智三渐次为具体的方法,将儒学和佛学作深入地融合。他的儒佛融合思想,对当时的思想精英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其重要意义。     

儒佛之辨与王阳明三教思想的变化

三教异同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议题。但是与朱子学主张的三教三道、"本天"与"本心"之分不同,王阳明认为儒佛道三教同出一源,三教一道,圣人既"本天"又"本心","本心"即是"本天"。儒家与佛老的差异不在以心为学,也不是认心为性,而是在于见道有偏全,以及由此产生的经世与出世之分。"虚无"也并非佛老专属,圣人也讲"虚无","虚无"既是良知的本然状态,也是境界上的无执无着。王阳明对儒佛道三教思想异同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北宋以来理学儒佛之辨的致思方向,加深了儒佛道三教在心性论上的互动与融合。     

张商英三教“鼎足之不可缺一”的思想

北宋著名学者、政治家张商英当理学兴起之时,回应欧阳修、二程的批佛言论,主张儒释道三教融合、鼎足而立,不可缺一。认为三教均有补于治世。一定程度地看到儒家治世思想之流弊,提倡以佛法、道书济儒教之穷。从他一再把儒学称之为"吾儒"、"吾教"而言,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以儒为主来调和儒佛、融合三教的。     

朱熹的佛教观 从以礼排佛到以佛兴礼

佛教思想与儒家思想有诸多相似、共通之处,佛教的传入为儒家思想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尤其在宋代,通过佛教思想激活了儒家的心性思想和伦理体系,丰富、完善了其理论的思辨性和圆融性。朱熹通过对佛教思想的借鉴和转换来完善其礼学思想更是直接证明了这一点。一、由佛转儒,以礼排佛朱熹与佛教渊源甚深,其自幼与佛教就结下不解之缘。据有关文献记载,朱熹由佛转入儒的契机应是遇李侗之后。于此,他虽转向儒家思想,但其佛教思想的熏陶却早已根深蒂固,因此,在其构建儒家思想的理学体系过程中,佛教的思想对朱熹启发很大,其理学思想必然带有明显的佛教思想的烙印。     

马一浮的佛学观

现代新儒家的宗师马一浮有着精湛的佛学造诣。在马一浮看来,儒佛两家,各有悠致。他运用华严宗的判教理论,将佛教摄入儒家六艺的范畴之内,从而使儒家六艺的发扬光大获得充裕的文化资源,使儒经佛义迭互阐明,相资并发。他继承了中国学术重“意”轻“言”的传统,在以本原自性为终极真理的意义上,主张“儒佛俱泯”。马一浮自觉适应历史形势的发展,以其真切的学术抉择,坚守了一方固有的精神家园。     

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说与东亚儒者的诠释

在东亚的"仁"学思想史中,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说是朱子之前的最高峰,是二千年来中日韩各国儒者"仁"学论述之源头活水,极具关键性之地位。自孔门以降,儒家"仁"学义蕴丰富,理路甚多,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这项命题,极具理论之意趣,亦深具思想史之涵义。历代东亚儒者对"克己复礼为仁"一语,提出深具时空特色之诸般解释,并开发潜藏于其中的哲学问题,揭示了"仁"与"礼"之不可分割性与相互紧张性。中国儒者对孔子"仁"学之新诠,以朱子、杨慈湖、王夫之、戴震最为精彩,尤以朱子释"克"为"胜"、释"己"为"身之私欲",具有指标性之作用。朱子以后的东亚儒者或推衍、或驳斥朱子之说,但都无法跳过朱子的诠释典范。从解释者所依凭的理论背景观之,如果说朱子代表了"理学"的诠释进路,那么杨慈湖、阳明后学诸君子与王夫之可以说是践行了"心学"的诠释进路,而十八世纪戴东原的解释则表征了反宋儒"理"学思潮的兴起。就朝鲜和日本儒者而言,十七世纪日本的荻生徂来与十八世纪朝鲜的丁茶山最称大家。荻生徂来以"纳身于礼"及"以礼制心"解释"克己复礼为仁"说,丁茶山以父子、君臣、夫妇等均尽其分定义"仁",两说虽有所出新,但基本上与清代中国的"礼"学思想相互呼应,可视为东亚近世"实学"思潮在《论语》诠释中的表现。     

