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话题与20世纪几种哲学传统

20世纪有几个大的哲学传统,根据冯·赖特的看法,这包括分析哲学、解释学、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赖特,第29-31页)但是,如果站在一个更为中观的立场上,我们也应该把解构论算作一大哲学传统。由于篇幅限制,在讨论上述几种传统中的翻译话题时,我只能将重点放在有限的几个人身上:伽达默尔、德里达、维特根斯坦、奎因、弗洛姆以及福柯。一、解释学“解释学”(hermeneutics)一词的起源与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赫尔默斯(Hermes)有关。赫尔默斯是来往于人神之间的信使,负责将神的旨意传递到人间。由于神和人说的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所以在传…     

狄尔泰与现代解释学

在西方解释学的发展过程中,狄尔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不仅充分认识到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而且把解释学由单纯的文本研究扩展到对现实世界中的人(Mensch)的研究,创造了所谓“生命解释学”(d ie Hermeneutik des Lebens)。狄尔泰因此不仅赋予了解释学以方法论的意义,而且还承认解释学就是哲学的过程,从而使解释学具有了认识论的意义。正是在狄尔泰的努力下,解释学才由传统解释学进展到当代的伽达默尔的所谓哲学解释学。一作为施莱尔马赫的再传弟子,狄尔泰的哲学生涯开始于施莱尔马赫研究。还是在读书期间,他撰写…     

解释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新维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运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对它进行研究,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们责无旁贷的义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问题。当然,这里所说的“理解”,是哲学解释学意义上的理解,包含“解释”、“理解”和“应用”。因此,不讨论理解和解释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探讨就难以从学理上得到深入。本文试图借助于哲学解释学的重要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蕴涵的理解和解释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分析哲学和解释学的融合趋向

“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哲学主题 ,反映了不同的哲学情绪 ,长期以来这两种哲学形态处于相互对峙的状态 ,它们在“对抗”和“排斥”中展现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不同风格。但从上个世纪中叶以来 ,这两个哲学流派从僵持走向了沟通和对话 ,分析哲学开始吸取解释学的思想 ,解释学也接受了分析哲学的方法 ,二者交叉和融合的趋向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在各自的最新发展中。一、分析哲学的新近发展特征当代分析哲学发展的明显特征之一 ,就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在走向衰落。分析哲学最初表现为以维也纳学派为核心的逻…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象的量和质--一种解释学视野的探讨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象 ,既要作认识论研究 ,又要作解释学研究。在解释学视野里 ,要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量和质 :“量”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范围 ,“质”是指此范围内的文本是绝对具有、还是相对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著作、马克思本人的全部著作不能绝对地、确定无疑地认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论施特劳斯的解释学视域

施特劳斯的思想依托在对经典作品的解释之上,也提出了一套自己的解释学原则和方法,相对于流行的哲学解释学而言,可称为经典解释学。这种解释学的前提或出发点就在于哲学与政治、政治哲学和政治神学的永恒冲突,由此而提出了矛盾方法、文学形式和深度观察等解释学的新视域。在这种新视域中,才有可能“确如过去思想家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他们”,从而真正地学会聆听。     

训诂、解释与文化传承

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看,“训诂”被看做后人继承前人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由于历代统治者出于自身需要而提供大力支持,“训诂学”在中国文化史上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之一,尽管近代以后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日渐衰落。在西方思想史上,解释学也是一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科,早在中世纪就有了关于圣经典籍的解释学,到了近代有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解释学,到了现代又有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我们今天把训诂学与解释学放到一起讨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哲学解释学的深刻影响,促使我们对自己文化解释的反思。我们首先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训诂与解释有着…     

“本体论”译名辨正

英语的“ontology”一词在我国迄今多译为“本体论”。近些年来,我国哲学界开展了有关“本体论”问题的讨论,它涉及到哲学的根本问题。但是,所谓“本体论”到底应包括哪些含义,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不仅国内,而且国外哲学界也众说纷纭。因而《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直截了当地说:“本体论”一词“在西方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中分别具有     

游戏与对话──解释学哲学的原型

游戏与对话─解释学哲学的原型季桂保日常生活中的游戏一般指的是消遣行为或娱乐活动,游戏是游戏者的主观行为或意向活动。而解释学所指的“游戏”则具有不同的含义。伽达默尔明确地把“游戏”确定为“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在真正的游戏活动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游戏活动者的意志和愿望,而是游戏本身的目的和要求。如此,解释学关于游戏的思考就从游戏的主观反思转变为对游戏本身的存在方式的思考。游戏现象学所揭示的是艺术真理,它所展示的游戏已超出了艺术经验的范围,因而普遍适用于解释学哲学所涉及的全部真理领域,游戏乃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基本职能,以致于缺乏这种因素的文化是不可想像的。游戏作为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成为包括历史经验和哲学经验在内的解释学理解的原型。游戏同时又是一种交往活动。解释学所探讨的理解根本而言就是一种作为交往活动的游戏,这种理解活动和交往活动本质上也就是人类的“对话”活动。同游戏一样,在真实的对话流动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对话者自我控制的个体意志,而是对话所指向的“共同论题”,这种“共同论题”最终促成了对话双方的相互交流。对话的“共戏”“共在”和“对谈”的结构要求对话者相互依赖、相互尊重,以开放的态度倾听对方所言。由此,从伽达     

