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荀子教育思想比较

孟子和苟子分别以“性善论”和“性恶论”为教育思想的道德基础。在教育方法上孟子强调由内而外,“反求诸己”的自我教育;而苟子强调外在的礼义教化,“隆礼”、“尊师”。他们教育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儒家的“仁政”。     

“波士顿儒家”南乐山对礼学的诠释与移植

儒家礼学思想在西方汉学界的传播跨越了宗教对立与现代价值质疑双重障碍。在芬格莱特开启了用西方哲学架构"礼"的先河之后,对礼学的关注与探讨在西方学界形成了对话的形态。其中,"波士顿儒家"南乐山尤为推崇儒家的礼学,他以实用主义的符号理论为桥梁,对儒家礼学思想加以诠释与重构,对儒学传统话语加以拓展与更新,力图使之作为一个"活的传统"移植到西方,以此来解决西方因个体本位而导致的社会困境。在这一过程中,南乐山的构想始终面临着如何在移植后的"礼"中保留其原始价值意蕴的难题。     

管子的“禾变”君子观及儒家的“合变”传承——以《管子》为中心

管子的思想对中国影响较大,《管子》的君子观是天地之道,是君子存在的依据,君子的“禾变”智变是君子存在的现实需要,君子境界是静因无为自然境界与“重任”在身的道德境界的结合,君子的核心思想是“禾变”智变,这符合当时社会现实需求。这种“禾变”智变思想与儒家君子观仁义礼智合一的思想不一致,后来儒家君子观在发展上对管子君子观进行了“合变”式地发展传承,既有批判又有吸收,使儒家君子成为理想的社会形象。     

荀子法思想的内涵辨析与理论来源

在儒家内部,荀子第一次对法作了理论上的系统阐发,其法思想容纳了礼法、政令和刑法,并以礼入刑,把其作为刑法制定的终极依据。基于"类的二分"的群体观,荀子所阐述的"礼刑分治"、"刑当其罪"等法思想,是其本于儒家立场对法治思潮回应所建立的理论体系。荀子之法在内涵、致思理路和达成方式上与法家有着本质差异,其思想远承孔子,而更深的根源则在于上古的治世传统。     

论方东美“回旋变易”的《周易》时间观

方东美认为西方哲学不重视时间问题,往往将时间空间化,这导致他们没有承续的历史,而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的《周易》则非常注重时间问题。相比于循环的时间观和线性的时间观,他将《周易》的时间观念概括为"回旋变易",这一时间观集循环的时间观和线性的时间观的优点于一体,不仅使得中国历史呈现出接续性,而且对于儒家精神人格的培养以及中华文化在其演变中价值的保持和发扬光大都至关重要。     

从人伦规范看耶儒对话的可行性--以《教会新报》(1868-1874)为例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重点和核心。本文结合《教会新报》的相关内容,从具体伦理规范、普遍伦理规范和最高伦理规范三个不同层面对照比较了儒家的以“五伦”、“五常”为特点的仁爱思想与基督教的以“十诫”为背景的神爱思想的异同,证明了基督教与儒家在伦理层面的互补性及其对话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从而为当今普世伦理的建设提供经验和启迪。     

道禅对儒家美学的冲击

中国早期的美学,以教化为其基本品格。远在孔孟以前,古代的政治家和宫廷的教师们已经将礼教和乐教作为贵族弟子的基本教育系统地予以实施并且颇获成就。礼乐文化或史官文化是一个连续的、在积累中前进的文化。原始儒家也不能例外,自称“吾从周”的孔子只是接着商周两代将其礼乐文化提炼、进升为儒家哲学和教育学,美学是渗透在两者之中的。孟子的美学以其养浩然之气的人格而显得极有个性,但其总的方向还是与礼乐文化的善的目标和儒家的救世主义全然一致,也是在传统中的革新。苟子讲到礼乐,这样说：“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     

论荀子的“一民”军事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仍,先秦各学派对战争这一社会现象无不给予重视。主张以仁义治天下的儒家也不例外。但相对而言,孔、孟议兵的言论较少。议论较多并形成较为系统的军事思想的是苟子。《苟子》书中,《富国》、《王霸》、《夏道》,《议兵》、《强国》等篇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军事著作。苟子军事思想的核心是“一民”。对苟子的“一民”思想,有必要加以认真探讨。一、“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是什么？这是谈兵论战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战国末楚将临武君与苟子在赵孝成王面前谈论军事时,临武君说：“上得天时…     

