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帛《五行》新探——兼论《五行》在思想史中的地位

《五行》篇中“形于内”的“德之行”与“不形于内”的“行”实际是一种双重道德律 ,它与郭店简其它篇目中的“仁内义外”说表达的是一个意思 ,这是理解《五行》思想的关键 ;《五行》突出“圣”、“智”之论 ,表现出道德实践中的二元论倾向 ;《五行》前半部分主要谈“形于内”的“德之行” ,后半部分谈“不形于内”的“行” ;《五行》对以后的孟、荀均产生影响 ;根据《五行》的思想和特点 ,将其看作《子思》的作品可能较合适     

德行内外——以简帛《五行》篇为中心

本文主要针对简帛《五行》篇中的论述,探讨德的内外之分及内外的关联。《五行》开篇即区分了"德之行"与"行",以此强调了德的内在向度的重要性。该篇还同时指出,"德之行"呈现于内的正是以情感为代表的各种内心活动。而《五行》经、说有关慎独思想的讨论,进一步阐发了德的内在情感与外在行为之间的关系。内心的情感因素被规定为外在行为所以然的依据。《五行》篇强调不能一味地追求德行或仪式的外在形式,同时也并没有排斥或贬低外在的形式,而只是强调不应过度关注外在仪节。     

试论楚简《五行》篇的"德之行"

“德之行”是思孟“五行”学说的基础。通过对“德”义发展史的考查,本文认为“德之行”是子思对早期儒家“德行”观的一个突破,而孟苟思想的差异体现了儒者在“行”和“德之行”这两种“德”观念上的不同选择。“德之行”的提出,为儒家开出了新命题新方向,它提升了儒家的伦理规范,是儒家伦理宗教化的开端。     

略论郭店楚简《五行》思想

郭店楚简《五行》首先对“五行”一词进行了更内在的分析与理解,认为仁、义、礼、智、圣五行,形于内则谓之德之行,未形于内则谓之行。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德,天道也;善,人道也。二者所适用的范围与所成就的境界是不同的。而如何为善,如何成德,如何集大成以成君子？简书认为仁、义、礼、智、圣五行是与心之用紧密不可分的。所以为善成德,乃在于涵摄四行、五行之心自体的和乐一同。这也就是所谓“为一”、“慎独”的工夫。君子成己亦成人,涵德兼善而集其大成。此外,《五行》还比较突出了圣智的全体作用,认为是仁义礼乐之本源。     

楚简《五行》心灵哲学分析

郭店简《五行》论述仁、义、礼、智、圣等五种德目来源及其关系,它与"金木水火土"为代表的"五行"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仁义礼智圣"是指人的品德修养的五个方面和两个层次。仁义礼智是人道的层次,圣是天道的层次。由物质性的"金木水火土"向精神性的"仁义礼智圣"转变,偏向于心性论,也有心灵哲学的思想颗粒,如内存于心理的德性如何转化为行为,还有如何成圣的问题,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的心灵哲学。郭店简《五行》是以"思心"为基础,以"心"为门槛将"五行"划分为"德之行"和"行"。《五行》强调人在感官、理智不能触及到的深层生命上下功夫,将意识转化为五行或五种"德之行",强调"德之行"与"行"并重,超越"仁义礼智"四行层次进而进入到"圣"的高度,才能成为圣人。     

孔、孟所论“圣人”异同考

孔子心目中的"圣人"要求德、位兼备,而在孟子那里则更加注重于对德的要求。孟子所论"圣人"与孔子有所不同,可以说是孟子因应了从"犹秉周礼"至"杀人盈城"这一现实的形势、因应了"距杨墨"这一思想层面的形势以及为更加便于教化等因素影响而造成的。于孔子、孟子之间,从郭店楚简《五行》篇"德之行"五与"行"四等论述看,其中就已有了突出"圣"之德性的趋势。     

论子夏之学及其在后世的影响与流变

子夏之学基本特征是:在现实上表现为求成效的事务主义,在学术上表现为穷经的章句之学。这种特征可用小人儒名之而与君子儒相对,君子儒盖指"内及于性,外达于天"之儒,为思孟学派之特质,得孔子之道的正宗者。孔子之后,能绍述之者乃曾子,其后的子思与孟子俱依此而弘教。子夏与曾子并为孔子后期开坛授徒之弟子,但子夏德行存养上的"弱"使子夏之学沦为了小人儒,故其"内不能及于性,外不能达于道",而形上之道缺焉。子夏之儒的事务主义在后世为荀卿所继承,其流变为法家;而其章句之学在汉代则流为家法传经。二者俱远离孔子之道的真精神。     

