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的启迪 佛教中国化的根基

正佛教传入中国,可谓"中外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交流互鉴"。中外专家一般认为,在传入中国的几大宗教里,佛教不但堪称"宗教中国化的典型",且已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把东晋高僧道安视为"佛教中国化的先驱",那么,他的弘法实践、思想贡献,尤其是佛经翻译与     

河北冀州道安寺举行奠基仪式

本刊讯12月1日,为弘扬道安文化而巨资投建的道安寺,在道安大师故里河北省冀州市举行奠基仪式。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北省佛教协会会长、冀州道安寺住持净慧长老为奠基法会主法,来自全国各地的高僧大德、护法居士、佛教信众近3000人随喜法会。净慧长老开示说:佛教传入中国之始,出家人都以师父的姓氏为姓,在东晋时,道安大师改变了这一状况。道安大师说:"大师之本,莫尊释迦。"凡佛教徒应以释迦牟尼的姓氏为姓,自此,僧人便有了"释"姓。净慧长老指出:道安大师还是一位知识渊博、造诣高深的文学家,他翻译了佛经等佛教典籍,也为佛教中国化做出了很大贡献。     

广、狭“格义”与道安的佛学诠释思想

“格义”是佛教传入中国初期中国人对佛教的一种理解方法，可分为狭义“格义”与广义“格义”两种。就东晋道安的佛学诠释思想而言，他针对小乘毗昙学多涉及名相概念的“事数”而采取了狭义“格义”的解经方法，对大乘般若学的“性空假有”思想则采用了广义“格义”的诠解方法。道安通过灵活使用两种不同意义的“格义”方法，促进了小乘毗昙学和大乘般若学在中土的广泛流行，特别是他在研究方法上从狭义“格义”转换到广义“格义”,显示了中国僧人在促进印度佛教中国化和建立中国佛学理论上的努力，这为我们当代中国佛教和宗教学研究的现代性转换提供了参考。     

道安之佛经翻译及翻译思想考述

道安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佛教学者和僧团领袖。虽不通梵语,但他整理考校旧译佛经,主持并参与佛经翻译,对佛教中国化功不可没。他从亲身实践中总结出的五失本,三不易等翻译思想也为后世佛经翻译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佛经翻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考察道安对佛经翻译事业的贡献及其翻译思想。     

道安:在理论和僧团组织管理上推进佛教中国化北大核心

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位历史人物便是道安。道安(312-385)是东晋时期一位著名高僧,其一生致力于“佛教中国化”的事业,主要有两大贡献:其一,推动佛教理论上的中国化。道安本着兼容并蓄的文化精神组织整理大批佛教文献,推动了中国翻译学、目录学的发展,并于此基础上将我国本土的儒道二家学说与佛教思想相结合,推动了般若学的兴起;其二,推动佛教僧团组织管理上的中国化。     

赵朴初对新中国建设人间佛教问题的思考

赵朴初一生致力于佛教建设,在他看来,人间佛教是佛教中本有的思想,并在中国得以体现和发展。结合当代社会,赵朴初提出适应社会主义制度与契入社会主义文明来建设人间佛教的思想。他关于建设人间佛教的思想,无疑会促使人们思考:在社会主义语境下建设人间佛教如何可能?即在社会主义文化结构中,如何于社会主义核心政治理念与佛教思想之间找到契入点以建设人间佛教,并消除现代性对人性的桎梏,健全人格、和谐社会,从而丰富社会主义文化新内涵,复兴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信,这是当代人间佛教建设从"可能性"转向"现实性"的一个关键环节。     

寻觅弥天释道安的道场记(下)

另一个道安遗迹在户县凿齿村。告别长安县樊村乡道安国师寺，已是傍晚时分，我们来不及绕道奔凿齿村去。真是无巧不成书，这时忽然听说同单位阎继华先生生长在这个村落。在去凿齿村之前，我们已从他和他的老师阎文寅先生那里，了解到许多有关的细节。 凿齿村之名因东晋名士习凿齿而来。习凿齿曾在危急之时邀请道安到襄阳居住，遂与之相契。那时候，与东晋抗衡的强大政权是前秦，前秦王符坚称道安为“国之神器”，一心要把这神器搞到身边辅佐自己。他的军队攻陷襄阳后，习凿齿与道安被执送长安。符坚得此二士非常高兴，向地方政府发布浩文，…     

