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脉传承与扬名显亲——论《颜氏家训》的齐家之道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颜氏家训》是一部流传广、影响深的家训名著。此书通过血脉传承和扬名显亲两个基点,把传统的家族意识转化为保持家族存续与繁荣的具体规范,为世俗社会确立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行为准则。《颜氏家训》的齐家之道,无论是对治家原则的把握,还是对家庭人伦关系的关注,其思想宗旨皆在于通过确保家庭的和谐与秩序达到家道的长远;而有关修身立名、传业扬名的训诫,则集中体现了家族意识中更为积极的价值取向。这种思想宗旨和价值取向在后世的家训及蒙学读物中不断得到发扬光大,其基本精神在世俗民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理解儒家世俗伦理的思想理念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论《颜氏家训》中的政治道德教育思想

《颜氏家训》是南北朝后期士大夫颜之推撰写的一部训教子孙的著作,内容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教育后人如何修身立世、传业扬名而后齐家兴族,不过,颜之推也在《颜氏家训》中渗透了不少政治道德教育思想。这些思想既包括政治伦理方面的内容,也包含为官道德思想方面的体会,而这些政治道德教育思想不仅确保了此后颜氏家族在政治上的平稳发展,也确保了颜氏家族在政治伦理道德上光辉形象的形成。     

儒家，还是杂家？——《颜氏家训》思想归属辨析

从《颜氏家训》作者的家族文化底色、思想来源、作品主题、核心价值来看,《颜氏家训》的思想归属是儒家,而不是某些学者所认为的杂家。第一,从《颜氏家训》的“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的学术追求与使命担当来看是儒家而非杂家;第二,从《颜氏家训》的“整齐门内,提撕子孙”的宗旨来说,是儒家的齐家之道,不是佛家的出家之法;第三,从《颜氏家训》坚守仁义诚孝的核心价值来看,《颜氏家训》是儒家而非杂家。虽然《颜氏家训》有“曼衍旁涉”之处,只能说其博大,但这不能作为判断其思想归属的根据。     

从《孔子诗论》所言《关雎》主旨看儒家的礼教思想

<诗经·关雎>是孔子及早期儒家最重视的篇章之一,但西汉以来后儒所言<关雎>主旨却是说法纷纭.新出土的郭店楚简<孔子诗论>言<诗经·关雎>主旨是"改",即由"好色之愿"到"返纳于礼"的转变.孔子及早期儒家对<关雎>的重视,反映了孔子希望"正夫妇"之礼的愿望,以及要求人们"克己复礼"并重视婚姻家庭伦理教化的观念.     

礼防与王化——论《汉广》《汝坟》诗教之旨

礼防意味着华夏之为华夏的文明贞固性或礼秩基础。但自近代以来,中国绝大多数知识人对礼防的态度却与往不同,他们将之理解为压抑人性、阻碍自由的消极力量。另一方面,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变革,在家庭及社会伦理方面屡现的种种弊病,恰恰也跟近代礼防崩溃后的社会状况息息相关。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诗经》中《汉广》及《汝坟》两篇所蕴含的礼防思想,探讨礼防与人之性情的关系,并分析周文礼乐如何经由先秦儒家思想发生的转换,进而揭示礼防崩解与"古今之变"的特殊关联。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德福观管窥——以《颜氏家训》为例北大核心CSSCI

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分裂战乱时期,其士大夫阶层的德福观念也较其他时期不同。《颜氏家训》作为士大夫教子治家的家训著述,集中反映了当时士大夫对德福关系的看法。参之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们的言论行止,不难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德福观是矛盾和复杂的,其主要特点表现为:坚持修德致福的德本论,但亦有道德退化的彷徨;重视家族教化和敦睦,但也出现亲情淡漠、析产别居的趋势;认同诚信正直、求福不回的主观能动性,亦不乏天命和福报的宿命论倾向。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德福观的产生是深受当时离乱的社会现实、佛道等宗教伦理观、儒家的道德教化观念、各民族异彩纷呈的价值观念,以及士族门阀制度等综合因素影响的。     