试论先秦儒家中庸范畴的哲理化

孔子首先将“中”庸”并用,作为“至德”的伦理范畴,体现为坚守中正的原则,不断调和与“礼”相异的矛盾,达到“和”。《中庸》在此基础上,要求“尽合乎中”,强调“固执”,忽视变通。孟子以“权”“义”为中心范畴,强调坚持圣人之道——“义”,但要有“权”——灵活性与合理性,却忽视了差异性,难以体现诸矛盾的和谐和平衡。《荀子》以“礼义”为中心范畴,基于“性恶”强调“分”“别”,追求“兼”“一”。他强调“以分求一”、“从别到兼”,礼义统摄下的差异性的“各得其宜”,从而达到“万举不过”。《易传》的中庸观是在《荀子》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他的基本内容是:一、贯穿于“穷变通久”的“位”;二、调和于“分阴分阳”的“中”;三、警惕于“否极泰来”的“时”。由孔子、《中庸》而孟子而《荀子》而《易传》,结束了先秦儒家中庸观哲理化的历史进程。     

先秦儒家礼学思想解读

先秦时期,儒家重礼、尚礼、倡礼,孔子、孟子、苟子进一步发展、丰富了礼的内容,礼除了具有待人接物的意蕴外,还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文明制度。先秦儒家学者对礼的社会作用提出了独特的见解,认为,礼是为人做事的尺度,执政行事的准则。在当代,礼的内容和形式发生变化,但是,礼的“规则”意蕴没有变。礼,于人、于事、于国仍起到了道德规则的引导作用,具有规范世人、促进和谐的作用。     

儒家礼治思想与社会和谐

在汉代以降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上,礼治一直充当着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重要手段,发挥着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序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那些盛大的王朝更是如此。对于儒家的礼治思想,我们不应简单地视之为封建主义的东西,而应该客观地、历史地对待,努力挖掘其中的合理因素,为我们构建现代和谐社会提供历史的借鉴和传统的思想资源。一儒家主张“为国以礼”[1],把“礼”作为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这样的政治模式或政治理想可以称为“礼治”。“礼”对于治理国家具有总纲、大法的意义,这在春秋时期就已有共识。如“礼,国之纪也”;[2]“礼,王…     

性情论还是性理论?——原始儒家人性论义理形态的再审视

"情"在先秦儒家人性论中曾居于核心地位,但汉代以降的儒学发展史,却是情被贬抑和放逐的历史。本文结合新发现资料和传世文献,对情在原始儒家人性论中的地位与意义进行辨析,阐发原始儒家人性论的本义,揭示其与理学性二元论模式的差异。本文认为,原始儒家最早形成的人性论形态是以情论性的性情论,性善论和性恶论都是性情论发展演变的产物。性情论的形成以人的本源之情为根基,以性情一本和性情相应为特征,情本身具有超越意义,这与理学及现代新儒学所诠释的先秦儒家人性思想具有显著不同。儒家人性论并非是对于人性的知识论考察,而是探讨价值之根源并为工夫论提供依据,这必然与工夫论相表里。故揭示人性论与工夫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探讨儒家人性论具有独特意义。     

"仁"的起源探本

“仁”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要观念,但追究其原始内涵,则尚无精确答案。早在《说文》中,仁就有三形三义,究竟哪个是“仁”之本源字形？许慎放过了这一重大问题。但这里留下了“仁”的本源的疑难也留下了如此的线索。本文通过甲文中“尸”字,与夏商周沿习的尸祭之礼,揭示了许慎“仁”字“从尸”的原因,说明它是仁的原始正字。又从甲文中“尸”与“人”的区别,说明“从人二”绝非本源的“仁”的内涵,同时也说明了“从千心作”之仁乃是在“从尸”之仁含义上衍生之意。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仁”的原始内涵不是横向的人偶相爱。而是悼亡哀死的纵深的内在心性;“仁”的源起早自夏商西周开始,而春秋时显要的人相偶爱的“仁”是“从尸”之心性之仁脱离尸礼后的推己及人;还借“尸”、“夷”假借,探讨了尸祭之礼和心性之仁的发明者或最重视的部族可能是东夷古族。从而辨明了思想史上并存的心性之仁、爱人之仁、以仁为心性三者哪个是本源,以及它们演绎的次序等问题。明白这些。对于我们认识仁的真相和地位,对于通过礼更深切著明地把握仁、孝关系及孔子儒家的思想源泉和体系,对于理解老子思想中舍仁取慈的实质等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商鞅礼学思想研究