金乔觉的禅学思想

自佛陀在灵山拈花微笑，迦叶悟道，以心印心，禅学便开始流传于世。印度禅宗第二十八祖达摩大师东渡来华，将禅学传入中国。二祖、三祖均在中国的安徽建道场，弘扬佛法。后六祖惠能大师创顿教，给中国佛教注入新鲜血液，将佛教中国化，使中国佛教重焕生机，禅宗在中国自此大兴，禅学思想深入人间，兴盛至今。     

道安法师在佛典翻译上的贡献

道安(312—385)法师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划时代的人物。他生当中印佛教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东晋时代。公元三七九年,在我国北方割据称雄的苻秦政权攻占了襄阳。避居襄阳弘法的道安法师被送到长安。此前,道安与秦主苻坚曾经有过一段因缘:道安在襄阳时,苻坚遣使送给他外国金箔倚像、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尊(《高僧传》卷五《道安传》)。送像的年代虽不可考,但是在建元十三年(377)时,“太史奏:‘有星见于外国之分,当有圣人入辅中国,得之者昌’。坚闻西域有鸠摩罗什,襄阳有释道安,并遣求之。”(《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三十五)送像当就在此前后。后来道安到了长安,极为苻坚所尊重。《晋书·苻坚载记》上载:“[坚]游于东苑,命沙门道安同辇。权翼谏……坚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为时尊,朕举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与辇之荣,此乃朕     

道安在中国佛教史上的贡献及地位

道安在佛教东传之初,作为博学广识的佛教学者、矢志不渝的佛法弘传者以及极具感召力和凝聚力的佛教组织者,对佛教在中土的播扬和发展做出了诸多方面的重要贡献,在中土佛教的发展辙迹上深深打上了自己的思想印记.本文论列了道安之于中国佛教史的贡献和地位,指出,正是由于道安的开拓和建树,中土佛教在两晋之际才呈现一派新面貌,走上一个新时代.     

简述慧远的因果报应理论

道安曾说:“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高僧传·慧远传》)慧远继承了他老师道安的衣钵,“以大法为已任”(同上),以一生的精力从事对佛教基本理论的传播,宏扬佛法。慧远为了引导人们超脱尘世,体认本体,达到佛教的最高境界,着重宣扬了他的神不灭思想和佛教因果报应理论。其中困果报应理论是慧远佛教思想中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响的部分。     

赵朴初人间佛教的思想特征及社会实践——兼论其对当代社会发展的独特贡献

当星云大师继承太虚大师的宗旨,在台湾地区把"人间佛教"思想实践风生水起、大有可为之际,赵朴初先生也在中国大陆作出了积极地响应。由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佛教内部的情况,赵朴老"人间佛教"思想呈现出不同于星云模式的别样特征: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间佛教;基于振兴佛教的教团教育;基于大乘精神的僧众圆融;基于社会主义的完美人生;基于世界和平的人间净土。赵朴老"人间佛教"实践的特殊贡献是:在大力推进僧团自身教育的基础上,大陆佛教寺院兴盛、佛学院林立;积极促进了中外佛教之间以及与其他宗教之间的友好交往;提倡宗教信仰自由,团结教众,提高及完善众生生命境界;理顺政教关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     

王维诗画里蕴含的禅宗美学分析

王维乃唐代山水诗画艺术的集大成者,他开创了唐代文人画发展及兴盛的历史先河,同时,他将佛教禅学文化与诗歌艺术完美相结合,于诗歌文学中融入自己对于佛学禅宗思想的理解和感悟,进而形成独树一帜、字字入禅的禅境诗。这意味着中国禅宗美学思想自唐代王维起开始逐步走向完善与成熟。     

道安佛学思想及其弥勒净土信仰

道安作为中土早期佛教的一代宗师,于佛教戒定慧三学均有卓越之发明,思想宏富深厚.文章分疏、论析了道安有关戒定慧三学的理趣要旨,阐释了其由早期禅观向般若学转变的理论进路及其弥勒净土信仰之衷曲,力图突显其佛学思想及信仰之于早期中土佛理建设的胜义.     

