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峨眉山佛教发展特点

峨眉山早期是道教尊奉的名山,后来成为普贤道场,并逐渐发展为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在峨眉山佛教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中,明代是峨眉山佛教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本文以明代峨眉山佛教最具影响力的四位著名高僧的事例为代表,分别从四个方面对明代峨眉山佛教发展的特点进行了论述。     

明代成都地区佛教研究

明代成都地区稳定的政治及经济环境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保障,所以明代成都地区佛教的发展也处于比较平稳的状态,并一直持续到明末。在明代成都地区佛教发展史上,产生了楚山绍琦这样的高僧,同时寺院庵庙的发展也比较繁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成都大邑县雾中山佛教在这个时期达到极盛,成为成都地区佛教中心之一及蜀中佛教圣地。不过,明末战乱对成都地区佛教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破坏,成都地区佛教的复兴是进入清代且社会稳定后才开始的。     

心灵的转换:明代佛教寺院僧众心中的民间信仰——以明代佛教方志为中心

明代佛教方志是研究民间信仰佛教化的一个重要资料宝库。本文通过大量明代佛教方志的记载,探讨了明代寺院供奉民间俗神的种类、空间分布,分析了明代佛教寺院僧众从内心上接受民间俗神的真正原因。明代是民间信仰与中国佛教完全融合的一个重要时段,对清代、民国以至现当代民间信仰与佛教寺院的关系都有深远的影响。     

论明代僧官制度CSSCISSCI

明代僧官制度是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的产物。僧官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系统。僧官在管理佛教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僧司衙门配合礼部做好全国的佛教管理工作。明代僧官制度与世俗官僚制度相适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明代伏牛山佛教派系考

历史上对伏牛山地区的佛教记载较散,资料较详的是在明代。当时来山修行的僧人很多,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对伏牛山的佛教进行过研究,笔者根据掌握的禅宗史料提出这时伏牛山佛教已经有了明显的禅宗派系特征,在这里传教修行的僧人,主要是元代禅宗断桥伦一支的浙江天目山高峰原妙及其弟子中峰明本一系,其中受四川禅宗无际明悟禅师一派的影响很大,早期来山的僧人大多数都是无际明悟的弟子与后人,可以说成立了无际伏牛山禅派一系。     

明代佛教政策研究

明代佛教政策的制定,是明初"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的一部分。佛教能够"阴诩王度",这是它得以在此以理学为意识形态的帝国里合法化的前提。明初诸帝对佛教虽然不乏个人兴趣,但他们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主要基于功利主义立场,着眼于国家利益,对佛教虽有支持,更多则是限制。这些政策的具体实施,成功程度不一。而其效果相互迭加、放大,严重削弱了佛教在制度、经济和思想等方面的自主性,最终对明代及此后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代北宗禅僧对唯识学的弘扬北大核心CSSCI

北宗禅发展到明代,再次出现兴盛之势。北宗禅的重兴,一方面承继着“观心看净”的传统,另一方面也不断融摄相关思想来完善自身理论,其中唯识学便是明代北宗禅僧关注的重要思想。明代北宗禅僧对唯识学的关注,一方面表现在北宗禅僧与唯识学者的交流互动;另一方面,北宗禅僧如无迹正诲、了凡乘时等,其自身便是唯识学专家。明代北宗禅僧对唯识学的关注,既与明代佛教发展的大势相契,也与应对时代命题尤其是外来宗教的冲击与责难相关。     

论明代的度僧

明代建立了完密的度僧制度:禁止妇女出家,限定家庭出身以及本人身分,限定出家年龄,考试通经,限定全国僧人总数,度牒免费发放。明初多循制度僧;中期经常违制度僧,并大量鬻牒;后期主要鬻牒。明代度僧抑制了佛教势力,有利于生产发展、社会稳定及明王朝统治的巩固;有所限制的鬻牒,部分解决了军饷、赈济;大量度僧鬻牒,对生产发展、社会稳定起阻碍作用;私度盛行,买卖、伪造度牒成风,僧官借机营私舞弊;度僧对北京治安、物价也有很大影响。对佛教来说,明代度僧造就了庞大僧团,维系着佛教表面繁盛;促进了诸宗融合,促成了赴应僧队伍专业化和壮大,推动了佛教的世俗化进程;导致佛学进一步衰微。     

明代佛教及明末四大高僧

明代佛教是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至毅宗崇祯十七年(1644)前后二百七十六年间朱明一代的佛教。自两汉之际佛教初传中土,经过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融会、激荡,隋、唐时代的繁荣与辉煌,宋代以后,佛教各宗趋于融合,佛教与传统儒道的融合日益加深,形成了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三教合一”,到明代时,佛教的发展陷入停滞,缺乏理论创新,佛教各宗派除禅宗和净土宗外基本上已徒有其名,鲜有教理显发和振兴的     

宋代新儒学中的佛、儒关系新论--以儒士佛教观之基本特征为视角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宋代儒家学者关于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佛教观),具有四大特征:本位性、实用性、隔膜性、否定性;这些特征准确地向我们传达着宋代儒家学者接受佛教、消化佛教、改造佛教、排斥佛教及其程度等方面的信息;由此推论:宋代新儒学中的佛教与儒学关系,实际上是宋代儒家学者基于复兴儒学、发展儒学的集体意志和共同需要,对佛教与儒学在新儒学中的地位、功能、份额所进行的配置;在此配置中,宋儒的佛教修养水平、佛教态度以及佛教自身的特点分别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配置所展示的佛教与儒学关系便是:形式上的"取长补短"、内容上的"同质相融"、结构上的"儒体佛用"。     

中国佛教大乘意识的萌芽与树立

一、序论：印度佛教的大乘意识 在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中,中国佛教学者不但面临着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如何转化与诠释印度佛教的问题;更是对印度佛教的继承与扬弃,表现为中国佛教最终舍弃与吸收了小乘佛教,建构了中国大乘佛教的核心体系。但是,中国佛教大乘意识的萌芽与发展,是经过南北朝佛教漫长的批判与转化,伴随着印度佛典的翻译、判教...     

