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成为圣人之过程及其他

孔子之成为圣人,不是一件突然发生的事情,而是经历了两三百年之久,这就是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末年的那段时间。孔子不是到了汉代才被公认为圣人。促使孔子成为圣人的,完全是民间的力量,官方的力量并没有起作用。孔子的弟子、再传弟子等对此当然起了作用,但不能夸大这种作用。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孔子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共同的圣人,而不只是帝王的圣人,不只是所谓"统治阶级"的圣人。圣人与神不同,故尊孔子为圣人,并不一定意味着对他的迷信。     

从尊重孔子到今世完人:明清时期穆斯林知识分子的孔子观

自西汉代以来,儒家思想受到推崇,孔子被尊为圣人。明清时期,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在用汉语阐释伊斯兰教思想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孔子观。一些穆斯林知识分子尊重孔子,但对有关太宰嚭和孔子的对话内容作了取舍和发挥,认为孔子听闻的"西方圣人"是至圣穆罕默德;一些穆斯林知识分子把孔子纳入圣人之列,但在至圣穆罕默德之下;马德新认为东土圣人言人道,西土圣人言天道,各有自己的职责;唐晋徽提出孔子是今世完人、穆罕默德是后世完人的思想。对待孔子的态度,反映了明清时期穆斯林知识分子在宗教信仰和社会现实之间努力寻求一个合理关系的思想历程。     

先秦汉代儒家典籍关于孔子《尚书》学论述的分析

有关孔子与《尚书》的关系,传统学者认为关系密切,而现代学者曾受疑古思潮影响,否认传统的看法。当代学者运用双重考据法,认为两者关系密切。在此基础上,就先秦汉代儒家典籍《礼记》《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孔子家语》《孔丛子》有关孔子论《书》的一些内容,从三方面(论"高宗梁闇,三年不言"、《高宗肜日》"德之有报之疾"说、孔子阐发《吕刑》篇礼刑观)论述先秦汉代儒家心中的孔子的思想、他们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阐发,由此可见儒家内部思想的发展与差异。这在儒家阐释史上很有意义。     

荻生徂徕的孔子观——从“圣人”到自画像

随着中国儒学传入日本,中国儒者推崇孔子的传统也随之传入日本。但日本江户时代中期的儒学家荻生徂徕却与其他的儒家学者不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孔子观。由于徂徕认为自己不是圣人,所以不能凭借私意来判断孔子是否为圣人,只好随众一起姑且称孔子为圣人。孔子将"先王之道"传于后世,所以徂徕认为孔子是"传礼者"或传道者。而徂徕认为自己同孔子一样也是将"先王之道"传于后世即当时的日本,所以徂徕也将自己定位为传道者;加之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政治主张同孔子十分相似,所以徂徕也以日本的孔子自居,即将孔子作为自己的自画像。     

郭店楚简的圣人观:正身与正世——兼与孔、孟的圣人观比较

郭店楚简的圣人观处于孔子、孟子之间的过渡阶段。孔子推崇圣人而强调难以企及;郭店楚简首提圣人之性,指出圣人通过道德修养,正身而治世,能得以实现圣人之道;孟子降低了圣的高远性却广开了成圣之门。先秦儒家从孔子郭店楚简再到孟子,其圣人观显示出各自的特色,对后世影响深远。     

圣凡之间:孔子的生命境界问题及其展开——以“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的诠释史为中心

《论语·为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本是孔子自述的"学而知之"之序。然而,随着孔子"圣人"形象的逐步确立,魏晋之后的诸多学者认为"生而知之"的孔子之所以降格陈述这一"学以成圣"过程,意在通过"隐圣同凡"的方式"为学者立法"。问题在于,虽然"隐圣同凡"的"退讬"策略消解了"学知"与"生知"之间的张力,却有割裂圣人之言与行、为人与为己的危险。因此,"圣道无隐"的"亲证"原则在其他一些学者那里又被重新确立起来。但"圣道无隐"也蕴涵着一个内在难题,即"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是否"恰好"意味着孔子生命境界的"至极"?对此,张载的解读指示出孔子生命境界的"未尽"之蕴。     

从“三达德”看孔子的“述而不作”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学者多以为是孔子的自谦。但孔子明言自己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信而好古"者,其学说当是在萃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整合、提升而成,其意义相当于再创作。孔子所推尊的智、仁、勇"三达德"虽非首创,但经其整理后,内涵更为深刻。章学诚"圣人学于众人"之说,适足说明孔学的源头活水是在社会生活之中。     

