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与"直":礼法与情感——孔子究竟如何看待"证父攘羊"?

在伦理问题成为当今学术热点的背景下,围绕《论语》和《孟子》中的三个所谓“案例”(父与子相隐、舜窃父而逃、舜封弟于有庳)而展开的“儒家伦理争鸣”已经进行了好几年,然而至今没有结果。问题出在哪里呢?本文将通过对《论语》所载“父子相隐”问题的分析,提出自己的思考。这段记载如下: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1]这段记载是说:叶公以为“其父攘羊,其子证之”是“直”,而孔子指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才是“直”。然而在近年的这场论战中,双方其…     

孔子的尚义思想和义务论伦理学说

《七略》论儒家思想特征云:“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于道最为高。”(《汉书·艺文志》)崇仁尚义是儒家的一般思想特征,也是孔子的思想特征。但是《论语》一书,义字出现次数不多,据统计《论语》中义字仅24见,其中6个还并非出自孔子之口;同时《论语》中也未见孔子师弟讨论义的记载。上述两点,使人难免产生孔子不甚重视义之感。但事实并非如此。儒家创始人孔子是很重视义的,尚义思想在孔子的伦理学说的建构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论语》书名新解——兼与敖晶先生商榷

《论语》之“论”作“伦理”解、圆通解、“选择”解、“讨论编次”解、“编纂”解都是不对的,而应当作“议”解。许慎《说文解字》释“论”为“议”。《论语》、《孔子家语》、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和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的“论”也应释为“议”。《论语》之“论”的动作实施者肯定是孔子,而不是此书之编者。与《论语》相同时期的其他著作中也出现了许许多多作“议”解的“论”字,“语”具有“言说”和“辩论”之义。《论语》书名之义就是:孔子的言论及其与弟子的辩论。     

对“贯通”境界的追求——孔、老、庄合论

<正> 一、《论语》:循“礼”、徙“义”而达到“仁”的境界在《论语》中,孔子提出“礼”、“义”、“仁”这三个重要概念,孔子的精神就是追求主体“已”如何通过严格的道德实践而达到心灵的崇高状态,也即在自觉地对“礼”、“义”道德规范(秩序)的遵循之中,实现“仁”的无限境界。“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孔子的这段自白很能     

“六艺之教”:马一浮《论语》诠释的教化维度

马一浮以“六艺论”自觉挺立了儒学的教化维度。马一浮非常重视《论语》,并将其置于“六艺之教”的观照下以显现“大义”。他认为《论语》处处都体现了“六艺”大旨：《论语》有“问仁”“问政”“问孝”三大问目,其中凡答问仁都是“‘诗’教”义,答问政都是“‘书’教”义,答问孝为“‘礼乐’教”义。又“‘易’教”是“礼乐教”之原,因而“‘礼乐’教”即蕴涵“‘易’教”;“‘春秋’教”是“‘诗’教”“‘书’教”之用,因而“‘诗’教”“‘书’教”中自然有“‘春秋’教”。这一诠释进路的意义在于：一是将《论语》融摄于“六艺之教”,继承并贯彻了儒学“教化”观念,使“六经”在儒学现代化这一学术视野中依然可以“在场”。二是重新绾合“六经”和《论语》在本源意义上的联系,为“六经”是孔子之教提供了极为有力的佐证。     

直爽:《论语》中的"直"

现代《论语》译本对"直"的译法并不一致,以钱穆、杨伯峻、李泽厚的译本为例,大致游移于"直爽"与"正直"之间。根据《说文解字》"直"的意义为无所隐匿,可以确定"直"的基本义为直爽。由此出发,对《论语》中所有章中的"直"进行疏理发现,"直爽"义可以综贯全《论语》,没有必要引入含有强现代社会正义色彩的"正直"义。特别是根据直爽义对"亲亲互隐"章中的"直"进行解释,对于儒家伦理与社会正义间的紧张将呈现另一景象。     

浅议儒家义利观之主旨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必须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而儒学作为二千多年来我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也凝聚了大量有关义利关系的思想精华,对其充分挖掘利用,亦为当务之急。在儒家思想中,“义,宜也”(《二程集》),“义者,事之宜也”(《四书集注·学而》),指正义应当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利”则指利益,孔子、孟子都把利理解为“私利”。冯友兰先生说过:“儒家所谓义利之辨之利,是指个人私利……若所求的不是个人私利,而是社会的公利,则其行为不是求利,而是行义。”犤1犦儒家有关义利关系的思想极为丰富,其主旨为:一、见利思义孔子主张…     

孔子传《易》与作《春秋》的关系新论

孔子传《易》,直接出于作《春秋》的需要——孔子所作《春秋》,不是《春秋经》,而是《左传》蓝本．孔子传《易》之“窃义”,与其作《春秋》的“窃义”,异曲同工。孔子传《易》与作《春秋》,相互促成,共同形成了儒学的“天道—性命—道德”三位一统的道德本体学说体系．     

儒家义利观的现实启迪

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关于义利问题多有论述且影响深远。孔子说 :“礼以行义 ,义以生利 ,利以平民 ,政之大节也。” (《左传·成公二年》)因此 ,孔子主张见到利的时候 ,首先要想一想是否合乎义 ,要做到“见利思义” ,如果符合义 ,那就可以获取 ,“义然后取” (《论语·宪问》)。如果不合义 ,即使能使人富贵的大利 ,也不应要 ,“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当然 ,人不能不要利 ,但手段要合于义。他说 :“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处也。贫与贱 ,是人之所恶也…     

