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抄书而成长起来的佛学巨匠

魏晋时期正是般若学兴起的时期,佛教界内部曾出现了专门解释般若思想的“六家七宗”的几个学派。佛教的般若学还和玄学相互融摄,相玛影响,推动了社会思潮向前发展。魏晋时期的佛教已经涉及了整个社会各个层面,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无不受其影响。特别是中国北方后赵王石勒、石虎、后秦王姚兴等人崇佛尤甚,佛教正是在统治阶级的支持下,得以迅速发展。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勃兴,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活动日益频繁,大量天竺僧、西域僧     

儒道边界的内在性与流动性——魏晋时期“经玄”关系之辨证性研究

玄学究竟为附着于经学抑或与其对立,是魏晋经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在魏晋时期,经学与玄学之间的边界是"内在性"的而非"外在性"的,其界限是"流动"的而非"停滞"的,显现儒道两家在思想上具有"相互否定""相互依存""相互融合"之特点,两者的差异性最后统一在广义的"经学"中,因此,玄学是经学发展到魏晋时期的一个环节和阶段。儒道两家在魏晋时期的"对立"和"界限"本身就是内在于经学之中的,两者的人为隔离在此时被打破,并重新被融合与汇通。     

我国佛教的三大语系

正中国是世界上佛教体系最为完整的国家之一,佛教在我国分为三大语系,分别为:汉传佛教(汉语系佛教)、藏传佛教(藏语系佛教)和南传佛教(巴利语系佛教)。汉传佛教:佛教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内地。东汉末年,主要由西域来的佛教经典被译成汉文,同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和宗教观念相结合,并开始向全国传播。魏晋时期,佛教般若学与玄学贵     

论谢赫“六法论”在中国美术理论中的影响

"六法论"是从中国古代魏晋时期玄学中发展出来的对古代绘画的品评理论,是中国绘画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形成的。它提出了一个初步完备的绘画体系框架,为之后美术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人在品评中虽然有不同见解,但大体离不开六法的范围。     

魏晋玄学对老庄“道”的革新

魏晋玄学之所以被称为"新道家",是因为它对老、庄道家思想的继承和革新。这种革新的具体表现是:王弼、何晏,特别是王弼以其"无"本论对老子"道"的抽象性、普遍性的革新;裴颁以其"有"本论对老子"道"的具体性、特殊性的革新;而作为玄学思想发展之终结者和集成者的郭象以其"独化"论对老庄"道"的"有—无"性内在结构的发掘和革新。经魏晋时期的玄学家们对老庄"道"的继承和革新,先秦道家思想在魏晋时代发挥出了新的作用,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格义佛教与佛教中国化的探讨

<正>格义佛教是魏晋佛教中国化过渡时期的重要阐释学方法论。印度佛教为了扎根中土,必须迎合老庄玄学思想进行依附传播,便逐渐与儒家名教妥协。竺法雅的格义是把佛教玄学化,如引用老庄、易经的概念进行比较,拟配外书,在很大程度上使印度佛教名相带上了中国文化的色彩,其中容纳了中国传统思想和思辨方法。     

般若学对西晋玄学的影响

般若学对西晋玄学的影响王晓毅在西晋思想发展史上，玄学思潮对佛教般若学的兴起具有决定性作用。那么这一时期的佛教对玄学是否存在着某种反作用呢？由于学术界的研究多集中在玄、佛深入交流的东晋时期，故对这个问题涉及较少。学术思潮之间的影响永远是双向的。尽管佛教...     

《栖云真人盘山语录》中的重玄思辨

一、重玄学的概念重玄学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内容,尤其是道教义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玄学兴起于南北朝梁陈时期,到隋唐达到繁荣。重玄学以阐发"重玄之道"为特征。所谓"重玄之道",来源于《道德经》首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本际”考论

"本际"词源为古代印度与原始佛教同时代的外道思想流派解释世界本源的哲学范畴。"本际"虽在汉译佛典中也间有使用,但在大乘经典中,才被赋予形上学的内涵,逐渐突出其"本体"色彩。"本际"又曾经是道教与中国佛教哲学的范畴之一。道教学者借"本际"一词的多义性,探讨"道体"与"道性"的本体之究竟和本源之起始,诠释"道"与"自然"在重玄学语境中的内涵和外延;"本际"范畴的定义,经历了由相似本体论向道性论和心性论的逻辑发展,这也是李荣的"本际义"与《本际经》及《宝藏论》的哲学诠释路径。《宗镜录》的"本际义"是佛教如来藏思想与道教重玄学"本际"理论相互借鉴、吸收的成果,代表了中国佛教宋代以后的思想发展趋向。     

略论佛教三论宗对隋唐道教重玄学的影响

隋唐时期,儒佛道三教仍然保持着各自独立发展的态势,但它们彼此在思维方式、思想要素、语词概念等方面的交流和融摄,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从外在功能上的互补转到内在思想上的融通,这种由外到内的转变,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儒佛道三教各以自身心性为基本趋向的大融合。在此一背景下,文章探讨了佛教三论宗对隋唐道教重玄学的深刻影响——无论是在语词概念的运用上,还是在思想的论说上——吉藏大师之后,佛教三论宗几无新的发展,而浸润三论的隋唐道教重玄学似可看作三论发展的又一面相。     

