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历史哲学的形成和发展

本文对《公羊传》别树一帜的“三世说”历史哲学及其戏剧性命运,进行了历史的考察。认为:《春秋经》中寄托着孔子政治理想、寓含褒贬的“大义”,是公羊历史哲学的源头。《公羊传》则形成了一套具有政治性、交易性、可比附性特点的“三世说”。西汉董仲舒加以发展,并与政治相结合,使公羊学大显于时。东汉末何休对公羊家法作了总结,将三世说与“据乱——升平——太平”的社会发展阶段论相结合。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魏源对公羊历史哲学进行了革命性改造,为它注入了近代的内容,戊戌维新时期,公羊学与资产阶级思想相结合,成为维新派的理论纲领,而且是近代文化界接受西方进化论的内在基础。     

论康有为对人伦的否定

取消家庭,是康有为思想体系中一个非常核心的要点。虽然康有为仍然认为现实社会中的家族制度非常重要,但在他总体的理论体系中,家庭都不是必须存在的,当时中国之所以还需要家庭,仅仅是因为尚未进入太平世。本文从"人为天生"的哲学观和"公羊三世说"的历史观入手,着重讨论了康有为在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上持有的观点,认为这样一种思想体系与传统儒学大异其趣,但却代表着现代汇通中西思想最重要的一个尝试。     

从经学视角看康有为的人性理论

康有为从汉代《春秋》学尤其是董仲舒之学中汲取了思想资源,建立起一套关于人性的气学论说。与此同时,他又援入西洋新知来丰富这一理论。然而,康有为对"人性"概念的理解,对"仁"的内涵的阐释,都与传统儒学发生了极大差异。重新认识康有为的人性理论,既有助于分辨康氏思想与传统儒学的关系,也为理解他的"三世说"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     

从治公羊学到奉“衣带诏”：重审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康有为方案”

康有为在学术和政治舞台上活跃的时代,也是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进入实质阶段的时代。"康有为方案"新酒旧装,其历史进化论、变法改制、制度设计等思想资源以及治学方法,皆沿袭了董仲舒以降的公羊学学脉。"康有为方案"主张"同为国民,务合一之",反对排满革命;"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坚持君主立宪;"析疆增吏,废省强道",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并重;既引进西学,又倡立孔教,以统一国民精神。评价康有为奉"衣带诏"行为,不能脱离其公羊学的学术背景。     

“人为天生”:康有为大同思想的根基

大同思想的来源和基础是康有为思想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认为,为了追寻理想的文明形态,康有为发掘出儒家传统的"人为天生"说和天人维度,作为构建大同文明的根本原则。他将天人维度中的价值原则发挥至极,消解了人类生活的伦理政治维度,构建起独立、平等、君子的大同世界。"人为天生"学说是理解三世说与《大同书》的关键。     

公羊“三统”说与何休“《春秋》王鲁”论

“三统说”与“三世说”一样，都是《公羊》学派观察与解释历史演变以及动因的基本理论内容，属于《公羊》学派历史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公羊》家通过它来说明历史上各个朝代兴衰更替的内在关系，描述社会嬗递的逻辑脉络以及具体表现，为人们理解纷繁复杂的历史变易现象...     

康有为《论语》观析论

晚清今文经学家极为重视《论语》,致力于贯通公羊学与《论语》,以申发《论语》蕴含的微言大义。康有为继承了这一传统,在《论语注》中以孔子改制及三世说阐释《论语》,康有为以刘歆与曾子为两大对话系统,极力清除二者对《论语》施加的影响,以还原孔子思想的原貌。康有为将《论语》视作受到刘歆伪经影响的曾子之学,乃抑《论语》之经为曾子一家之学。     