孔子与子思思想的几点比较

由于郭店楚简的出土，使得孔子与孟子思想之间的发展脉络逐渐清晰起来，而郭店竹简中的《五行》篇可以被认为是子思或其弟子的作品，因此，通过对《论语》和《五行》篇的比较可以看出子思对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的发展与变革。一，从“近取譬”到条理化。孔子不追求建立一个模式化的理论体系来阐发其思想，而是相当的灵活，比如《论语》对于“仁”的解释就是多种多样的。因此，他经常采用“近取譬”的方式来表达他的观点。而到子思所处的战国时代，个人著述成为风尚，理论水平也有所提高，因此，孔子提出的许多伦理观点日渐条理化，《五行》…     

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

郭店楚简１０种儒家的著述可分为３类：第一类是孔子之作，它们是《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尊德义》。第二类是孔子弟子之作，它们是《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六德》、《性自命出》。其中《忠信之道》是子张之作，《性自命出》是子游之作，《成之闻之》、《六德》可能是县成之作。第三类是《子思子》，为子思及其弟子所作，它们是《缁衣》篇，《五行》篇、《鲁穆公问子思》。简文主流，当出于子游、子思学派。     

孔子“人性”思想的生成敞开进路

孔子思想的原点是其人性论,它蕴含存在论意义的"性相近"、生存论意义的"习相远"和实践论意义的人性重塑。孔子努力于后者,创建起以"持礼成乐"为生活目的,以"以仁入礼"为基本进路,以"博学内省"和"敬德修业"为内外双修原则和以"齐""治"为践行方式的道德人性论。孔子之人性论思想为后世开辟出多种可能性:《中庸》以此为出发点,为后世开出致思人性的形上学先风;告子从生生、本能、自律入手弘扬了孔子的天赋人性观;孟子和荀子则发展了孔子实践论意义上的道德人性论思想,分别创建起性本善和性本恶理论,为血缘宗法政治之可以德治和必须德治提供了截然不同的人性依据。     

“色”与“礼”的关系——《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五行》、《孟子·告子下》之比较

《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五行》、《孟子.告子下》均有关于“色”和“礼”的论述。《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五行》两者相同,有讨论“色”(情、欲)和“礼”(外在规范)关系的问题意识,也有“礼”来自于情欲,是对情欲之调节或引导的表述,《孟子.告子下》则不讨论这些问题。对情欲和礼之关系的认识,《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五行》的思想倾向更接近《荀子》。用诗来改变人的情性之观念,《孔子诗论》和《毛诗序》一脉相承。     

再论"五行"与"聖智"

思孟五行与乐有密切的关系.<史记·乐书>不仅保留了思孟五行,而且以汉代五行图式,凸显"聖"德的地位."聖"居中,含容"仁义礼智",君位,宫音,土德,具有包容、为主、统合、生生的意蕴.<荀子>、<中庸>,特别是<孟子>与<孟子字义疏证>中有不少关于"聪明聖智"与"天德之知"的材料.戴震的发挥,深得思孟五行的个中三昧.与"聪明"相联的"聖智"是一种"神明"、"天德",是对"天道"的体悟或神契,是体验、接近超越层的"天德之知".切不可从知识论的视域,特别是主客对待的认识论的角度去理解思孟五行.思孟五行是具有终极信仰的、以天道观为背景的"天人聖智五行观",蕴含着深刻的道德形上学的思想,其枢纽是"聖智".     

先秦儒家礼学“内向化”的三次转向

先秦儒家以礼乐著称于世。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崩坏的只是原有的制度层面,礼乐的思想层面却在这场大动荡中不断得到反思和继承。礼学也由此实现了从强调外在伦理规范到注重内在生命信仰的转向,即礼由最初关注自然天命的神、鬼的祭祀,转而关注人世、人心;进而在礼学的思想层面挖掘了"仁———情———心"作为内在源泉和动力,具有深刻的生命意识与浓郁的道德追求,这种变化可称为"内向化"。藉由郭店简、上博简等新出文献的面世,孔子("克己复礼")、子思("礼形于内")、孟子("辞让之心")这三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在礼学"内向化"发展进程中贡献最大。     

近代学术视野中的子思研究(下)

