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用"范式下的近现代伦理启蒙

“体”和“用”是中国哲学特有的范畴。“体”、“用”对举而形成一种思维范式,具有包括伦理在内的多重理论内涵。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如何处理伦理传统与西学的关系是一个无可回避的根本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体用范式风行一时,相继表现为三种主要的理论形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精神为体,文化为用”,从而成为伦理启蒙、思想进步的重要载体与理论工具。     

老问题,新境界——读《“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

20世纪中国学术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冲击的产物 ,对西学的回应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的主要特征。结果是今天我们早已习惯了用西方现代学术的范畴和标准来衡量一切学术 ,特别是中国古代学术。但是对于这一时期中国学术在西学冲击下的回应方式 ,迄今为止还很少有人对之做过真正清醒、严肃的反思。它的上述特征 ,以及时下流行的所谓中学与西学的比较 ,都包含着一个共同的假定 ,即假定了中学与西学属于同类性质的学问 ,其中最突出的现象是认为存在着“中国形态的哲学”这样一个事实 ,并以此为准进行“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所谓比较。方朝晖…     

“中体西用”论的三种形态

当人们运用“体用”范畴说明中西文化的关系时,多是在主、辅、本、末的涵义上一使用的。“中体西用”即是以中学为主、为本,以西学为辅、为末之意。人们一般把中体西用作为一个普遍的理论框架,用来指谓那些推崇中国哲学文化、主张以中学为主导融会西学的理论学说。但事实上,正如中国古代的使用范畴是处在不断发展、演变中一样,近代以来“中体”与“西用”的具体涵义也不断发生变化。中国近代以来的中体西用论至少可区分为三个阶段或三种类型:一是社会政治层次上的中体西用论。它是中体     

漫说“西体中用”

一百多年来,“西学”东渐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三个时期,由学习西方科学到接受西方进步观念,都是“中体西用”的发展,至“五四”提出“全盘西化”口号,进行新文化启蒙。然而,“中体西用”的演化,并不能改变“中学”的核心。作者新释“体”,认为“体”是社会存在。不论“中学”“西学”都不能为“体”。如果不改变社会存在的本体,则一切“西学”——包括先进的西学如马克思主义,都有被中国原有社会的存在这个体——封建小生产经济基础及其上的种种“中学”吞掉之可能。在把现代“西学”全面了解、介绍、输入、引进过程中,在判断、选择、修正和改造中使之适应和运用于中国的各种实际情况和实践活动中,即是“中用”。把“西体”“用”到中国,是一个艰难的创造性的历史进程。在今天的文化问题讨论中,重要的仍是历史具体的科学分析。首先注意社会存在“本体”的区别,以此为前提,清醒地吸取前现代化中的某些因素,即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实用理性、道德主义等等,作为走出一条中国化的现代化道路的充分和必要条件。     

欧阳竞无的三重四种体用观

欧阳竟无在《唯识抉择谈·抉择体用谈用义》中给出三重四种体用观。第一重“粗言”体用，第二重“细别”体用，第三重“以相明体用”；其中第二重又区别“体中”与“用中”，提出两种体用观：这样就有四种体用观。其中，第一种照应了中国传统体用理论框架；第二种将“体用”与“唯识”联系起来；第三种“种子为体，现行为用”是欧阳的创见；但最能代表欧阳思想精神的是第三重也即第四种体用观，因为在这里欧阳其实已经扬弃了体用概念于“相”的思想中。正是出于对“相”的重视，欧阳不但越出，而且批判传统体用观，拒绝一往而谈“体用”。     