从判教看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

正太虚面对近代社会危机及佛教自身的危机,提出了新的判教体系,并展开了"人生佛教"的新佛化运动。"人生佛教"是以他对佛法的判摄和对时机的判断为基础的,从判教思想契入能够更清晰地把握他的思想的教理基础,也更能理解"人生佛教"的时代意义。一清末至民国是一个中西古今文化相互碰撞之下,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结构解构和重构过程的开始。这个过程在民国佛教判教活动中充分表现     

佛教僧团管理的历史经验 以《敕修百丈清规》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

历史上,佛教僧团管理在凝聚僧众信仰、促进佛教健康传承发展、协调与世俗社会的关系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佛教早期,僧伽是比较松散的组织,僧团管理主要依靠佛陀说法、戒律以及师徒的联系来维系;佛教传入中国之初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从最初完全依古印度佛教的戒律,至道安提出《僧尼轨范》,由此开启了中国佛教僧团管理的新篇章。而作为佛教中国化典型体现的禅宗,其僧团管理无疑最具代表性。     

绝世贪爱·趣佛菩提——弘一大师出家因缘探微

从外在去看,中国佛教近百年来确实不像封建时代那般显赫,那般兴盛了。但若从骨子里,从内在的精神去看,中国佛教却几乎是在进行着一场脱胎换骨的变化。从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2年)算起,一千九百年间,何尝达到过近百年来对佛教如此之深刻的认识?世界范围的学术研究、思想交流、传播发展,已显示出佛教恰好在最衰微的一刻正萌发出伸向更辉煌之未来的最富生命力的种子。弘一大师是这种子中的一粒。他虽已离去五十载,然而对他的怀念与景仰却在许多人心中与日俱增。本栏发表一篇较长的文字,表示我们的敬意。     

论东晋慧远大师对中国文化的回应--以回应本土伦理责难为例

慧远大师是我国东晋时期著名的义学高僧，他为佛教的中国化作出了杰出贡献。从东晋时期本土文化对佛教的伦理责难切入，阐释当时慧远大师如何回应、吸收本土文化并在这一过程中促进佛教的中国化进程。     

牟宗三对佛学研究的两次转变及其意义

牟宗三是现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中国佛教的研究有着两次意义深远的转变,佛学最终在其思想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早年受其师熊十力的影响开始对佛教有所涉猎,但更多偏重于知识性的了解,直至一次特殊的机缘方才对佛学用力。这一转折所引发的"悲情三昧"直接影响了牟氏哲学的整体进路。《佛性与般若》这部巨著则标志着牟氏佛学思想的成熟,其中肯定了天台圆教有一特殊的"佛教式的存有论"可以对法之存在等问题作出圆满的交代。这一"存有论转变"的意义在于,牟宗三最终认识到不必亦不可用儒家之体用义、创生义去衡量佛教,而应以"不以佛教为忌"的态度正视之。牟宗三跳出了拒斥佛老的窠臼,亦由此展现了新儒学之"新"的另一面向。     

六朝私家园林与佛教

众所周知,中国私家园林的大规模出现始于六朝(主要在东晋、南朝时期)。这一园林现象的勃兴是多利,原因造成的。而其中佛教信仰则与私家园林兴盛以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联系在一起。一方面,佛教的盛行促使了私家园林的勃兴;另一方面,私家园林又促进了佛事活动更人规模的开展。这种佛教与私家园林的密切关联,还对六朝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它导致了以谢灵运为代表的"以佛对山水"的园林山水涛的形成。 一、佛教的盛行与私家园林的勃兴 佛教之所以能对私家园林的兴盛发生影响,主要在于佛学在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