王夫之人学理论探析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重要的哲学思想家,也是对中国古代哲学做出创造性贡献的最重要的哲学思想家之一.王夫之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尤突出的是他将其气本论及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运用于人道观,创立了极具特色的人学理论.这一理论包含着极为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它既继承了儒家思想传统,又从新的思想高度对传统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人性理论进行了批判总结,从而对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人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与影响.因此,认真地探讨王夫之的人学理论,对于更加全面地把握其实质及其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关系,都将是有一定意义的.     

试析魏尧与赵避尘的内丹性命论

魏尧与赵避尘是民国时期有影响的内丹家。面对西方文化强势挑战,魏尧坚持以道融摄儒佛的传统,融合道儒佛三教性命思想来诠释内丹性命论,提出"先后天五行"性命论。而赵避尘除了坚持以道融摄儒佛的传统外,着重援引西方生理学、解剖学等来诠释内丹性命论,主张道教内丹学之精气神论是精气神生理学。但魏赵二人的内丹性命论实质上背离内丹学之性命思想。这对今日道教文化的现代阐释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印光的儒佛融合思想论

印光从本体与工夫上分析了儒佛之同异,认为儒佛体同而发挥工夫证到不同,如"五戒"与"五常"即是同,不同则在于做人准则、时空观和生死观上,在"孝"的问题上也有层次之分。因儒重日常人伦,佛重明心见性,印光坚持佛法本位论,提倡儒佛融合则双美,务求佛教所追求的出世信仰能水乳交融在儒学所推崇的入世言行中,以求教化人生、净化人心和有益社会的效果,出离生死之樊笼,通过儒佛思想的互补来落实人生的道德关怀,促成俗世礼义道德的重建,终以弥陀净土信仰作为终极关怀。     

清初藏传佛教视域下的儒家图景——以《土观宗派源流》为中心的探讨

土观·罗桑却季尼玛对汉地儒家的源流和特点的系统阐述,是儒家图景在藏传佛教视域下的首次完整呈现。其立足于"初儒教如星、次道教如月,最后佛则如日"的立场,区分了"儒"、"儒教"、"儒学"的内涵和特点;其通过对儒学不论述佛教因果轮回涅槃、四书五经和朱子并不抨击佛教的解释以及用佛教的观点诠释《大学》,表明其佛儒并行不悖的倾向,其对易学在藏地的影响以及藏地对孔子、易学的谬见清理,体现出当时藏传佛教对儒学认知的进一步深化,在藏传佛教与儒学交流认知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天道、心性与现象学之道学转向——评张祥龙《儒家哲学史讲演录》中的心学论述

本文关注的是现象学运动在面对中国哲学传统时所发生的"道学转向"。张祥龙教授在新著《儒家哲学史讲演录》中,将这一转向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本文试图在阐述张祥龙思想转变、新著贡献的基础上,讨论此书为当前中国哲学的创发带来的新契机。首先,祥龙教授思想的突转尤其体现在不再以海德格尔哲学为支配性的思想基源,而是将重心转向儒家传统,呈显为糅合唯识学的后现象学哲学,进而将现象学的道学转向带到心性、伦理阶段。其次,这一"心性-天道之路"结晶在《儒家哲学史讲演录》中的心学论述中。张祥龙在"时机化"学说的照应下,既会通儒佛,又指点出儒佛分际。其心学有三大贡献:道术上对"儒瑜伽"的总结;道学上对"赤子之心""孝悌慈"的阐发;道统上对罗近溪正统地位的发现与肯定。然而,在张祥龙道路所抵达的地方,仍可进一步追问比伦理转向更本源的道学转向的可能。伦理转向的真正完成需首先解悟"道体"。     