解释学——当代资产阶级哲学的组成部分

如果生命哲学和实证主义所代表的是这样一些哲学基本流派:它们作为资产阶级内部相互制约和相互排斥的对立物,决定着所有其他的流派,那么,解释学(Die Hermeneutik)从它的根源上来讲,可视为生命哲学的一个因素。尽管解释学的正确性一再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怀疑,但是,解释学的认识已经开始流行。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对它的〕这种怀疑表明,随着发展的延续,〔解释学〕同〔其他哲学〕流派的平等关系成了问题。尽管人们在解释学的名义下所否定的是启蒙的理性,但是,正象生命哲学的思想和实证主义的思想在晚期资产阶级的哲学思维中不断地构成一个统一体那样,解释学也时常同“科学的东西”构成一个共     

解释学

一、从1966到1976年,是解释学尤其是“哲学解释学”内部急剧发展的十年,是它同当代各种思想流派对话、进行活跃的“解释的论战”的十年。我们可以用P.利科尔在《论解释》一书(1965)中的一句话,即“语言的问题和原文(或译为本文——译者)解释的问题已经变为当代思想的十字路口”,来说明这整个十年的情况。除了传统的解释学、神学的解释学和H.-G.加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以外,其他思想运动也一一涌现了出来——例如结构主义、符号学、拉康的以语言为中心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福柯以及对尼采的研究。后面这些研究的发展使国际上认为法国在语言理论和原文解释理论方面是大步前进的研究中心。当然,有     

“理解”研究在苏联哲学中的兴起

近10—15年来,哲学解释学(释义学)在西方风靡一时,在西方哲学和社会各流派中,它几乎成了压倒一切的、最有影响的一个流派。这种情况引起苏联哲学界的密切关注。近年来哲学解释学已经成为苏联哲学界研究和批判的重点对象之一,而解释学的一个重要范畴“理解’则已成为苏联哲学界进行正面探讨的理论课题。苏联哲学界对解释学、哲学解释学和“理解”问题的关注起始于70年代初。到了70年代中期,一些主要哲学刊物发表这方面的文章逐渐多起来,有关的专著也陆续出版。80年代以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出发对“理解”的哲学理论问题进行正面、专题研究的著作已经出版了7—8本之多。     

加达默尔的解释学和对传统的理解

R.E.帕尔默在他著的《解释学》一书中写道:“当然,现代神学的论著中也常用解释学一词(hermeneutics),不过一般拼法是没有‘s’而是‘hermeneutic’”。《简编牛津字典》把“解释学”定义为“解释的、尤其是对圣经解释的艺术或科学。一般是把它和注释或举例说明区别开来的。”《天主教百科全书》(1910)卷七写得更明确:“习惯上解释学仅仅指圣经的注释的科学,即仅仅指收集正确解释圣经所应遵循的种种规则的学问。所以,注释与解释学,正如语言与语法、推理与逻辑,其关系是一样的。”很明显,这些定义说明,解释学研究解释的方法而不研究解释本身。然而加达默尔的解释学却与此正相     

解释学概述

解释学是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欧美各国逐渐流行的一种哲学。它主要是从存在主义和现象学中衍生出来的,而在某种程度上又融合了当代西方两大哲学潮流即欧洲大陆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的特点。解释学正在渗透到文学,历史、社会学、宗教等理论研究中去,不断扩展其彰响。解释学Hermeneutics 一词,源自古希腊神话中一位天性机敏、善解宙斯旨意的信使之神赫尔姆斯(Hermes)。古典解释学原指一门注疏,诠释圣经等典籍的学问。早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中,法拉西乌斯(M·Flacius)等人重新诠释圣经,为确立新教提供理论依据,建     

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一次对话

1981年4月,在巴黎歌德学院举行了“本文与解释”的专题讨论会。出席者中既有德国当代解释学宗师伽达默尔,又有法国后结构主义解构学派巨擘德里达。由于当代在世的哲学大家(尤其是分析哲学以外的哲学家)进行真正学术意义上的面对面“交锋”似乎还是一个不成文的禁忌;由于解释学和解构哲学已成为西方在分析哲学之后影响日渐扩大的两门“显学”;由于这两支同源于欧洲大陆哲学传统而又俨然成为对立的潮流在许多立场上既迥然有别,又相互纠缠,人们对这两位哲学家的第一次学术“对话”怀有特殊的期望和兴趣。伽达默尔在会上作的长篇演讲中,将法国当代哲学思潮称作对自己的“真正挑战”,他提出了与德里达针锋相对的海德格尔解读,并声称德里达将解释学置诸形而上学范畴之下其实是一个错误,哲学解释学并不依赖于任何“出场(现时)的哲学”。德里达在后来的讨论中,则对伽达默尔视为理解之先决条件的立场(即每一对话的参与者都怀有乐于理解对方发言的“善良意志”)并提出质疑,坚持自己对解释学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批评,并阐述了解构哲学的独特主张。德里达的质询与伽达默尔的答复围绕解释与本文问题上双方的一系列对立如理解——非理解、内在——外在、连续——中断、真理——非真理等而展开。问题还不仅仅在于对话的内容,同时也在于这一形式本身就是一个关于对话、理解与解释的复杂个案,它同样给了我们许多与理解和主体间交流有关的提示,譬如最根本的,一种分别出自解构和解释学立场的真正相互交流是否可能。所以,诚如有的西方学者所指出的,这次对话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已说出的那些方面,还在于那些未曾说出的和未曾发生的方面。大标题为译者所加。     

