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佛孝道观的歧异

以报恩为理论根基,佛教孝道始终保持着自己宗教伦理的基本特色,从而在孝道内涵、孝道境界以及行孝方式上与儒家孝道发生了歧异.总体上看,佛教孝道的慈悲、平等精神,与儒家孝道对尊卑上下等级秩序的追求形成鲜明对比,佛教孝道浓厚的出世、宗教色彩,也与儒家孝道世俗、人间的面貌大相径庭,并由此而成为对儒家孝道的重要补充.     

儒家孝道伦理与超越性问题——重思马克斯·韦伯关于儒家孝道的论述

韦伯以为孝道是中华文明中一切德行的源头,是作为家产官僚制中国的统治阶层——儒士阶层的身份伦理或官僚哲学.由于韦伯祛除了儒家孝道的“孝天”维度而专注于孝亲,并且不能看到孝与仁的一体关联,所以孝道被降格为缺乏形而上学与超越性支撑的习俗伦理,这使得孝道伦理成了基于传统主义的对世界的被动适应,缺乏支配与转化世界的动能.以基督教一神教为背景,韦伯认为,儒家天命不废百神因而不能脱离巫术,不能达成自身的合理化;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的“爱的秩序”无法超出世内之人的常情,转而将现实世界视为所有可能世界中最美好的一个,以至于丧失改造动能;而基督教则能从超越性的普遍之爱出发,将现世与超世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最大化,从而内含改造现实世界的动能.韦伯对儒家孝道伦理的论述是从现代性的西方文明起源的问题意识出发,而在西方文明的他者中寻求旁证,因而儒家孝道不能得到如其所是的理解.     

儒家孝道观的形成与演变

儒家孝道观是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最大的文化特质。同时,孝道观也 有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在夏、商、周三代,孝亲之心表现为传统宗教中的祖先崇拜观念,发 挥着维系宗族团结、协调人际关系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对传统宗教中的 孝道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使其从一种虔诚礼敬的宗教伦理变成了一种对家族生活反思的人生哲 学;从宗教祭祀活动变成了深入社会的家庭规范。秦汉以后,封建统治者夸大了孝道的引申意义 ──“以孝治天下”,使之变成了一种国家政治哲学,一方面掩盖了阶级国家的实质,另一方面也歪 曲了孝道伦理的本身意义。在现代公民社会里,家庭仍然发挥着“抚幼养老”的社会职能。因而, 儒家的孝道观复归其本来意义,仍然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     

论儒家的孝道学派——兼论儒家孝道派与孝治派的区别

在儒家的各种伦理学说中,对中国民众影响最为深广的莫过于孝的理论。儒家关于孝道的理论是由孝道派来完成的。孝道派以曾子为始祖,但孝道派的真正代表人物不是作为孔子弟子的曾子,而是被曾子的弟子乐正子春等人所改扮过的曾子。乐正子春才是儒家孝道派的代表人物。在孝道派之后成书的《孝经》是孝治派的代表作,孝道派与孝治派是有重大区别的不同学派。     

道教孝道观刍议

道教将出世解脱与入世修行相结合,具有重视现实伦理的特点。道教孝道观总体上吸收借鉴儒家孝道伦理,既有善事父母的基本要求也由孝推忠,将孝道泛化。但因道教宗教目标与儒家入世理想的差异,道教孝道观又有自身一些特征,主要体现为将宗教目标贯注于养亲荣亲的孝道内涵中、将孝道发展为保养身心的修炼操作技术以及在孝道观中推尊母亲的地位三个方面。     

佛教与儒家在女性观上的相互影响与融合

佛教传人中国能得以流传,并融入华夏传统文化,而最终跻身于中国文化的重要行列,经历了一个极为复杂的交流和融会过程.其女性观也必然深受中土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时代变迁的影响,特别是与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女性观经历了相互影响与融合的过程.     