佛教自然观在魏晋的影响初探

自成体系的佛教自然观魏晋时对中国传统自然观产生影响 ;四大五蕴说为部分人接受 ;般若学与玄学自然观交融产生了本无、即色、心无等不同观点。     

魏晋玄学养生初探

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一种哲学思潮。魏晋玄学提出,人的活动与人类社会活动应当顺应人的自然本性。这一理论倾向正好与传统的道家养生思想合拍,从而形成了魏晋时期的“玄学养生”。魏晋玄学养生经历了“正始玄学”、“竹林玄学”、“西晋玄学”、“东晋玄学”四个阶段,各阶段的代表人物分别为王弼、嵇康、郭象、张湛。魏晋玄学养生的核心理论是重视人的精神修养,推崇静着之道,这与玄学所主张的“以无为本”,鼓吹虚无寂静、动中求静,企图在纷乱的社会中明哲保身的鼓个思想体系是相一致的。此外,他们对养生学中的关于人的气化理论已有初步涉及,并提出了“返相归真”的修炼原则和“性命学说”,这对后世气功养生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启示和直接的推动作用。     

“道家重玄学”刍议

本文针对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重玄”思潮的各种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上以重玄思辨发挥老庄学的重玄学术思潮,可以界定为“道家重玄学”。它的真正宗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庄子。道体重玄论是对魏晋玄学术体论的深化和超越。道性自然论,推进了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念和对道的本质特性的理论认识。修心复性论,对唐代后期和五代以后内丹学理论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源。重玄境界论,实质上是对当时人们所遇到的宇宙人生问题提供了一种解答方案。道家重玄学自觉地并富有创造性地适应了当时作为时代思潮的心性之学,并与隋唐佛教心性论一起成为宋代儒学产生的重要资源。     

玄学本末、有无之辨对文学本源、本质论的影响

玄学是魏晋时期兴起的一种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哲学思潮。汉末品评人物的“清谈”,到魏晋发展为辨名析理的“清谈”,通过对有无、本末、才性、言意等抽象议题的论辩,把儒、道两家思想糅合起来,铸造了一套以本末、有无之辨为核心内容的思辨哲学体系,这就是当时被称为“新学”的玄学。玄学摆脱了两汉经学的繁琐形式,抛弃了两汉经学的庸俗内容,把“自然”与“名教”统一起来,给当时的思想领域带来一片生机,于是便很快地取得了支配的地位。     

论佛道义理之差异与相互融摄

汉末及魏晋时期,由于社会纷乱、民族斗争激烈、国土分裂,儒家名教纲常之学的独尊地位已呈现衰颓之势。佛教传入中国,初则依附黄老之词而立足中土,继则积极融摄道家之学及玄学,而逐渐形成有浓厚中国文化色彩的中国佛教;道教承方仙道及黄老之学发动,继而融摄道家、阴阳五行家及谶纬之学而成为具有中国传统宗法宗教观念及传统文化特色的宗教。与此同时,佛教、道教的教团组织也已相当庞大,宗教影响也已十分广泛,中国社会,出现三教鼎立的局势。佛教、道教在经籍义理体系、教团声势、社会影响均有很大扩展的情势下,各为进～步扩展声势…     

南北朝道教重玄学初探

一、重玄学思想之渊源南北朝时期重玄学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由于大量士族文人加盟道坛,并运用重玄的思维方式注疏老庄,希望在提升道教理论品位的同时,建构道教圆融的经教体系;另一方面是由于佛道之争的需要,使得道教不得不自觉地加强自身教义理论建设,以期与善于精思析理的佛教     

从“秀骨清像”到“面短而艳” 南朝对佛教造像艺术中国化的影响

<正>南北朝前期，受玄学思想和“魏晋风度”审美观的影响，佛教造像形成了“秀骨清像”的样式。南北朝后期，社会文化强调儒家思想和礼乐教化，佛教造像艺术相应地呈现为“面短而艳”的样式，为隋唐时期佛教造像艺术中国化的完成奠定了基础。一据范晔《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东汉永平八年（65），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佛教最初被视为神仙黄老方术，佛像自然也被视作神仙，其形制特点并不明显。     

孔子音乐思想在阮籍、嵇康身上的延伸及其影响

<正> 人所共知,魏晋时期哲学思想的总体特征是玄学的盛行与儒、道、释三家的鼎立。孔子的思想在当时仍有着很大影响,但它表现为一种怎样的形态呢?怎样透过盛行的玄学之风,看清儒家思想的不息潜流呢?我们认为,孔子音乐思想中所强调的真诚自然的精神,得到了魏晋名士阮籍、嵇康二人的继承,并成为他们最深层的思想基础;同时,正是这一思想基础,导致了他们的复杂人格及矛盾思想。对这些问题做一探讨,有助于我们弄清魏晋时期哲学思想的纷争实质。     

魏晋伦理思潮对服饰风尚的影响

魏晋时期是我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里,玄学兴起,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明教进行了强烈的质疑和批判.受伦理思潮的流变影响,服饰礼仪在一定范围内开始出现不合名教礼制的反叛和个性化发展.研究魏晋时期的服饰风尚,可以使我们从服饰和伦理两个层面把握传统文化,为当前服饰时尚审美提供理论指导和借鉴参考.     

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画的“自觉”

魏晋时期伴随着儒学的衰退,玄学的兴起及士人在自然山水间谈玄论道、怡情悦性的超然生活方式的选择,人们对于自然山水美的认识有了极大提升,进一步发现了自然山川外在形质之美和人自身审美情感的丰富性,促进了山水画的"自觉",为后世山水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