从表达问题看默会知识

自从M.波兰尼于1958年提出“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的术语以来,围绕这个概念已经产生大量的文献,并汇聚了不同的哲学传统,如现象学传统、解释学传统、后期维特根斯坦传统和波兰尼传统。默会知识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哲学意蕴,可以在多维的理论视野中加以考察。但是,正如“默会”(tacit)这个词所表明的那样,这类知识首先牵涉到的是与     

《德国哲学解释学专辑》编辑说明

为了向读者比较集中比较系统地提供现代外国哲学思潮的资料,本刊计划不定期地编辑一些哲学专辑。这一期的《德国哲学解释学专辑》,就是这一计划的一次尝试。解释学是近三十年来西方哲学(如语言哲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等)及历史学、美学、文艺理论诸领域中颇为流行的人文思潮,近年来已引起我国研究者较大兴趣。由于解释学涉及多种学科领域,流派甚多,内容庞杂,在本专辑中,我们决定将介绍的范围限于德国哲学解释学。这样,本辑将既不介绍文学解释学、宗教解释学和艺术解释学这样一些十分重要的解释学领域,也不介绍法国的哲学解释学。     

哲学解释学的伦理学之维——伽达默尔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善”观念的解读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观念》是伽达默尔继《真理与方法》之后的第二部 杰作。它通过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善”观念的分析,着重阐释了柏拉图在这个问题上 的前后关联以及与亚里士多德的一致性,强调二人即便有差异,也不是根本性的,他们一起 构成了西方实践哲学传统的伟大开端。伽达默尔这一解释立足于一个新的起点,那就是超越 当代德国的新康德派、耶格尔派的立场,包括海德格尔的挑战,同时也是在更高层次上回到 黑格尔之前的西方传统。它以柏拉图的《斐莱布篇》为重心,上挂下联,揭示了善本身以及 以它为中心的实践哲学与本体论的统一。伽达默尔解释学对普遍性的追求最终在古代实践哲 学中 找到了根据,同时它也反映出当代西方解释学的伦理学转型所依靠的重要资源。这部著作的 完成,使得伽达默尔“解释学就是实践哲学”的著名论断真正落到了实处,解释学的普遍性 得到了彻底的实现,在这里存在哲学与实践哲学、哲学解释学与哲学伦理学达到了统一。     

现代诠释学及其重建之我见——《现代释义学原理及其合理重建》质疑

众所周知,解释学在西方可谓源远流长,从古希腊经中世纪直至近现代,经过若干发展阶段,终于演进为现代西方哲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流派。而在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发展演变及其研究中,也存在理解和解释问题,比如有的论者就注意到了中国的“释经传统”与西方解释学的异同,“释经传统”与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关系问题。鉴于这个问题对于哲学研究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性,本刊陆续刊登了一些有关解释学的介绍与研究的论文,并于1990年第1期开辟了“关于理解和解释问题的探讨”的专栏。为了把这一研究提到新的水平,需要我们运用科学历史观结合中西文化的研究对之作出更深入的探讨。为此,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是:如何把解释学发展中提出的问题转化为我们正面研究的对象,对这些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其中有诸多课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例如:现代解释学提出的所谓“解释循环”、“时间间距”“合理成见”、“理解与解释的本体论、方法论”等等实质上都是些什么性质的问题;如何科学地解决理解和解释中的客观性与主体能动性的关系问题;一定时代人们的理解和解释同他们的社会生活实践有怎样的联系;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西方解释学和中国古代“释经传统”的比较研究;怎样使包括现代解释学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各流派的研究从以介绍为主尽快转向改造和创新,等等。显然,这些问题都带有跨学科的性质;因而,加强哲学内部各分支学科之间、哲学与其他相关科学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加强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联盟,对于推动有关方面的研究乃至整个哲学事业的发展,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了。     

什么是“解释学循环”

“解释学循环”的概念有相当长的历史,这个历史与作为一般认识理论的解释学本身的形成和发展紧密相关。需要解释神话中的形象,只是晚一些时候,才是需要解释古老的经文和历史性文件,刺激了对解释的特有的原则与方法的各种探索。后来这些原则和方法,其中包括“解释学循环”的原则,事实上为一切研究解释学分析的人所利用。但是作为哲学解释学的主要的方法论概念的“解释学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