由孝人佛:印光大师佛教教育方法论浅析

在近代中国佛教教育中,印光大师注重对佛教与孝道关系的阐释,发展了由孝入佛的佛教教育方法。印光大师的佛教教育方法既是对历代祖师大德融合儒家孝道与佛教教育思想的继承,也是对当时佛教复兴运动的积极响应。印光大师由孝入佛的佛教教育方法论对于近代中国佛教界探索佛教教育和自身发展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论藕益智旭的儒佛会通思想

藕益智旭是晚明时期的四大高僧之一,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智旭的佛学思想体现出明显的圆融各家各派特色,对佛教与儒学的会通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心性论的会通,对儒学心性论中的许多范畴和命题都作了佛学化的诠释;二是修养论的会通,他继承了前人以佛教之五戒来解释儒家之五常的思想,并提出五戒高于五常;三是孝道观的会通,他统一了世间孝与出世间孝,并进一步将儒家的孝和佛教的戒与慈结合起来.智旭的儒佛会通思想不仅使得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契合高度,而且也表明晚明佛教摆脱衰落困境、走向复兴的迫切要求.     

儒家"内在超越"对当代中国人的意义

儒家以其特有的超越理念昭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儒家的"内在超越"有两个基本要素与市场经济的精神生活方式的转变相适应:一是"在世超越",二是责任意识.儒家的超越观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思想资源.     

仪式·文学·戏剧——《西游记》故事与目连救母渊源新证

《西游记》故事与宗教仪式的关联一直是学界研究热点。位于两广交界之地的南渡镇仪式剧《枉府西游》重构了学界对《西游记》故事与宗教仪式关系的研究思路。与以往学界认为《西游记》故事发源于原始傩仪等宗教仪式以及唐宋时期巫支祁水神崇拜等观点不同,南渡镇《枉府西游》仪式剧的形成表明:西游故事与明代成型的目连救母佛教度亡仪式剧具有更密切的渊源。从宗教仪式到仪式剧再到小说戏剧,目连救母故事演变为西游故事,故事载体和面貌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是"唐僧"而不是"孙悟空"构成这一故事演变的主轴。     

论大足孝道石刻在佛教中国化中的作用

大足佛教石刻中的传统儒家孝道内容,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体现。佛教传入中土以来,对于传统儒家的种种攻击,采取了曲折自卫、逐步演化的过程。这个演化的过程,也就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佛教中国化的最终完成,即是以孝道为载体的。理论以唐代的《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和宋代契嵩的《孝论》的出炉为标志,而实践层面则要首推大足石刻造像对孝道的形象、生动的阐发。大足石刻对孝道思想形象的刻划,对佛教的中国化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徽州传统建筑雕饰中的儒家观念

徽州雕饰作为徽州传统工艺的优秀代表,它根植于徽州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历史背景,其丰富多样的装饰题材已不仅仅是作为徽州传统建筑的一种附属装饰,更是当时一定社会意识、思想观念、审美风尚及文化内蕴的物化呈现。而有"东南邹鲁"之称的徽州,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儒家的一些思想观念渗透到徽州文化之中,并对徽州建筑的装饰题材亦产生了直接的导向作用。因此,通过徽州建筑雕饰的题材内容来探析其背后所蕴含的孝道观、入仕观以及忠义观等儒家观念。     

佛教空观的理论发展--从原始佛教"空"观到中观般若学空观

原始佛教"空"观作为一种认识论,建立在缘起论基础之上,服务于解脱论.部派佛教思想开始出现由"空"向"有"的转变,呈现出实体化趋势.中观学派继承和发展了缘起理论,提出色空不二的思想,将佛教空观发展到新的高度.     