王阳明与陈白沙之间是否存在学脉传承关系?——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相关论述辨正

束景南先生在其《王阳明年谱长编》中,关于阳明在成化十九年就已经认识白沙并深受其影响、就已经对白沙学问"熟闻习见"的论述;关于阳明在成化二十年便与张诩相识,"盖张诩可谓阳明生平最早相识之白沙弟子,自此阳明乃可从张诩接触白沙之学"的推断;关于"张诩确在弘治十八年来京师,将《白沙先生全集》赠王华、阳明"的考证,都缺乏足够的文献依据,值得怀疑。因此,束先生关于阳明与白沙之间存在"学脉传承"关系的论断,值得商榷。     

在道儒之间:道教经典《太平经》政治伦理的儒家意蕴

道教经典《太平经》蕴含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如忠、孝、诚信、仁等政治伦理规范,以民为本的政治道德原则,君臣相须的政治主体美德,德主刑辅的政治制度伦理。由于《太平经》产生于儒家伦理盛行的汉代,所以其政治伦理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儒家意蕴。研究《太平经》政治伦理的这个特点,不但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太平经》这部早期道教经典产生的社会背景,而且对研究整个道教伦理的历史演变具有重要的价值。     

人格、人伦与风尚——儒家“贵”观念的伦理维度论析

儒家之"贵",不限于与等级制度密切相关的权贵、贵族等范畴。"良贵"才是儒家之"贵"的精神内核,孟子将其预设为人们应该向往和追求的一种普遍、广义的"好"。由个体人格的培育而言,"贵"有趋向于美善的品质,实为理想人格的价值存在样态;从人伦关系的建构中看,"贵"以"礼"、"义"、"仁"等核心道德范畴为支撑,并涵括了以尊礼、行义、辅仁等为中心的伦理考量;就道德风尚的形成来讲,"贵"因人们的崇尚而构成积极的、美好的理想和信念,有价值引领和道德导向作用。儒家之"贵",以伦理道德为首要价值,物质利益为次要价值,其根核在于精神,且注重典范性意义。"良贵"作为儒家之"贵"的基本原则和伦理底线,与宗法社会背景下的现实之"贵"存在明显的分殊。     

先秦汉代儒家典籍关于孔子《尚书》学论述的分析

有关孔子与《尚书》的关系,传统学者认为关系密切,而现代学者曾受疑古思潮影响,否认传统的看法。当代学者运用双重考据法,认为两者关系密切。在此基础上,就先秦汉代儒家典籍《礼记》《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孔子家语》《孔丛子》有关孔子论《书》的一些内容,从三方面(论"高宗梁闇,三年不言"、《高宗肜日》"德之有报之疾"说、孔子阐发《吕刑》篇礼刑观)论述先秦汉代儒家心中的孔子的思想、他们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阐发,由此可见儒家内部思想的发展与差异。这在儒家阐释史上很有意义。     

《逸周书·宝典篇》与儒家思想

《逸周书》对于考察孔子和早期儒家学说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宝典》篇中便能够清晰地看到早期儒学的影子。其中关于“仁”的内容,对孔子“仁”的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影响;所述“四位”、“九德”、“三信”的内容与儒家的修身思想关系极其密切;“十奸”、“十散”涉及择人、敬谋问题,与早期儒家和孔子亦有一定关联。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参照出土文献等资料分析,《逸周书》的《宝典》篇应是可靠的周初文献。     

浅析马注在《清真指南》中对儒家的看法

马注认为,儒家的典籍中存在上帝(天)等与真主造化万物相关的思想,这是马注认可儒家的基础。然而,孔子、子思、孟子之后,上帝(天)等造化万物的观念没有被后儒所传承,这也是马注对后儒不满的重要原因。对于儒家的圣人孔子,马注从真主造化万物这一理念出发,阐释了孔子所谓的"天"这一造化万物的概念,并基本与真主吻合,这是马注把孔子称为圣人的关键。在对儒家综合认识的基础上,马注提出了扶儒黜异的伊斯兰教中国化发展模式。     