“家居摩诘图中”：明代士人于慎行的涉佛与逃禅

明代中期，士人逃禅成风，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于慎行受当时社会影响及仕途经历的坎坷，亦深入到佛禅之中寻求精神支撑。于慎行在与朋友的交游中参禅悟佛，既受到当时逃禅之风的浸润，又对逃禅之风具有推动作用，可以视之为当时士人涉佛逃禅之风的缩影。于慎行对佛教的看法体现出罕见的辨证、理性、客观的态度，即在以儒家立场对佛教评判的同时，能看到佛教的济世功用价值，又能平等地对待教与禅。     

明代佛教陶瓷雕塑的美学特色

正在中华文化史上,儒释道融合在北宋时期大致成型,而到了明代以后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对于佛教而言,则表现为与世俗生活结合得更为紧密,这当然会改变对于佛教造像的审美意识。明代佛教陶瓷雕塑所呈现的美学特色就生动地反映了时代影响,表现出这种审美意识的变化。陶瓷雕塑是我国最早的传统工艺之一。据考古发现,陶瓷雕塑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就已经出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制作技术不断完善,陶瓷雕塑的审美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到明代,     

论明代僧官制度

明代僧官制度是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的产物。僧官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系统。僧官在管理佛教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僧司衙门配合礼部做好全国的佛教管理工作。明代僧官制度与世俗官僚制度相适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奥地利的佛教研究

奥地利共和国位于欧洲中部,是个内陆国家。人口近760万,绝大多数信奉天主教。 早在18世纪末,奥地利学者就因对语言(梵文、巴利文)的兴趣注意到佛教。随后一些学者出自旅游、传教、民族、民俗、宗教、哲学等方面介绍或研究的目的,相继对佛教进行了专题或综合研究。其结果逐渐呈现为南方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两大类研究,后者又分为印度佛教哲学、藏传佛教、汉地佛教三个分支。由此出现了拥有世界影响的佛教研究专家:纽曼(1865—     

明代五台山佛教史(续)

佛教宗派明代是五台山佛教的第三个兴盛时期。其表现是古刹精蓝焕然一新,佛事活动经常不断,高僧大德云集台山,讲经说法,著书立论。于是,出现了汉藏并传,显密竞秀,禅教并重,禅净双修,诸宗归一的倾象。禅宗禅宗是以禅定为主轴的一个宗派。禅定是禅和定的复合词。禅,本为“禅那”一梵文dhyawa的音译,译日思维修、静虑;定,本为三昧。     

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方立天的佛学研究及其学术贡献

方立天先生的佛学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佛教哲学的现代阐释、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佛教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其中,用当代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对佛教哲学的解读发挥了佛教文化启蒙的历史作用;对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为“佛教是文化”的论断提供了学理支撑;而佛教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作为佛教中国化研究的核心论述之一,迄今对学术界思考宗教中国化问题仍富有启发意义。方立天先生的佛学研究是当代东亚佛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论的探索构成东亚大乘佛教研究现代化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对佛教思想在现代社会应用价值的关注体现出一位佛教学者的学术洞见。     

明代易学的理学、心学与佛学进路——读林忠军教授等《明代易学史》

正明代承袭宋元,推崇程朱,将理学设为官学,确立了理学的学术主导地位。然而官学的功利性使经学研究逐步成为求取名利的手段,从而导致理学缺乏创新,积弊日深。明代心学即是对程朱理学的理论反思,意欲从人之本心良知中体认天理。佛教经历长期的演化发展,至明代已同儒道水乳交融,佛学亦是明代学术不可忽略的重要思想元素。明代易学正是在理学、心学、佛学三者互对立互融合的思想背景下形成,因此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理路与话语模式。林忠军教授及其研究团队撰著的《明代易学史》一     

论古印度主流禅修与佛教禅修的相互影响

在印度禅修理论上,现代学者多从印度主流禅修对佛教禅修的影响进行研究,认为四禅理论出自佛教之前的主流禅修。本文认为,虽然佛教禅修思想是在古印度主流禅修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某些术语及含义也借鉴了主流禅修理论,但佛教禅修理论形成后也对主流禅修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四禅结构的形成是佛教自身的创造,唯佛教独有,四无色定可能是从外面借来的。这二者的影响不仅是主流禅修对非主流佛教禅修的单向影响关系,而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     

明代南京佛寺知多少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提起历史上的南京佛寺,相信每个人都会吟诵起杜牧的这首千古名篇《江南春》。的确,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南京,南朝时各朝先后建都于此,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南京佛教盛极一时,成为全国重要的佛教中心,佛寺多达700余所,“南朝四百八十寺”为当时南京佛教、佛寺繁盛的形象说法。南朝以后,南京政治地位下降,佛教时有兴盛,断续发展,但已远不及南朝,佛寺数量大减。到了明代,南京先后作为首都和留都,政治地位提高,再次成为全国的重要佛教中心,佛寺大量修建,为南朝以后又一高峰。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