儒学小议

<正> 最近由中国孔子基金会、浙江社会科学院与浙江衢州市人民政府三个单位,在孔氏南宗的所在地衢州联合主办了“儒学与浙江文化”讨论会。孔氏南宗七十五代孙孔祥楷应邀参加会议。他在会上说,孔子的思想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这说明它至今仍有很强的生命力。但《论语》语言简要,虽然历代解释《论语》的著作汗牛充栋,恐怕很难解释清楚孔子的     

孔子“与点”悬案试解

<正> 《论语》《侍坐》章中,孔子令弟子们各言其志,却唯独倾心于曾皙的回答。孔子何以“与点”?这已成为“两千年来争论不决的一件公案”(徐复观语)。前人的说法多是猜测:何晏《论语注》引周氏语曰:“善点独知时。”邢昺疏曰:“善其独知时而不求为政也。”这本来是合乎情理的推测,刘宝楠《论语正义》却将其批驳一通:“若以《鲁论》所说,则点有遗世之意,不特异三子,并与孔子问意反矣。”他硬说曾皙是要用音乐去和谐“民声”:“盖三子者之撰,礼节民     

儒学国外美名扬

中国古代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美谈。日本近则有“一手拿《论语》,一手拿计算器”的佳话。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日本政界、企业界人士均开宗明义地坦称其成就归功于中国的儒学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东亚“孔子文化圈”内国家和地区的业绩,使明末起传入欧洲并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儒学,再次受到重视。欧美大国对儒学的研究正在深入展开。     

《论语正义》的学术成就

要了解和研究孔子的思想,唯一可以引为信征的是《论语》这一文本。历代诠释《论语》的著作举不胜举。清人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是旧注中的集大成作,可惜研究者甚少。本文从四个方面,较为具体地论述了《论语正义》的学术成就。     

从《论语》的“界限”看孔子遗说的分类编纂——兼及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史证价值

传世的、可信的孔子遗说,并不限于《论语》一书。相反,《论语》只是孔门后学纂集孔子言论学说中比较特殊的一种,该书只是为了收罗弟子所记的日常生活中孔子的言论而编成的,它排除了孔子的典籍讲授课堂的内容。在《论语》之外,存在着记录孔子专门的经典说解文本。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孔丛子·记义》中的孔子论《诗》,就是孔子诗学课堂和遗说存在的明证。那种以为孔子学说以《论语》最可信据的主张,恰好受了该书"编纂界限"的误导。     

略论孔子之“兴”

<正> 在孔子之前,《诗》一般是被当作历史文献和典礼、“言志”以及外交辞令等方面的教科书,自从孔子提出“兴于《诗》”(《论语·泰伯》,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和“《诗》可以兴”(《阳货》)以后,《诗》的文学特征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因此,孔子之“兴”标志着我国古代在文学意识方面的第一次觉醒,是个值得注意的理论命题。     

从孔夫子的"直"说到"作证豁免权"

多年来人们最诟病孔子的一句话 ,就是他所谈到的“直”,他说过 ,“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 ,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即便是一向对孔子有好感 ,甚或是“尊孔”的人 ,一提到这句话 ,也总是觉得有几分气馁 ,似乎孔子的私心太重 ,难以为之辩解。然而据报道 ,正在制定中的《民事证据法》,却把血缘亲属等纳入享有司法作证豁免权的群体。如果这项规定能够得到国家立法机关的通过 ,那么有些证人就可以依据法律对自己所掌握的与案情有关的事实拒绝向法庭陈述或提供相关证据。例如 ,父亲可以拒绝提供不利于儿子的证词 ,妻子可以拒绝为不利于丈夫的…     

舞雩台

<正> 《论语·先进篇》中记孔子令几个弟子各言其志。当子路、冉有、公西华各自说出自己的志向后,曾皙接着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泳而归。”孔子赞同他的主张,喟然叹曰:“吾与点也!”郑注:”沂水出沂山,雩坛在其上。”刘宝楠《论语正义》记:“雩坛者,雩时为坛设祭于此。     

《周易·系辞》与《管子》

《周易·系辞》与《管子》战化军《系辞》是《易传》中极为重要的一篇,“《系辞》者,取纲系之义”,（《史记·孔子世家》“正义”引《易正义》）从整体的角度,着重阐发了《易经》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对提高《周易》这部卜筮之书的哲学意义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汉代,人们...     

试说卫风与卫国

自从孔子说“郑声淫”(《论语·卫灵公》),《三百篇》中《邶》、《鄘》、《卫》三风的《诗序》中也跟着说“卫之淫风流行”、“淫风大行”(《诗·国风》邶、鄘、卫三风诸传),于是郑、卫之风淫的话就一直流传下来。其实,这件事是值得辨析的。所谓“风”,实际至少有三方面的含义,(一)社会风气;(二)民间歌谣的内容;(三)这些民歌的音乐节奏。古人用辞简约,有时单指三义中之一义,有时三义混融而言。如子夏说“卫音趋数”(并见《札记·乐记》与《史记·乐书》),《正义》说趋数,促速也,这显     

《论语》与《孔子诗论》的学术联系与区别

《孔子诗论》的诗学思想与《论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孔子诗论》吸纳了《论语》诗乐教化和兴观群怨等学术观点。但在学《诗》目的上,它不像《论语》那样重视出使应对;在说《诗》方法上,它不像《论语》那样断章取义,而是直探诗旨本身;在对人性的看法上,它不像孔子不谈性,而是以子思学派的性情理论说《诗》。惟其学孔而不泥于孔,《孔子诗论》才能取得诗歌理论的巨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