晚清时期执权居士创制“心理(学)”一词的考察

据史料表明, 中国人执权居士于1872年在《申报》上首创了学科名称“心理(学)”一词, 这要早于日本学者西周1875年公开使用“心理学”一词。本文判定晚清的持平叟、执权居士、持平子、持平居士、公道老人均系同一人, 即朱逢甲。朱逢甲饱读经书, 国学底蕴深厚, 并在襄助传教士办报纸过程中接触到了西学, 具有了现代学科意识。1871年, 他在讨论中国传统相术时, 曾在心理学意义上使用过“心之理与事”一词, 为其创制“心理(学)”一词奠定了基础。中学与西学的交融与碰撞是朱逢甲创制“心理学”这一学科名称的时代与文化背景。尽管“心理(学)”一词首先由中国知识分子创制, 但因西学在中国晚清时期发展的延缓和曲折, 故没有像日本学者西周使用“心理学”一词之后在日本学界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孙中山与融汇中西文化思想初探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上,每个民族都创造了自己光辉的文化遗产,中华民族文化在其发展长河中,每一历史阶段无不包含着延续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伴随着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第二次冲击(第一次是汉唐佛学的冲击影响),形成了“西学对中学”的论争。然而,西学同中学虽有矛盾之一面,但也有互相影响、吸     

华严宗与禅宗“体用”观之管窥

在佛教思想体系中,华严宗与禅宗的理论反映了较高的中国化思想,其中将中国哲学的“体用”范畴引入到中国佛教宗派思想之中。就学理而言,“体用”被作为基本范畴之一,对各宗派的哲学理论及修持理论建构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各派思想体系中,又凸显出不同的特色。     

论清末的文化转型

清末的文化转型,是指中国文化由传统型向近代型的转变。这种转变,确切地说,始于本世纪初。它表现为：突破以体用为中西文化定位的“中体西用”论的文化模式,而欲建构一种以西学为主导的“会通中西”的新的文化模式。这标志着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西文化论争的进一步深化,已由浅层次向深层次发展。本文的论述将从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切入,着重探讨这一时期文化转型的性质、特点。一、中西体用之争考察本世纪初的文化转型,必须从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说起,因为它是本世纪初文化转型的重要转折点。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是中日甲午战后高涨…     

论中国古代儒家哲学的价值取向

儒家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门派 ,其内容博大精深 ,影响广泛而久远 ,其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可归纳为“内圣外王之道”。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阐释在古代和近代有所不同 ,涉及内修与外用、中学与西学等关系。“内圣外王”作为价值观 ,其本体论依据为天人关系论中的“天道”或“人道”本体论 ,其认识论依据为内在超越思路和“知行合一”观念。     

南北朝佛教“体用”观念的树立

中国哲学“体用”观念的树立，起始于六世纪初的南朝佛教撰述。梁武帝、沈绩与宝亮等佛教思想家在形神论语境中缔造了这一哲学范畴。而在北朝佛教地论学派的撰述中，体用观念整体上带有明显的修道论色彩。梁武帝与沈绩以“体”为中心，以“用”为附庸，体用之间无所谓平等。但是，在地论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法上所撰《十地论义疏》中，体用与本末一样，指向不同的修道位次，体用平等关系由此浮现。法上更在缘起论语境中开出体用说的存在论意义。南北朝佛教体用观念的树立，为体用成为中国哲学的关键性范畴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于“西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都说现在有股“国学热”;相比之下,西学不如国学那样热,人们对“西学”的概念还很生疏,误解更多。比如,望文生义地认为西学就是西方人的学问,想当然地把西学的传播等同于“西化”,简单化地把西学的主流概括为“西方话语霸权”,如此等等。这些糊涂认识已经并且正在阻碍中国学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为此,有必要对“西学”概念作理性的分析,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西学研究面临的几个理论问题。一、西学是现代中国学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西学”的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它最先是指在西方产生并传播到中国的学说。最早的西学应该是印度的佛学,但佛…     

邵雍体用论的渊源、特色与定位

体用论在邵雍哲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邵雍思想的特色所在。邵雍的体用论与哲学史上常见的内与外、基础与表现意义上的体用论颇有不同,代表了另外一种较为陌生的思想传统。此种体用论的直接来源是邵雍之父邵古的声音之学,体用概念是邵雍对声音之学特有的全用概念所作的哲学抽象。其更为久远的渊源则是发端于汉末曹魏之际的“形质论”的体用论传统。此种传统重在分析物理,与在佛教影响下形成的重在分析性理、空理与天理的“本体论”的体用论传统恰相对立。邵雍“观物”的哲学宗旨,与其“形质论”的取向内在相关。     