公羊“三世说”的演进过程及其思想意义

作为公羊学的核心思想之一,"三世说"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与"充实"的过程。其初,"三世说"仅仅意味着一种关于《春秋》历史的世代划分方式和记事方法的理论。在《公羊传》看来,"讳尊隆恩"与"辟害容身"是《春秋》"书法"的两个最主要特征。进而,何休创造性地将"内外之辨"融入"三世说",赋予后者以拨乱反正之新义,"三世说"由是具有了王道论和历史观的色彩。随着清代公羊家对于"三统说"、进化论等观念的引入,"三世说"遂又成为通古达今和革故鼎新的象征。"三世说"的这一演进过程表明:作为经世之学,儒学始终直面现实,关注世界的变化,并试图以自己的理论创新回应、解决实践中的新问题。     

由康有为论近代人道主义与传统儒学的关系

中国近代人道主义与传统儒学的关系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康有为用人道主义思想否定了封建道德纲常对人的束缚 ,但并不否定儒学 ,而是认为用人道主义阐释的儒学是真正孔子儒学。过去一般认为康有为这是打着孔子的旗号宣传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 ,其实不完全如此 ,康有为实际上是用人道主义改造传统儒学 ,试图使儒学在近代蜕变为人道主义化的新形态儒学。同时 ,康有为也用传统儒学改造了西方人道主义思想 ,否定了西方人道主义中的个人主义观念。康有为的这些思想代表着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重要特点 ,显示了人道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学在近代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     

康有为对孟子性善论的阐释

在康有为的人性论中,《孟子微》具有独特价值。《孟子微》中的人性思想成熟而深入,并包含对性善论的三维阐释:一是在三世说的视野中将性善称为“太平之基”,二是在人类品性的差等视野中把性善视为“为上根人语”,三是在生命个体的构造视野中认性善为“以魂统魄”。康有为还创造性地以“性善”为“平世之法”,并将“平等”“民主”等现代政治观念与之凑泊。这种立足于儒家心性论而展开的现代性叙事,虽然“尽精微”不足,却在“致广大”的层面蕴示着儒学发展的未来。     

康有为对孟子性善论的阐释

在康有为的人性论中,《孟子微》具有独特价值。《孟子微》中的人性思想成熟而深入,并包含对性善论的三维阐释:一是在三世说的视野中将性善称为"太平之基",二是在人类品性的差等视野中把性善视为"为上根人语",三是在生命个体的构造视野中认性善为"以魂统魄"。康有为还创造性地以"性善"为"平世之法",并将"平等"、"民主"等现代政治观念与之凑泊。这种立足于儒家心性论而展开的现代性叙事,虽然"尽精微"不足,却在"致广大"的层面蕴示着儒学发展的未来。     

儒家人性论的政治化处理——康有为的人性论与三世说

康有为继承了董仲舒人性论的两个要点:性情理论、王教与善的关系。他以脱胎于性情理论的魂魄框架为基础,分判了孟、荀的优劣,并将两者整合为孔子法,从而形成了一套分析不同人性因素与政教方式、社会环境的政治哲学框架。从"人为天生"的德性维度出发,王教的使命是普遍的成全人性,康有为进而将该观念带入孔子法中,完成了从性恶法到性善法的上升,人性亦随文明进化而得到成全。因此,人性论可说是康有为三世说的脉络之一,亦是一种对儒家人性论的政治化处理。     

从古代传统的变易史观到近代历史进化论

中国古代传统的变易史观,内容丰富,思想驳杂,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道家的否定人类社会文明和儒家的称颂尧舜、讴歌“三代”的退化历史观;二是以“五德终始”说和“一治一乱”说为代表的循环历史观;三是主张社会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交易进化历史观,其中,在社会上影响较大的,是儒家的颂扬“三代”的退化史观和“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到了近代,由于社会历史发生了大变动,又受到西方进化论思潮的影响,古代传统的变易史观便转变为近代历史进化论。资产阶级早期维新派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变易进化历史观,是从古代传统的变易史观到近代历史进化论的一个中间环节。近代历史进化论的开创者是康有为。他的“三世”说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历史进化论的理论体系,但它采取了传统经学的形式。严复的历史进化观则自觉地以达尔文进化论等近代自然科学为基础,摆脱了传统经学形式,更完全地具有了近代的形态。梁启超提倡新史学,鼓吹史学革命,把历史进化论进一步加以系统化,旗帜鲜明地反对了封建旧史学,批判了“一治一乱”历史循环论和其他非历史主义观点。近代历史进化论取代传统的变易史观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其中有批判,也有继承。     