商鞅为变法而“观”礼。在商鞅看来 ,礼发生于变乱为治、为政天下的政治需要 ,不具有普遍或永恒价值 ;三代之礼不同 ,三代时期各个君王所用的礼亦不同 ,即是说 ,夏、商、周之礼一直在“变” ,也不具有普遍或永恒价值。对于儒家之礼 ,商鞅批判之为乱世之源。不过 ,由三代之礼反“观”商鞅之法 ,则可以看出商鞅之法有礼的印记。     

王世德教授的三个里程碑

夏日,闲坐小窗,我拜读《王世德文艺审美学文集》四卷本书稿,150万字,朝夕相亲,如饮甘泉.漫游这"美学王国",浮想联翩,想起两位哲人:一位是古代的苟子,另一位是当代的艾思奇.我觉得,王世德教授有点像苟子和艾思奇,他们三人的治学目的有相似之处,皆意在"经世致用". 苟子是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赵国人,周游列国的风云学者:他去齐国讲学,去楚国从政,北游燕国,西游秦国,谈兵议政,颇有社会影响.他是一代宗师,弟子如云,思想家韩非和政治家李斯都是他的门徒.苟子思想活跃,视野宽阔,在学术上博采众长,对诸子百家的思想既批判又吸收,成为"百家之成".他同时又是儒家的代表人物,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思想,成为儒家"集大成者".人称孔子为"圣人",孟子为"亚圣",苟子为"后圣",足见苟子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苟子趋时,不法先王而"法后王",表现出一种"古为今用"的务实精神.他把孔子的"仁",孟子的"义"发展成为"礼",而这个"礼"又与法家思想相融合.这样,苟子提倡的"礼"便具有了时代的进步性,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儒家美学思想与中国电影

中国文化中的美学精神,无论是儒家美学思想、道家美学思想,还是佛家、法家等美学思想。对包括电影在内的中国文学艺术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以“仁学”为基础的儒家美学,提倡“文以载道”,强调美与善的统一,“文质彬彬”的审美观,注重发挥文艺作品“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等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深远。从积极影响来看,它对艺术家们的电影观念、艺术追求和美学风格的最大滋养,一方面是“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的价值趋赴,以及情理统一、美善共体、内外交融的圆整叙事;另一方面,则是其原始人道主义、忧患意识、救世情怀以及救天下之溺的道义承担所撑起的积极人世精神。     

儒家关于营造和谐社会思想的内涵与启示

儒家的政治志向是治国平天下,为此,儒家非常注重营造和谐社会。儒家认为,和谐社会是公正、公平的社会,“天下为公”是实现社会公正、公平的重要前提。和谐社会是讲礼义、守秩序的社会,“礼之用,和为贵”揭示了“礼以和谐为用”的特征。和谐社会是关怀和扶助弱势群体的社会,要求给予弱者以更多的人道关怀,让弱者能够像强者一样分享文明进步、社会发展的成果。儒家关于营造和谐社会的思想智慧,对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箕踞”的思想文化解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中国历史上,箕踞作为一种身体状态,颇受主流社会和文化尤其是儒家的贬视、厌弃。通过对这一思想文化现象进行多维的深度解析,可以发现,其背后不仅隐涵着人兽之别、夷夏之辨、殷周之异等思想史问题,而且还纠结着礼与非礼、儒家与庄学的价值精神取向的对立和冲突。     

唐太宗的崇儒及其儒家政治观

儒学在魏晋南北朝跌进了衰颓的底谷,至唐又逐渐发展宏大起来,唐太宗对宏扬儒学起到了重大作用。他尊儒崇经,其政治思想主要是儒家的“仁政”学说,他推行的则是“王道”政治。然而,史学界不少论者却将唐太宗作为法家人物看待或者过分强调了他对于道、佛的推崇,这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因而,我们有必要对唐太宗的尊儒崇经及其儒家政治观作一剖析。     

先秦音乐与儒家的礼乐理想

中国古代音乐的基本理论在先秦时期已初具系统。从音律上看,先秦音乐与现代音乐或西方古代音乐不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但在音阶的选用上,人们把“五声”视为最理想的音阶,所追求的音乐意念是“和”。先秦儒家在继承周代礼乐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礼以别宜、乐以敦和”的礼乐理想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基本途径,不仅使礼乐之间的互补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还使“乐”的含义发生了深刻的转化。所谓乐,不仅指声音的和谐,更重要的是内心的愉悦,即“无声之乐”。它所强调的是个人对差别性社会规范即礼的发自内心的认同,并从生活践履中获得和乐的内在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