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行与承继:新西兰华工与广东家乡的传教互动

海外华人坚守"叶落归根"、"祖先崇拜"等传统观念,信仰基督教的人数并不多。遥远的新西兰淘金华工与基督教的经历,呈现了中国基督教史上特殊面相之最。淘金华工信仰基督教引发了新西兰基督教长老会的海外传教热情和拓展行动,确定华工的广东故乡作为新传教地区,逆性"回向"地开拓传教地区,成为中国基督教史上惟一一例。20世纪30年代新西兰华侨信教人数竟高达1/5强,堪称海内外华人信仰基督教比例之最。传教士与华侨之间的良好关系,为华侨得偿所愿最终留居新西兰提供了重要帮助。通过宗教,打破了新西兰华人社会的封闭和孤立状态,成为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途径。     

“福音奋兴运动”与美国对华传教事业的兴起

17世纪末至19世纪下半叶席卷欧美的基督新教"福音奋兴运动"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海外传教运动的兴起。18世纪末19世纪初,作为"福音奋兴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美国"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在新英格兰地区掀起新的宗教复兴热潮,导致诸多传教机构产生,并最终引发大规模的海外传教运动。1830年代开启的美国对华传教事业,正是此次世界基督新教大宣教运动的一个缩影。     

美部会早期在东南亚及当地华人中的传教活动

基督教传教士来华初期,受禁教政策的限制,大量活动于中国的边陲地区。经过雅裨理的考察,美部会开教于东南亚,主要包括暹罗、新加坡、爪哇岛及婆罗洲等地。美部会通过印发宗教书籍和册子、开办诊所施药治病、聚集民众宣讲福音以及开办教会学校等方式,传教于东南亚以及当地的华人移民,以期间接对中国施加基督教影响。然而,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上述传教方式均遭遇了困境,传教活动未能达到预期。鸦片战争后,美部会逐渐将传教力量转移至中国本地,其对华传教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东南亚地区是美部会乃至整个基督教团体早期对华传教的跳板和后方基地,在中国基督教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美部会针对东南亚华人移民的传教策略亦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19世纪美北长老会在粤传教活动述论

美北长老会是所有来华基督新教中一重要差会。近代以来,它在中国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本文运用中英文献档案,分别从传教、教育、医疗三个方面论述美北长老会19世纪在广东的传播与发展情况,以期更加深入地展开对教会史的研究。     

传教节话传教

每年十月的第三主日,圣教会定为传教节,目的是提醒和号召教友们认识传教的重大意义;积极行动起来,共同分担传教的光荣任务;帮助耶稣基督和圣教会,早日实现和完成荣主救人的伟大使命。现在让我们简略地谈谈以下三个问题。一、什么是传教? 根据圣教会有关文献的解释,传教是:在尚未信仰耶稣基督的民族及人群中,宣传基督福音,建立圣教会,使人信     

盖世利与英圣公会华西教区传教策略的调适(1895-1925)

本文主要探讨英国圣公会在华西教区初创期的传教策略调适。华西教区首任会督—"剑桥七杰"之一盖世利对圣公会原初"贺氏方案"的传教策略进行大胆调适,以应对时代变局。他兴办神学学校,大力培养并聘用中国教牧助手;为教区厘章建制,使之发展规范化;注重巡回布道的同时,逐步投入高等教育事工,参与华西协合大学的联合办学。正是因为盖世利对传教策略的调适,圣公会从一个巡游布道团逐渐转变为一个有高度组织系统化、有强烈合作意识的大型差会,在四川的基督教事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英国伦敦会传教厦门史略

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eiety)是英国基督教向外传教的一个差会。1844年7月,继美国归(?)教(Re-formed Church ofAmerica) 1842年2月来厦门传教后,英国伦敦会接踵而至,派遣施约翰(施敦力J.Stronach 1844-1876年在厦门、     

论美部会开辟中国传教站的背景与动因

1830年,美部会开辟了美国基督新教在中国的第一个传教站。作为美国首个派遣传教士来华的海外传教机构,美部会是中美早期文化交流的主要推动者。这一组织的旨趣根植于美国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之中:它是美国本土对印第安人传教活动的延续和发展,同时又受到了以爱德华兹、霍普金斯等宗教神学家为代表的新神学派的影响。在教会长期准备工作的基础上,经营广州同孚行的美国商人奥利芬的呼吁成为美部会派遣对华传教士的直接诱因,裨治文来华则正式拉开了美部会在华传教活动的序幕。     

从司徒雷登看传教士和传教运动

司徒雷登是近代基督教传教士的典型人物。他一生做了两件对中国社会有影响的大事,一是办教育,尤其是成功创办燕京大学,获得中美各界赞誉;二是当美国驻华大使,以失败告终。他在中国办教育、出任大使,是为了同一个目的:以基督教精神改造中国。他爱中国,但更爱美国。他努力融合中西文化,提倡基督教本色化。从司徒雷登身上,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基督教传教运动是列强对外扩张的组成部分,而传教士往往是出于宗教热情参与其中。传教士主观上是传教,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今天,在殖民体系崩溃、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依附于殖民体系的"差传"模式已成历史,取而代之的只能是相互交流和合作。     

巴黎外方传教会西藏传教区第二任主教选立波折与传教策略之转变

1862年，巴黎外方传教会西藏传教区首任主教杜多明辞任，并提名丁盛荣作为第二任主教人选。围绕丁盛荣的选立问题，巴黎外方传教会总部、罗马传信部、丁盛荣本人等各方态度不一、表现各异，以致从丁盛荣被提名为西藏代牧主教人选到其最终确定就任，前后耗时5年之久。出于对教会工作的责任感及使命感，丁盛荣最终决定赴任打箭炉，并根据当时进藏传教活动所面临的艰巨困难，对西藏传教区的传教策略进行了根本性调整。这一举措最终挽救了陷入困境的西藏传教区，奠定了此后该会在川滇藏区传教活动的基本格局，使得中西方宗教文化的交流得以在汉藏交界地带维系近百年。     