船山哲学与理学

理学是把儒家仁义礼智观念本体化、神圣化的学说。这种学说虽然以哲学形式出现,但还只是儒家伦理教条的论证工具。船山哲学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把仁义礼智等观念缩小在道德领域来讨论,而把一般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范畴从伦理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揭示和表述客观真理的理论工具。在哲学领域中,王夫之对理学的范畴、命题进行了改造与翻新,使理学的理论系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而在道德领域中,他对理学的一些基本观念作了形式上的留存。从形式看,他的哲学表现为对张载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而从其所体现的时代精神看,他的哲学已越出了理学思想的樊篱。王夫之出入理学、游于百家、顺应着“新故密移”的文化发展法则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总结。没有这样高度的批判总结精神,历史是不会放下因袭的重担的。     

“法儒”还是“儒法”?——荀子与法家关系重估

荀子与后期法家(李斯、韩非等)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史课题。荀子对法家人物采取批评的态度,对法家的法、术、势理念也并不认同,是能守住儒家之为儒家的根本价值的。诚然,荀子构建的制度化礼学,包含有一种强势性和僵化的可能,所以是"大醇而小疵"。而后期法家虽然对儒学进行过系统学习,但因根本出发点的不同,反而以此为资源来排斥儒家,并建构了法家自身的理论。因此,荀子和法家之间更多的是距离感,而不是亲和关系;荀子当为"法儒"而不是"儒法"。     

关于《文心雕龙》之道

刘勰《文心雕龙》中所说的道,解放前后发表过意见的人,既有认为是儒家之道,也有认为是道家之道,但少数认为是佛家之道或儒道佛三家之道。各抒己见,莫衷一是。而近年又有人认为《文心雕龙》之道的内涵是以佛统儒,佛儒合一。我对上述看法不敢苟同。     

宋初文化政策与儒佛道之关系

赵宋王朝是在经历了唐末五代的军阀混战之后建立的。为了解除武人干政的威胁,重整封建伦常,以维护和巩固新生的封建政权,北宋统治者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右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具体到文化学术上,就有一个如何对待儒、佛、道关系的问题。本文选取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为背景,运用大量的史实,对宋初三帝与儒、佛、道三教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宋初在强调儒、佛、道融合的同时,对儒、佛、道的关照程度也不置一等,其中儒家处于首要地位,佛、道二教又分别次之。同时指出,宋初对儒、佛、道的鼓励和扶植并不等于是任其姿肆,而是以不妨碍封建国家的统治为前提的     

明教契嵩与儒家四书

北宋高僧明教契嵩对儒家四书极为重视,透露出在理学酝酿和兴起之际儒佛关系的某些新动向。契嵩著《中庸解》五篇,将“中庸”解释为一种崇高的道德品格、一种高妙的人生境界,着重探讨了中庸与礼及人性的关系。契嵩研读儒家的经典和义理,主要是为了辅助佛教的弘扬和传播,从而促使儒家的学者理解和信仰佛教。其以儒家四书辅助佛教的思想特色在《辅教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为了反驳那些以韩愈为首的排佛学者,契嵩著《非韩子》三十篇,大量引用四书的话,对韩愈的名作“排佛论”进行了驳斥。契嵩的博学和智慧为佛教争得了一定的思想空间。其广引四书,对儒家四书学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韩愈建立儒学道统的意义及现代启示

一些年来,对韩愈所建立的儒学道统论,众说不一。现提出我的一些粗浅看法,以就教于大方。 一、以儒排佛的实质是倡兴 儒学,重新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 一般认为,韩愈兴儒排佛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仿照佛教传法世系的祖统说,建立起一套儒家的道统论,以此为思想武器,坚决地反对佛道二教。这是事实。然而,笔者认为,这还仅仅是现象,并非实质,韩愈不是为了反佛老而反佛老,而是通过反对佛老,承继和兴复儒学,重新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这才是问题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