三子思思想的特质:“诚”及其他郭沫若在同一文章中将《尚书》中的《洪范》、《尧典》、《皋陶谟》、《禹贡》诸篇作为思孟学派的作品,多少有些陈义过于宽泛。不过,他是从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考虑问题的。由五行到“诚”涉及到了子思思想的核心内容,而并非考据家单纯的“五行”的追索。近代对子思思想的义理层面的研究也可以追溯到康有为和章太炎。出于其经学立场,康有为之思孟论述是今文经学的路数,因此有许多托古改制和微言大义的因素。他在《中庸注》中说:“天下之为道术多矣,而折衷于孔子;孔子之道大矣,荡荡如天,民难名之,唯圣孙子思,…     

子思与《易》关系新证

子思与《易》有关。对易学"卜筮"知识、《周易》古经和《易传》,子思都学习而熟知。更值得注意的是,子思作《易》,其著作即帛书《衷》篇。在孔子之后的先秦儒家"中道"思想传承中,子思最能体会"中道"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故一方面从形而上层面阐发"中道",而作《中庸》;另一方面在孔子所开创的经学易学上,凸显孔子所"观"、所新诠的易学"中道",专门辑录孔子有关"中道"的论述,而作《衷》篇。子思在先秦儒家易学传承中应有重要的地位。     

历史危机、人生信念与实践抉择——儒家性善论的发生学分析

性善论是儒家人伦文明的精神标志,但它既不是一种理论逻辑的推论,也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思想主张或所谓应然追求。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它是殷周以来中国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之继起探索与人文追求的一种历史结晶。在这一过程中,首先是周公的"以德配天"并以制礼作乐的方式完成对殷商以来传统天命观的人伦落实,使中国文化彻底告别了外在信仰的形态,走上了以人伦文明落实天命信仰的道路。继起的孔子,又以个体之士的身份深叩礼乐之源,通过视听言动之内在性统一,将德性文化与礼乐文明凝结为一种君子人格及其人生信仰。到了子思与孟子,则一方面以"天命谓之性"明确肯定了人性的天命根源,同时又通过实践生活中的"大体"与"小体"之辨,将"天之所予"的道德善性直接落实于君子的日用常行之中,从而完成了对儒家人伦文明的一种信仰凝结与精神奠基。     

《五行》、《中庸》差异论北大核心CSSCISSCI

《五行》、《中庸》皆为子思所作。对于《中庸》,司马迁明确指出：“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的这种看法得到比较普遍的承认,如东汉郑玄说：“名曰《中庸》者,……孔子之孙子思假作之。”     

论荀子对思孟学派的批判

荀子对思孟学派的批判主要围绕两个方面:第一,对思孟学派的"法先王"思想进行批判。荀子不仅提出"法后王",也主张"法先王",并认为"先王之道"与"后王之道"是相同的,而其主要内容是礼乐制度。思孟学派主张"法先王",主要内容是效法先王的"禅让"与"仁政",因此受到荀子的激烈批判。第二,对"思孟五行"进行批判。"思孟五行"具体所指,历来众说不一,新出土的简帛材料揭示了思孟五行的内容。战国初期的子思比类原始五行思想创建了关于人的德行的"五行"说,这在荀子看来是"无类";又因早期《五行》没有解、说,因此被荀子批判为"无解"、"无说"。荀子对思孟学派的批判,是儒学在发展过程中依时代不同不断调整的结果,同时也促进了儒家学说的不断完善。     

儒学形而上系统的最初建构--《五行》所展示的儒学形而上体系

郭简<五行>篇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主要对其对儒学形而上体系之建构作出理解和诠释,着重通过对<五行>篇的内在结构的分析,阐明<五行>所建立的儒学形而上体系的内部结构,说明和论证此体系正是儒学的"一以贯之"的内在结构和形而上体系,<五行>的思想是思孟之间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的过渡环节,它继承孔子以来儒学的内在精神,使儒学的形而上体系得以明晰,并为孟子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从而推动了儒学的进一步发展.通过<五行>"形于内"和"不形于内"的分析,对天人合一也作出新的理解.     

从简帛佚籍《五行》谈到《大学》

最近发表的荆门郭店楚简中有儒家著作《五行》经文,可与长沙马王堆帛书的《五行》相对勘。帛书《五行》有经有传（或称说）,其体例和现存于《礼记》中的《大学》非常近似。《大学》文字中有错简、脱简,注家特别是宋人曾加整理研究,指出其经本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从传文明记曾子,又不是引文看,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与《大学》对比,《五行》的传记有世子之名,世子即世硕,系孔门七十子弟子,所以《五行》传文是世子之意而门人记之,至于《五行》经文应当更早,参考《荀子·非十二子》,当即子思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