朱子《家礼》的编撰及现代启示

朱子《家礼》是应宋代礼仪的世俗化和士庶礼仪的需要产生的。《书仪》和《五礼新仪》在推行中受到冷遇,亦是朱子编撰《家礼》的重要原因。相对于《书仪》来说,《家礼》的优势在于没有繁文缛节,亦没有连篇累牍的考证,易为普通大众所接受。《家礼》对宋元明清时期士庶家族和个人的行为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所具有的变通精神,可为今人重塑礼仪文明时参考借鉴。     

在史学与经学之间——朱子《春秋》观的再检讨

朱子在不同的场合,对《春秋》的说法颇有出入。其或视《春秋》为史学,亦否认《春秋》有义理、书法、条例。但朱子同时又无法否认孔子作《春秋》是“致治之法垂于万世”,在这一经学的意义上,朱子又不得不承认《春秋》有义理、书法与条例。在经学维度上看《春秋》,朱子对后儒之解经颇存怀疑。这种疑虑使得朱子对《春秋》的态度不自觉地由经学转向史学。但如果纯然视《春秋》为史学,这样不仅取消了孔子作《春秋》的意义,而且使得儒家五经之一的《春秋》学成为专计较利害的功利之学,这又是朱子所极力拒斥的。这或许就是朱子的两难之处,从而使得朱子对于《春秋》就不可避免地在经学与史学之间游移。     

“中庸的”无神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和《政治学》关于神及神事的论述初探

亚里士多德谈论哲学、幸福、智慧、美德,分析运动、灵魂、原因等诸观念时无不涉及“神”这一概念。不过,这个明显不同于奥林珀斯山众神的“神”,在自然哲人那里未曾有明确定义,亚里士多德却以哲学的方式将之确立起来。这个“神”既是哲学的最高原则,也是无形之中否弃传统诸神的利器。因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之神”更接近无神论,或者说更有可能颠覆传统的诸神信仰。然而,透过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中对神与神事的论述,我们却发现亚里士多德在实践层面对传统诸神信仰的维护和建构。本文试图探究亚里士多德在这些作品中如何论及神与神事,并尝试理解其意图。     

《性自命出》与《淮南子·缪称》论“情”

郭店楚墓所出儒书《性自命出》 ,据内容可划分为上、下两个部分。这两部分中都有不少地方论及“情” ,下一部分对“情”的重视尤其引人注目。据考察 ,这种重视“情”的思想 ,亦见于《淮南子》的《缪称》篇。而《缪称》 ,据前人研究 ,乃是一篇保存了大量儒家子思学派学说的文献。本文通过征引《子思子》佚文与《缪称》及《性自命出》比较 ,认为《性自命出》对“情”的看法可能出自《子思子》 ,为研究《性自命出》等篇的学派性质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     

“子谓《韶》”章辨正——孔子思想中的艺术和伦理

关于《武》未尽善的原因,历来的主流观点是:周武以征伐取天下,不如虞舜揖让而受。此观点或导向德由天授,或导向仁义两难,这显然与孔子的思想相悖。除此之外,古今学者又提出了未致太平说和声淫及商说,这两种解释同样各有漏洞。考察《论语》中善字的用法,可以得出:尽善并不是指道德无亏,而是指达到完满的境界。进一步分析表明,美与真的统一是实现尽善的途径,《武》乐因夸饰伐纣的正义性而有违于此,所以孔子称其未尽善。在孔子的理想中,美具有伦理的意义,伦理具有审美的价值。     

从《战国策》看战国时期社会风气与思想倾向

《战国策》中的思想极其复杂，被称作“畔经离道之书”。《战国策》暴露出人类最原始、最本能的一面——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仁义廉耻等儒家通常所谓的美德，跟很多战国策士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但是，也正是在这样宽松自由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的思想与意识由百家争鸣渐渐向儒家的标准合拢，价值观由多元化向一元化靠拢。儒家的价值观正在悄然地受到尊重。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着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意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