康有为人性论思想研究

康有为的人性论思想包含三个部分：（１）自然人性论,它是康有为人性论思想的核心;（２）情欲合理论,它是康有为人性论思想中重要的和颇具特色的组０成部分;（３）变化气质论,它是康有为人性论思想中具有实践意义的内容,也是康有为的自然人性论与中国古代的自然人性论的区别所在。康有为的人性论思想汲取了我国古代人性论思想的精华,并有新的发展,批判地继承康有为的人性论思想,对于我国心理学思想的发展和当前的教育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中国哲学历史观的演进与变革

本文揭示了近代中国哲学历史观的演进与变革,从龚自珍、魏源的变易史观,到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的进化史观,再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唯物史观,是一个梯次递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是进化论。中国近代的进化论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反帝反封建最有力的思想武器。而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则实现了中国近代哲学历史观的巨大变革。     

康有为思想研究

一、康有为的自然观李泽厚、任继愈认为康有为的自然观有难物主义倾向。李泽厚指出,康有为继承了中国“气”一元论的传统和形式,加添了他们当时所能了解的近代科学的新内容。“气”被饱饱地填进了近代化学物理学的科学物质概念,如“以太”、“电”、“元素”的内容。康有为在自然观上也坚持着进化发展的观点,是受了十九世纪达尔文进化论的影     

评章太炎的进化论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与此相适应,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也发生了重要的变革。这就是,近代西方进化论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由传入到播开,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成为这个时期哲学思潮的主流。进化论作为一种进步的、比较系统的学说,是通过严复翻译和介绍《天演论》于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此后,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乃至再后来的李大到、陈独秀等先进思想家们都曾积极地宣传过进化论学说。进化论学说的传播,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既巨大又深远。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的近三十…     

论梁启超对康有为孔教思想的介绍、评价和误读

在《南海康先生传》中,梁启超不仅将康有为称为中国几千年未有之宗教家,而且声称康有为"宗教思想特盛",并对康有为的宗教思想予以概括和阐发。在《论支那宗教改革》中,他声称自己的演讲只不过是"述康南海之言"。就康有为的宗教思想来说,梁启超对孔教思想的介绍、阐发最多,态度变化也最大。从早期梁启超对康有为的亦步亦趋到后来的公开驳斥,直观地展示了梁启超与康有为的思想分歧。通过梁启超对康有为孔教思想的介绍和评价,可再现梁启超对康有为孔教思想的误读及两人思想的分歧。     

论梁启超对康有为著作的侧重、解读和态度变化

梁启超好史,尤其对清代学术史研究情有独钟。他是康有为的学生,对康有为的关注自然成为其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南海康先生传》《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到《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对康有为的介绍、宣传涉及方方面面。就对康有为著作的解读来说,梁启超始终侧重于《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而很少关注其他著作。如果说对这三部著作的侧重、解读奠定了梁启超对康有为的整体评价和历史定位的话,那么,其中的态度变化则生动再现了梁启超本人的思想变化以及与康有为思想的差异。     

康有为的古经新解与经学的近代转型

康有为揭橥孔子和经学的旗帜 ,并借用西学对其进行改铸 ,从而把孔子塑造成君主立宪政体的缔造者 ,把经典改造成君主立宪政体理论的载体。康有为之所以能这样做 ,与经学与时俱进的特征、自身学贯中西的知识储备以及现实社会的需要有很大关系。康氏所为 ,开援西入儒之先河 ,拓展了儒家的外王学与内圣学 ,促进了思想的解放 ,对构建当代新文化也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