《易传》圣人形象初探

《易传》中的圣人形象有一个由原始儒家以品德、知识论圣人,到汉代儒家以得位、法治论圣人的发展过程。而圣人的形象,也由品德卓越的人,变为兼具完美人格与理想地位的人。在这一过程中,对圣人之道的理解、对贤人的认识、对圣人作用的确认等思想因素的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语》“子在齐闻《韶》”章的诠释史考察

《论语》"子在齐闻韶"章表述的是孔子与音乐交集的一个历史事件,历代学者围绕此章释义进行了多层面的思想对话。皇侃《论语集解义疏》认为孔子借闻《韶》忘味表达对天下无道的悲痛,反映了孔子的政治意识;程颐、朱熹等通过对孔子与《韶》乐关系的分析呈现了理学家所向往的圣人境界;而现代学者如钱穆、徐复观等人认为该章传达着儒家的艺术精神。本文通过对《论语》"子在齐闻《韶》"章的诠释史考察,揭示孔子"在齐闻《韶》"事在不同历史阶段被赋予的不同思想意蕴,最后落脚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艺术精神,借以深化对儒家与音乐关系的理解,领略经典在塑造文化传统中的历史影响与现代意义。     

论孟子对西汉今文经学的特殊贡献

历来治经学者都将经学渊源上溯到荀子,本文认为孟子对西汉今文经学的兴起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孟子关于孔子作《春秋》说奠定了经学独尊的理论基础,孟子的某些观点有助于今文经学走向体系化,孟子改造现实的精神直接为汉代经学家所继承,孟子的许多学术观点为西汉今文经学所吸取。孟子对西汉今文经学的贡献决不在荀子之下。     

刘逢禄之“例”学

孔子作《春秋》,三传为之诠解,传以经言大义,后人理解"微言大义",或以孔子口传密授,仅公羊得之;或藉"义例"褒贬言之。清人刘逢禄认为,阐释圣人微言大义,必须兼有师法传承与义例褒贬,方能彰明圣人著述思想。清代发扬今文经学,尤推何休,义例之学同时得到重视。论文认为除了经学内在的汉学溯源,清代对"例"的研究,有一部分影响来自清代对"律例"的不断修纂,深化了经学家对"经例"的重视与诠释,同时将汉代藉经义以决狱的做法重新发扬,刘逢禄即具代表性人物。     

以《易》明"道"的易学史观--郭雍易学史观研究

郭雍是兼山学派的代表人物,学术思想属于程门支流.郭雍秉承义理解易之风,推崇二程、张载而又自成一家.郭雍反对象数派的<河图><洛书>衍生大易的观点.他认为<易>为圣人明道之书.到了春秋时期,大道不行,卜筮成为主流.<易>为包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圣人所作.对"道、象、数"的关系,郭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郭雍还认为汉代以来,象数之学附会于<易>,圣人之道熄灭无传.直到程颢、程颐、张载三先生发挥易理精奥,圣人之道才得以重现.郭雍的父亲郭忠孝是程颐的学生,郭雍作<郭氏传家易说>的目的就是继承程颐和其父的解<易>传统,阐明圣人之道也.     

圣者情怀——“丧家之狗”试解

分析说孔子如"丧家之狗"一典的各种出处,可知此"丧"字应读平声,"丧家"意为丧事人家,暗喻当时礼崩乐坏的周王朝。孔子为国为民忧伤憔悴,是以"累累若丧家之狗"。相关记载反映了孔子的圣者情怀。还原孔子的前提是还原"圣人"。"圣人"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概念,凡圣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照大多数标准来看,孔子都是圣人。真正地还原孔子,无须也不可能把历史赋予孔子的圣人称号撤去。     

老学早于孔子说商榷

近二三十年来主张老学早于孔子的学者所用的论据既不足。陈鼓应先生引用先秦、汉代儒、道书及史书,以论证老子、《老子》早于孔子,文章多有曲解、误解原文之处,强文意以就己说。兹既检证其说之非,则老子、《老子》书不可能早于孔子。     