朱子《太极解义》中的“体用”观念

朱子在《太极解义》中分别以太极之“用所以行”“体所以立”释“阳动”“阴静”,使得“体用”观念构成了朱子《太极图》宇宙观建构的重要线索。“体用”与“阴阳”的关联可追溯至以形质为“体”、功用为“用”的“形质论”传统，而朱子进一步借助张咏“公事有阴阳”之论，将与“阴”“阳”相应的“体”“用”之意涵普遍性把握为“已定”之确定性与“未定”之可能性。通过这一普遍内涵，朱子在《太极图》诠释中统合了“阴阳体用”与“理气体用”两种范畴下的“体用”观念，由此将“阳动”“阴静”分别阐释为太极作为形上“所当然”之理内在禀具的确定性之“体”(“必然”)与可能性之“用”(“能然”)两方面要素在形下气化层面相继不已的实现环节，推进了古代哲学关于阴阳统一性问题的思考。     

“本”“体”变奏：理学思维转型及其哲学史意义

魏晋以前中国本土哲学以“本末”思维为主要致思路径,这在解决“经验的存在之先”问题上简洁有效,但有难以克服的理论困难。对此,玄学与佛教都做了许多探索,“体用”思维逐渐确立起来,对超越之“体”的追问代替了对经验之“本”的探寻。不过,佛教“体用论”因其非实在性而与世间、人伦难以兼容,这给理学留下了继续探索的空间。宋代早期理学家集中展现了思维转型的理论自觉,其“体用”之“体”,一方面较“本末”之“本”更具超越性,另一方面又较佛教之“体”更具实在性,一种既超越又实在的“体用”思维逐渐形成。早期理学家各具特色的思维转型的努力是理学得以产生的核心动力,也促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第一次大型范式转换。     

从“经世致用”到“中体西用”——张之洞对传统儒学的调适和锢蔽

经世思潮在晚清兴起的积极意义自不待言 ,但不能爱屋及乌 ,忽视其负面影响。本文通过分析张之洞从“经世致用”到“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发展变化后认为 ,经世思想具有双重性 ,既蕴含着走向近代化的可能 ,有利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又承纳着卫护封建道统的本然 ,严守“中学为体” ,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障碍     

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

在中国,当今有所谓“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之争,“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节略语,流行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张之洞被认为是“最乐道之”的著名代表人物。这种观念一百多年流行不绝,至今仍支配着海峡两岸不少中国人的思想。“西体中用”的积极主张者是李泽厚。他提出此论的目的,据说是为了同“中体西用”论和“全盘西化”论刺激性地相对立。     

《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教友(续)

破旧必须立新。英敛之极力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同时也热心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他在创刊号《大公报序》中开宗明义就说:“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这就是说,针对当时那种国破民奴、封建专制主义乌云笼罩全国的严重局面,他们办这个报,同戊戌维新时期一样,仍然要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学术思想,对“我同胞”进行反封建的思想启蒙工作。二十世纪初,清政府内部新党和旧党的矛盾很尖锐,在文化思想方面,今与古、“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之争也很激烈。对于这些问题,英敛之在该报创刊后第十天,就用三天时间,连载一篇长文,《主客平议》,申述了他们的观点。     

天主教与明末士大夫(二)

论到中西融合,明末士大夫需要面临一个关键问题,即中学西学,孰先孰后？比较有代表性的主张为西学中源说。     

熊十力哲学的明心论

<正> 熊十力哲学是五四以来传统色彩最为浓重的一个体系,尽管他在实质上也受到近代西方哲学的刺激与影响,但其体系从思想资料到思想方向都显示出与中国传统哲学(包括佛教)的直接联系。因而,在研究熊十力哲学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进一步彰显出这种联系,还要由此入手,澄清他对传统究竟做了何种适应现代的调整与转化,从而了解现代新儒家之为“新”的某些特质。在熊十力的哲学中,体用论与明心论构成了这一体系的主要部分。体用论以“体用不二”(?)宗,建立了一个有特色的哲学的宇宙论。明心论则以“本习之辨”为中心,他自称之为“哲学的心理学”。就体用论与明心论的关系说,前者是后者的宇宙论基础,后者是前者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