明教契嵩与儒家四书

北宋高僧明教契嵩对儒家四书极为重视,透露出在理学酝酿和兴起之际儒佛关系的某些新动向。契嵩著《中庸解》五篇,将“中庸”解释为一种崇高的道德品格、一种高妙的人生境界,着重探讨了中庸与礼及人性的关系。契嵩研读儒家的经典和义理,主要是为了辅助佛教的弘扬和传播,从而促使儒家的学者理解和信仰佛教。其以儒家四书辅助佛教的思想特色在《辅教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为了反驳那些以韩愈为首的排佛学者,契嵩著《非韩子》三十篇,大量引用四书的话,对韩愈的名作“排佛论”进行了驳斥。契嵩的博学和智慧为佛教争得了一定的思想空间。其广引四书,对儒家四书学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佛教对儒家道统观的影响——以韩愈和朱熹为中心

在佛教传入以前,儒家道统观本以"治"或"外王"为主,但注重"内圣"的佛教传入后,在其挑战与影响之下,儒家道统观转向"教"或"内圣"层面。韩愈的道统观是这一转向开端的标志。对于韩愈的道统观,学界多讨论其一线单传之传道形式源自佛教禅宗还是天台宗。不过,佛教所促成的上述转向才是更为根本的影响。沿着"教"或"内圣"的向度,朱熹的道统观进一步深入,以"十六字心传"作为道统观的主要内容,并以"存天理,灭人欲"对其予以诠释,最终在佛教的挑战之下,基本上挺立起儒家的主体性。     

也论方东美哲学思想的儒家精神--兼答蒋国保先生

本文认为方东美的哲学思想起点与目标是庄子的"寥天一"这一最高的境界,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方东美对儒家和道家的价值理想的异同做了比较,指出儒家的价值是相对的人文价值,道家的价值是绝对的,是宇宙间最高的价值.本文的主要篇幅分析了方东美所谓原始儒家的含义,指出方氏以<尚书>和<周易>来讲原始儒家缺乏史料的根据,是对原始儒家精神的一种误解或曲解,他以自己心目中的儒家精神置换了历史中的原始儒家精神.所以把方氏视为当代新儒家当然是对一种误解的误解.     

儒家孝文化的现代审视

儒家孝文化的现代审视钟克钊今天在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如何对待儒家的孝文化或孝道,是一个重要问题。本文拟从历史上的孝理和孝行谈起,而后谈谈今天如何对待孝文化。＿儒家孝理或孝论儒家讲孝不仅有相当严格甚至繁琐的孝礼或孝规）而且还有一套理论。孝理是由简易的...     

塑成作为伦理主体的父母与子女——勒维纳斯与儒家的孝道和父道

在勒维纳斯的哲学规划中,繁衍为主体打开了一种开放性的时间。在这种时间中,自我通过父道和孝道,让自身在亲子关系中成为面对他者的伦理主体。勒维纳斯对亲子关系的这种论述与儒家的慈孝存在共通之处,且能为儒家的亲子观念给出某种合理性证明。不过,由于勒维纳斯将亲子关系的重心放在为他人的伦理责任之上,他的父道和孝道观念又能为儒家的亲子伦理提供一些另类的补充说明。     

胡慧超与唐代"孝道"

本文结合"孝道"在唐代的发展情况,就胡慧超对"孝道"发展的贡献进行了探讨.作者以为:隋及唐初由许逊族裔把持的西山游帷观之衰微并不意味着许逊崇拜"已到了生死关头",因为胡慧超等非许氏族裔的"孝道"成员并未放弃对许逊崇拜的推动,而是利用其实力和影响将许逊崇拜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具体而言,胡氏的贡献有如下几点:一是复兴了西山游帷观这一"孝道"的活动中心;二是促使许逊的形象朝着一教之祖大大迈进;三是为"孝道"在唐代获得官方的承认创造了条件;四是在"孝道"中开创了一种重视以文传教的风气;五是培养出了一些著名的"孝道"弟子.     

汉初儒家对原始儒学的综合与拓展

以陆贾、贾谊、韩婴为代表的汉初儒家,在行仁义、尚礼治及重人为的天人观方面,是一本孔子而综合了孟、荀的思想。但汉初儒学不是对原始儒学的简单复制,而是根据当时社会实践的选择和思想界多元并存的情况进行了拓展,从而表现出行仁义而不废“道术”、尚礼治而不废法治、重人为而不废“天人感应”的思想庞杂的特点。汉初儒家是从原始儒家到汉代新儒家的过渡环节,它既推动了汉代的思想融合,又为董仲舒重铸儒学做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