从因循之路到怀疑之途:汉至明学者关于孔子与《尚书》关系之论述

孔子与《尚书》的关系是《尚书》学史上的一大问题,前辈学者对此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孔子是否删减或者编次《尚书》以及为《尚书》作序上。这种讨论延续了两千余年,至今未有定论。《论语》本身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孟子》、《荀子》也没有提供相关的信息,汉代司马迁明确指出孔子编次了《尚书》,班固则有孔子删《书》为百篇并为之作序的说法。后汉时期,孔子删《书》并为之作序的说法很有普遍性。孔子删《书》百篇并为之作序之说创立后,汉唐学者,无论是经今文学家还是经古文学家亦或史学理论家,大体因循而无异议。宋、元、明学者对于孔子与《尚书》关系的认识,怀疑与肯定汉唐学者观点的均有之,就具体内容而言,在孔子与《尚书》方面,认为孔子编次了《尚书》的意见依旧占主流,而在孔子与《书序》方面,反对的意见开始占上风,许多学者开始否定孔子作《书序》。学术在因循与怀疑之路途中得以演进。     

荻生徂徕的圣人思想辨析

对圣人问题的探讨是揭开荻生徂徕思想极其重要的一环。本文通过徂徕的文本梳理与义理剖析,阐明其笔下的圣人区别于我们通常对于圣人的理解。徂徕所定义的圣人是不可得而知、不以其德论之的参与礼乐刑政制作的先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处在圣人这一群体中具有特殊身份的孔子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明确徂徕是如何肯定孔子作为区别于先王之圣人的特殊"圣人"定位的。最后,从圣人聪明睿智之德受诸于天以及"四民"皆"役人"的角度,分析徂徕否定后人成圣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揭示了徂徕认为圣人不可学而至的原因及其理由所在。     

矛盾、妥协与进取——孔子尊圣与孟子的道统建构

德、位乖离是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理解孟子道统论的切入点。面对德与位的现实矛盾,孟子相较于孔子表现出更多的妥协,其表现就是以“仁政”代替孔子的“德治”主张,在承认道统与政统背离的现实无法改变的状况下,希望政统接受道统的裁制与指导。然而这就必须提高道统的地位,确立其独立性与至上性。孟子采取的方法是构建系统化的道统理论,这种构建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其一,通过以孔子之道对政治的指导性价值代替实然的历史功业,弥合孔子有德无位与上古圣王德位双全的差异,将孔子确立为传道之圣人,以确定道统相对于政统的独立性;其二,以道统传承的严整的时间形式,表明道统具有天命性质,以确定其至上性。     

重论孔子的历史文化定位问题

孔子在历史上的影响极大,但对他的评价在古今却存在巨大差异。之所以会如此,往往与政治上的需要或影响有关。如汉武帝尊儒是为利用孔子儒家缘饰汉代政制;为迎合武帝,董仲舒首启孔子《春秋》素王说推尊之。近代五四把孔子作为与科学、民主对立的旧文化传统的代表予以批判,其极乃有"文革"批孔视之为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派,并利用战国封建论证成之。如果去除此类政治因素客观公正地评价孔子,首先必须改变春秋是礼崩乐坏时代的消极认识,承认周礼是西周春秋以来具有承前启后积极意义的文化发展成果,孔子是利用周礼为中华民族缔造文化根脉的集大成圣人。     

孔子的人格

无论是儒教还是佛教,都有自己的圣人。但圣人并不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跟佛陀一样,孔子的一言一行都是平实的,平淡中透出高尚。孔子是古代著名教育家, 他有他的政治抱负,他一心一意要改善社会,因此淑世便是他的理想。孔子汲汲乎入世,但他并不以做官为目的,他做官是为了做事。有条件他可以出而为仕,没有条件,他就为了自己的理想教书。以培养学生为理想实现的初步。孔子与释迦的学说都是以人为本的。释迦看到人生的悲哀一面,希望人们能够早作计议。孔子看到人世可改善的一面,希望尽力而为,逐步实现一个理想的社会。     

谶纬思潮与三皇五帝史统的构拟

三皇五帝史统的最终确立,与汉代谶纬思潮的盛行密切相关。综考三皇五帝史统的形成原因,既有天文历法上的启发借鉴因素,又有宗教祭祀层面的社会信仰需求,更重要的是作为政治上的法统传承象征,能给国家神话提供秩序支撑辩解。三皇五帝历史体系的主要属性,是古史系统与祭祀祀典的合一。其中既包括圣人崇拜的文化心理意识,又从历史传统上印证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人文信仰特征。