19世纪中叶巴黎外方传教会内部关于成立西藏传教会的分歧与结局

巴黎外方西藏传教会在藏区近现代涉外关系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从宗教传播的角度看,西藏传教会无疑是不成功的,因为其始终未能实现最初设定的"进驻拉萨、归化西藏"的传教目标。西藏传教会成立之初,巴黎外方传教会总会和罗马教皇"钦定"的西藏传教会筹建者——巴黎外方四川传教会主教马伯乐之间就进藏困难、路线、西藏教务归属等问题曾产生过巨大分歧并展开激烈的争论。二者的分歧和争论从某种意义上是教会内部上、下层之间矛盾的一种体现。揭示这段历史,不仅有助于厘清近代天主教藏区传教活动失败的原因,对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认识西方宗教在藏区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韩国基督教界对朝鲜传教的历程和方式研究

自韩朝分治之后,源于对共产主义、朝鲜社会制度的否定和对朝鲜宗教政策的不满,韩国基督教界随即开始通过对朝传教进行自我主张的表达。其传教理论主要历经北进统一论、对话型传教论、吸收型统一论与共存型社会福祉传教论4个阶段,通过广播传教、建立专门针对对朝鲜的传教组织、气球传教、脱北者传教及经第三国传教等手段,至今为止已达70年之久。总的来说,韩国基督教界的对朝传教不仅无视朝鲜的宗教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朝鲜半岛局势走向的不稳定因素。     

晚清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广西民族山区传教活动述论

本文在查阅相关中外文献史料和多次实地田野的基础上,以几个典型的少数民族堂点为中心,梳理了晚清时期巴黎外方传教士在桂西民族山区、桂中大瑶山区及桂南十万大山等三个广西民族山区的传播历史与现状,并分析其传教特点及由此形成的地处边远而文化多元的"山区教会"。     

当代国际传教运动研究的“四个跨越”

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在全世界范围迅速增长,各种跨国宗教运动和现象风起云涌,其中国际传教运动的突飞猛进尤为引人注目,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宗教布局,而且对人们关于传教运动的传统看法和理论范式形成了具有颠覆性的挑战。本文主要针对当前国际传教运动的发展趋势和国内学界对传教运动尤其是基督教传教运动研究的现状,提出"国际视野、当代关怀"以及实现"四个跨越"的研究设想,以对全球宗教复兴作更加全面的学术回应。     

晚清时期法国天主教对华传教政策述评

鸦片战争前,1723年清朝政府曾经颁布禁止外国人在华传教和中国人信教的“禁教令”,在此后一百多年期间,仅有极少数的外国传教士在华秘密传教。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1844年法国利用《中法黄埔条约》,强迫清政府废止“禁教令”,使得外国的对华传教活动便由秘密转为公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同时向罗马教廷和清朝政府施压,顺利地从葡萄牙手中夺取了“保护”各国在华传教利益的特权(史称“保教权”)。19世纪末,因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法国又不得不放弃它的所谓“保教权”。     

不能把传教与文化侵略等同起来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唐振常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说:讲西学传播,讲上海文化的发展,不能不讲到传教士。我不赞成把传教与文化侵略等同起来。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我们公认他是友好使者,西方传教士来华,怎么就成为文化侵略了呢?当然,时代不一样,背景不一样,传教士中确有侵略分子,但不能一概而论地说传教就是文化侵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上海史室主任熊月之说:在19世纪,传教士事实     

试论利玛窦的传教方式

本文认为明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借助伦理哲学和自然科学传教的方式深受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代精神的影响，利玛窦首先在非基督教文明中找到中西方共同的人文价值，以此为传播天主教打下基础。利玛窦及其后继者通过交友和理性论辩等途径，使一部分中国士大夫皈依了天主教。在利玛窦的传教方式中，手段与目的之间达到统一与和谐。     

1917年前俄国东正教传教团在华开立学堂考略

俄国传教团在华办学经历了近百年历史。从1822年至19世纪末,传教团仅限于在北京城及周边农村开立学堂,招收对象主要是雅克萨战役俄俘后裔和贫苦家庭子弟。庚子之变之后,为扩大在中国的宗教影响,进而达到文化侵略的目的,传教团开始将办学范围扩展至直隶、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及浙江等省。然而受各种条件制约,俄人所办学堂大多规模偏小,存在时间不长,在人才培养上也少有建树。     

美国传教士在云南的传教历程及其影响

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早期带来的积极社会影响与其形成的负面形象同步而行,在西南边疆的云南省亦是如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传教士已进入云南传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随着美国势力的深度介入,美国传教士在云南的活动更加活跃,成为推动云南基督教发展的主要力量。纵观不同历史时期,美国传教士在滇传教活动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传教伊始聚居在边境沿线,然后逐渐向内扩展,同时加强在省会昆明的活动。在1950年之前,美国传教士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滇西、滇西北等地,最终与其他国家传教士"二分天下",这一格局至今仍有较为明显的影响。     

19世纪新教传教运动的环境与其特点

本文试图运用当代基督教传教学的重要理论来分析19世纪新教传教运动,在对博施等人提出的传教学理论作一简要介绍后,又依照这些理论来分析孕育这场传教运动的社会文化环境及其对新教传教思想的影响,最后探讨了这些影响造成的传教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